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国学大师许嘉璐先生在《道教的未来》一文中所说的，我做为一名秉诚的道教徒而深有体会，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深入的研读和理解，交与广大道友提供参考。

道教，和世界上一切伟大宗教一样，之所以出现，是要回答人们最重要、最切身的关心，包括人是从哪里来的，最终要走到哪里去，以及如何解释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恼与灾难。实质上，是人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创造了宗教——包括道教。

2500年前的伟大智者老子和稍后的庄子，以及1800年以来道教众多的先行者张陵、张角、张鲁和历代高道，都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渴望和需求，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为世人提供了他们所能给出的答案。他们先后相承，形成了道学道教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关注人生的传统。

道教博大精深，其礼义基本围绕着诚信、慈爱、养生和生态，以及笼罩着这些思想的“行道立德、济世利人”精神，在现代看来，这都符合圣道先贤的学说和理念，且与当前地球上的形势相吻合。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2000多年来的道教历史，是不是可以说，道家思想和道教都是在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时代出现的；道教兴衰相间，大体也是与国家文化与精神的失据和繁盛相应的。现在地球上的情况呢？我以为颇为类似中国春秋时期和魏晋六朝时的情形：物欲横流，“奇物滋起”；朴真毁弃，狡诈遍地；腐鼠成金，奢泰流行；强梁称雄，冲突不断。面对全球的乱象，深受老庄和道教影响的中国人，很自然地、符合民族思维传统地，要回到先圣先哲那里寻求几乎已经“冷藏”了的民族智慧。道教之呈现复兴之势，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道教也因此需要应对一系列挑战而进行改革，主要用来解决以下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后世道教渐渐与老庄之学的核心理念和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疏离；二是世界已经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科技高度发达，文化多样性逐步为人所知并认同，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对道教从宇宙观、神仙道到符箓、斋醮形成了无形的压力。

先说第一个问题。老庄之学的核心，简约地说，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精辟论说。关于现象界的描述的虚拟，包括庄子恣肆驰骋、无御遨游的想象和对世俗束缚、名利龌龊的厌弃，无不由此生发又得到极大升华。原始道家的出现与形成，就是因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而“知天下之然”，也就是洞察了人类自走出原始状态后，就被日益膨胀的一己之私迷惑着、折磨着、相互残杀着，而人类却身陷炼狱而自鸣得意。老庄自赋的使命就是唤醒世人，回归天道。换言之，他们始终关怀的，是当下社会，是现实人生，是人们的心灵，是人类的未来。

时隔近10个世纪，历经了种种曲折而诞生的道教，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已，人们深感人生之无常，于是顺应其势，逐步将教义的重点偏移到个人的长生久视，同时又吸纳了自古就有的巫觋信仰和神仙之说，于是对宇宙/地球的关怀、对社会本质的分析和对人类的挽救逐渐淡化。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与世界宗教界、学术思想界的走势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且似乎距离越来越大。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人类对宇宙、对社会、对文化、对宗教的反思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不仅对有些宗教的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等等根本性教义发出质疑的声音，而且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所谓绝对真理，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都进行了解构和批判。相对而言，这一趋向反而越来越近似于老子和庄子的初衷。理解了这一点的同时也为当代道教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切入点。

至于第二点，即世界科学发展对道教形成的压力，也需要高度重视。近代天文学、宇宙学、力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的成果都在对各个宗教教义的“合法性”产生很大影响，其过程是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曲折迂回的道路，至今没有终结。受此影响，近几十年来希伯来系列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从对元典的诠释，到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方法、场所建设、服饰仪轨，都在逐渐演变。我们从美国著名神学家约翰•F•威尔逊的《当代美国的宗教》、德国犹太教哲学家赫尔曼•柯恩的《理性宗教》和汉斯•昆（孔汉思）的《作基督徒》（汉译《基督徒》）等著作中可以窥其一斑。综而观之，似乎这种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美国境内所呈现的力度以及在社会层面收到的效果，要比欧洲和亚洲显著，美国宗教的这股变革之风已经波及非希伯来系列宗教范围，例如墨西哥、亚洲移民所带进去的各种宗教和信仰。这也许是欧洲宗教日渐衰落而美国信仰宗教的人和虔诚教徒增加较快的原因之一吧。

现在是不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改革也要考虑这一问题了呢？

从世界思想界的走向看，现代科学越来越理解到，宇宙的事物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微妙的关系；研究任何事物都应该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研究事物要首先分析它所涉及的“关系”；又如，科学证明“时间”（历史）并不像有些宗教所认为的那样，以某一事件为起点，以另一事件为终点，而是无始无终的，可能还是循环往复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线型的，而是有跳跃、有回流、有反复、有平行的。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似乎科学的新成果正在引导着人们缓慢地向着中国哲学，具体说，向着道家哲学移动。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对道教提出了两道考题：一个是如何用科学的进展进一步解读道教教义，特别是老庄和后世高道大德的智慧结晶；一个是如何对待民间依然存在着并且有此需要的巫觋崇拜，如何在首届道协主席陈撄宁道长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释神仙道？既要顺应并引导信众的心理，又要随时符合并运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的假设与结论。在我看来，虽然如威尔逊所说，“宗教关于世界的看法，无论它们为何种传统或来自何种传统，便在个人和社会中保护民众免受通常被称为现代性腐蚀酸的侵害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忽略了或漠视了世界的变化和动态，我们就将拉开与不断变动着的时代的距离，疏远了受到越来越多科学技术训练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换言之，正如菲利普•克莱顿所说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使得人类无法回应人类的危机。                                              

