道教史上有一个问题对于后人来说是难解之迷：《周易参同契》素有“万古丹经之王”的称呼，在东汉后期，《周易参同契》确立了道教的解易系统，但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然而，进入隋、唐时期之后，《周易参同契》却渐被世人所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沉寂的原因，学术界对之进行过一些探讨，如卢国龙先生就认为：“晋南北朝道教丹术对于技术层面的重视，掩盖了对于理论层面的应有关注。”①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道教的金丹家过分重视对于炼丹技术的探究，而忽略了对炼丹原理的理论思考，因此，《周易参同契》所讲的炼丹理论也就得不到道教教内外的认可。卢先生此说，对《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的沉寂之因，给出了合理解释！

除上述原因之外，《周易参同契》在魏晋的沉寂，是否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作为汉代黄老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周易参同契》的命运还可以和两汉黄老思潮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来思考。汉代黄老思潮的兴衰，与历史时势紧密相关。汉初之所以实行以黄老思想治国，主要目的在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被长年战乱所严重破坏的生产力；西汉发展至武帝时，不再以黄老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是适时地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故武帝后，黄老道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东汉前期，光武中兴，亦面临战乱后的重建问题，黄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重新被统治者所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黄巾大起义失败后，统治者深惧黄老思想，故而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周易参同契》，可能在当时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从《周易参同契》中可以得到一些证明：如其谓“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又说“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何以要“委时去害”、“化迹隐沦”？因为《周易参同契》具有鲜明的黄老思想特色。在汉末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思潮，其合法性皆受到一定程度地质疑，这种情况发展到魏晋，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正是为何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易学的发展史来看，由于汉代象数易学的日渐繁琐和神秘化，在经历了两汉的充分发展后，至魏晋时期，汉代象数易学走向了它的反面，被以王弼以代表的玄学易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学风由繁琐趋向简易的变化，并且所讨论的理论话题也有着重大的改变。由于受佛教传入的影响，理论界逐渐抛弃了对汉代天人感应问题的讨论，进而将关注点转向了探讨现实之后的本体问题。魏晋玄学吸收了佛教重本体思考的理论思路，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有无本末的问题，对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思考，这个思考是通过对《老》《庄》《易》三玄之学的阐发来进行的，因玄学的话语系统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周易参同契》不合时宜的汉易象数学话语系统不为时代所重，故不能不相对地沉寂。当然，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周易参同契》虽不是魏晋六朝时期的显学，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葛洪的《抱朴子》、《神仙传》，陶弘景的《真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仍然对之有所提及。

隋唐时期，道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新、旧《唐志》已有对《周易参同契》的记载；在唐代，直接出现了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两种外丹注本，即托名阴长生的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的注本；在当时的很多炼丹的著作中，直接称引《周易参同契》中句子的情况较为普遍。

为什么隋唐之后，《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会逐渐增大？我们对此做一简略分析。从思想史和道教史的发展角度看，受佛教中观“有无双遣”思想以及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六朝后期至隋唐时期，道教中有“重玄”学派的兴起。所谓“重玄”，取自《老子》首章所云“玄之又玄”，并以之而开宗明义。唐代道士成玄英、李荣是“重玄”学派的重要代表。重玄学比玄学更进一步，玄学兴起的原因在于探究现象后面的本体的需要，以求得为现实制度和生活立法的功效，它一般是在有与无的范畴之内来讨论问题的，在其虚无、逍遥的学风中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的情感在其中。重玄学虽也是为了求证最终的本体，但这个本体在确立的过程中，排斥任何的规定性，既不“贵无”，亦不“崇有”，也难说就是“独化”；其用来论证本体的方式、方法主要是“否定”。仅就学术思辨的水平言，相对于魏晋玄学，重玄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重玄学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立法，不是为寻求现实制度的根据而建立，它侧重于引导人们去除对现实的执与滞，直接契入本体。应该说，道教重玄学更近于佛教中观学的出世主义，而与道教一贯重视现实教化的传统有所悖离。