道教如何应对剧烈变动着而且灾难深重的现代世界？道教如何参与对世界灾难的拯救？我认为，关键是进一步改革，更大更深的开放。我所谓的改革和开放，落在具体面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拟人化的“对话”。

一、古-今对话：我理解的实质含义是归元固本、推陈出新。

为建起古-今对话的通道，首先回归元典，即更深入地研究和大力弘扬老庄原著的精义。所谓深刻，是指以今天的视野和各领域的知识诠释其原理。哲学家告诉我们，每一个时期的历史都在对以往的历史叙事进行过滤，也就是后代对以前的遗产总会遗漏或丢弃了什么，同时也会添加进一些后世人的发现和创造。在道教元典的深入研究中，根据先圣先哲所没有领略过、思考过的现象发现他们的先见之明和未及顾上论述的东西，也就是有所创造，超越传统。同时，要像老庄那样，用同时代人极易懂得的话语进行表述，以回应当下社会和人们的关切，否则，也就违背了“道”生生之厚的本质追求。

其具体操作有：

1、聚集高道学者重新研读老子《道德经》等重要道教经典，作出符合时代进步与社会和谐、环境和谐又有利国计民生的解读。同时，高举“爱国有教，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争取党和政府在道教人才培养、教制建设、学术研究、社会公益、对外交往等方面作出政策倾斜。形成制度创新机制，以利于扩大道教影响。这其中还包括道教理论和载体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诸如阐述好道教教义教理，学习怎样宣讲她，同时是否还可以探讨一下儒道合一问题：就这一点，我想在这里作一些深入的解读：
儒道同源这是我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广义的道教尊奉老子李耳为祖，儒家圣人孔子奉老子为师而执弟子礼。基本上属师出同门。儒家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以神道设教。（这里的神就是道教的诸位神仙）“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而道士也俗称术士、方士。

儒家的祭天、祭祖制度基本上等同于道家的祭祀制度。儒家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坛的上帝神主牌在儒家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而昊天上帝在道教诸神仙里是玉皇大帝的前身。而儒教里的其他诸如风雨雷电、四值功曹、城隍、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在道教里是同一个意思和化身。

儒家经典《易经》为占卜之书，（道教的河上公等方仙道士以此为民众施占预卜）《易经》乃是借占卜学修身。每个卦都是修行中的岔路，人身不正，处世即不正。人若生病，事业亦必荒废。、《易经》以宇宙间万事万物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用“阴”和“阳”两个基本要素，（这和《道德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一个意思）。《易经》描述了一个阴阳变化的系统。“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即阴阳），两仪生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两仪是对太极的细分；八卦是对阴阳的细分；六十四卦是对八卦的细分。每卦及卦爻的含义有单独的章节进行释义。对立统一、阴阳互根、阳逆阴顺、此消彼长、物极必反等规律，和这些规律数千年沉淀和积累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等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以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和谐意识。、《易经》规律运用之“无我”和“有我”的二重境界：⑴、“无我”之境界（道法自然）：①、船到桥头自然直：“无我”境界之阴阳变化细分系统的选择。②、顺其自然：“无我”境界之易经规律运用。③、“无我”境界之表现：善恶终有报、恶人自有恶人治、敬天认命、逆来顺受、船到桥头自然直、为无为则无不为等等。④、“无我”境界之古法：“道法自然”。⑵、“有我”之境界（人道合一）：①、探索真理：“有我”境界之阴阳变化细分系统的选择。②、自我实现：“有我”境界之易经规律运用。③、“有我”境界之内涵：“仁义礼智信”之伦理原则、“温良恭俭让”之传统美德、“忠孝勇廉”之高尚品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思想境界、以及“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之开拓精神等等。④、“有我”境界之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以上义理与老子《道德经》的义理几乎相同，可谓殊途同归。

儒教的教义之一“天人感应”是指人与自然万物同类相通，相互感应。人是自然中的一份子，本来于天地万物为一体，相互溶入生息，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只因识神分别之故、渐脱离自然……这与道教的“道法自然”是同一个意思。

纵观以上，中华民族的儒家观点与道家的理论有太多可通之处。我观之契合度在70%以上。而且儒家只有学派之别而无教派建制，融入道家应该没有太大的阻碍。即便儒道不属同源，我们吸取儒家的优秀观点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光大我道教门楣也应亦无不可。（此我一家之观点。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把“冠礼”纳入道教礼仪范畴（这也是我在上边花篇幅论述儒道合一的原因）。冠礼就是正儿八经的戴帽子。设计一种符合华夏礼仪的而又区别于正规道士所带的庄子巾的帽子（我想就是庄子巾的样子、只是正面没有佩玉），用于行冠礼。行过冠礼的帽子，教徒要终生保留，不得毁损、遗失。