重玄学直接开启了道教义学的心性之路，其功效性当然不容抹杀。但随着重玄学的发展，其“绝对否定”的方法论原则越来越构成对道教传统“重现实教化”宗风的破坏。隋唐以来，道教各家在对《周易参同契》注释的过程中，以汉易的卦气说、阴阳五行说、纳甲之说等等为基础，认为《易》体现了天地之道，人法天地之道能修成还丹，与天地同在；更重要的是能认识天道规律、驾驭现实，沟通天与人。这对于恢复道教传统的重现实教化的宗风，在理论上更有价值，在实践中更有实效性。因此，尽管从隋唐一直发展到宋，道教重玄学仍然有所建树，但与此同时，以阐发《周易参同契》的天人思想为重要内容的道教丹道之学开始崛起并趋于兴盛。而唐宋时期，思想比较自由、宽松，道教的地位也相对比较高，因而也不容易出现汉以后的那种情况，即政府和社会对《周易参同契》产生任何不利于其发展的种种偏见。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唐代成为道教中的一门显学，卢国龙先生曾对此作过精辟分析。②他认为，金丹术在实效性和技术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促进道教界进一步思考金丹的原理，以期从理论上取得某种突破，寻求道教金丹发展的新路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都承认宇宙的基本原理是元气生成，宇宙间洋溢着生气，生机流转，造化无穷。人得天地钟秀之气而最灵，能体悟宇宙生机的动跃流转，因应自然进而驾御自然；而在道教众多的丹经中，《参同契》对此元气生机论的原理阐发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这是唐代时《周易参同契》从众多丹经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的一个起因。对卢先生此论，我们还可以给予一些资料上的说明。如对于以修丹之理与天地造化的变化之理相比拟，隋唐时期的丹经多有对此问题进行阐发者。似出于唐代的《太清元极至妙神珠玉颗经》认为，人之生成与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卦之运行变化同理，因此人之修炼，亦与天地造化同途。此书所述丹道之诀，其周天符火进退与《周易》卦爻变化是相配合的。唐代丹经《通幽诀》认为道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合而为还丹，还丹之理同于天地造化之理；唐五代丹经《陶真人内丹赋》认为修道者法天地阴阳之两仪，取象《周易》八卦，混阴阳之变化，顺日月之厘度，交媾水火，降伏龙虎，九还七返，可成还丹；原题阴长生注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陈国符先生《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认为出自唐代，此书假乾坤坎离、日月阴阳、四象五行，金石卦爻，以言道教的丹道修炼。上述这些丹书之所以讲炼丹还要结合天地之理来进行论述，反映出隋唐道教的炼丹术和东晋葛洪和南朝陶弘景时的炼丹术相比已有了重大的不同。炼丹的技术当然还是关注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对炼丹进行理论的论证逐渐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周易》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周易参同契》合大易、黄老、炉火言丹道的传统在隋唐五代得到继承和发扬。天道与丹道的同一，使得道教炼丹的过程成为和天地造化同途的过程，炼丹的意义，不仅是求得长生不老，更重要的是求得人与天道的合一。

隋唐道教丹经还以《周易参同契》所载汉易象数学的理论形式，如卦气说、阴阳五行说、纳甲说等，论天地造化的节序，并以之描述道教丹道的火候。《周易》卦爻符号的变化被用来表征天道阴阳消息进退的信号，修道之人法此而行，就能与天地合，与大道通。这里面也暗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即道教丹道的修炼节序同于天地造化、生人生物的节序。这个观点，在道教中人看来，是丹道修炼的一个重要前提。

因此，从学术史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周易参同契》在不同时期的沉寂与显扬，实有其内在的原因与理路。通过对其原因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道教、易学的发展历史，勾勒出道教与易学学术流变的轨迹、脉络，而这对于更好地开展道教史、易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伟文，此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道教易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1BZX039）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① 卢国龙：《论唐五代道教的生机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6页。

② 卢国龙：《道教易学论略》，《论唐五代道教的生机观》，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