借鉴儒家的冠礼使之成为道家礼仪是有根据的，冠礼是华夏礼仪制度之首，又称成人礼，是对汉人进行礼教的开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礼，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礼记•冠义》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这个道也可以说是道教的道。而且道祖老子，东周典藏吏，年二十而冠。所以说，道教始祖太上老君也是行过冠礼的。

这个冠礼也只是针对道教俗家弟子（教众）而言的，不影响道教其他礼仪。对于信奉道教的信徒都要施行冠礼，由道教神职人员主持进行。行过冠礼就表示他是信仰道教的信徒。冠礼是个仪式，有些类似基督教的洗礼或者伊斯兰教的割礼，用以增强教徒的仪式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增强华夏民族的凝聚感和向心力。

所谓道家有重生之门、开悟之法。在封建时代，道教在教化民众的同时是服务于有道明君的，在现代也是为大众开悟心灵、指点迷津、促进社会与时俱进、保护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做贡献的。

二、教-科对话：我的理解为，道教应该广泛融入人民群众或者教众的心理、生活等诸多方面，服务于教众的方方面面，努力践行“生活道教”。

道学道教留给后人的经典，是历代大德高道根据他们面对社会和自然观察和冥思所得出的智慧之果。现在我们不能丢弃他们的实践经验，只在遗产文本里生活，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视而不见。“道”“太极”“自然”“冲和”等等这些道教最根本、最普通的理念，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在印证或质疑着那些更为古老的教诲。今天，我们在关怀社会的时候，特别是在面对受过较多正规教育的人群时，需知人们的苦恼几乎都是内心背离了道家的教诲、吞下了备受诟病的“现代性”的结果；他们更易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所谓最新成果。如果宗教与科学技术的动态发生隔膜，就无异于我们远离了最需要关心的人群。而这也是不符合老庄以及道学道教的原旨以及所有宗教都应具有“终极关怀”的品格的。例如，由道教所哺育和滋养的中国道医，用西方术语说，是人体科学、病理学、传染病学、环境科学、气象学、宇宙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的综合性学问，可能会成为道学道教与现代科学对话既便利又适宜的载体和通道。现在中医正在走出国门，我们是不是应该积极参与呢？

由此及彼，三年前，我在读到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凤林大师在《正一道教当代发展之管见》一文中谈到当代正一道教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时，我也对道教亟待改革深有同感。在中国道教协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道教虽然不断得到发展和取得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教职人员文化水平偏低、人才培养严重滞后、道教组织很不健全、宫观管理体制不顺道风建设力度不强、部分宫观商业化倾向明显等等，与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与道教自身所肩负的使命还很不适应。对此不能麻木不仁，一定要有危机感，树立忧患意识。每一位与会代表肩负着承前启后、振衰除弊的历史重任，希望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思考中国道教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明确发展方向，找准主要问题，确定工作重点，提出有效举措，努力开创道教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那么，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道教人才匮乏、低层教职人员素质低的根源。我认为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

首先分析外部原因：十年动乱和文化大革命，过分扫除孔家店和铲除封建迷信余毒运动中断了道教的发展，是造成道教人才断代的外部原因。

再说内部原因：教内顽固派对道教亟待改革以适应社会进步的形势缺乏足够认识，固步自封的态度是导致人才缺乏的内在原因：

1、从道教教义的精神层面分析：教内顽固派误解老子道德精神，过分夸大“无为”境界，没有理解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实质。只注重个人修习而失去了教化众人修身、为善之本。使道教精神缺乏融入社会大众的理论基础。导致信众日益减少，宫观日益萎缩。幸得1—2个有学识和造诣的人士想出家入道，却因为缺乏精神引领，而被佛家招去，与道家无缘。

2、从道教形式存在的物质层面分析：道教神职人员（道士）的来源，一般来讲，旧时代出家当道士的，基本上是些家境不富、生活无着落的贫寒子弟，只期能够混口饭吃。他们的文化涵养不高，自身素质较低，缺乏有效、系统的学习和长远的目光。这是导致多数教职人员素质低下的原因。现在这一情况也没得到根本解决，由于教理教义缺乏引导，大多数国人都与道教无缘，在绝大多数人心中对道教只停留在修仙神鬼和祭祀活动中，缺乏向往心境，导致后继乏人，现在几乎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入教学习当道士。这一点需要着重加强改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是兴道之基、弘道之本。要牢固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就人才远非易事。那么，怎样才算道教人才呢?当代著名的正一道教领袖陈莲笙道长在《道风集——道教的发展和道士的修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标准，即：“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有坚定的道教信仰；有遵纪守法的道德水准；有精通宗教生活的道学修养；有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活动能力；有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创造能力。”这七个方面的要求，显然是陈道长作为道教前辈针对道教现状对青年一代道友提出的殷切期望，是成为一个合格道士的基本要求。现阶段，我们应大力培养这样的道教人才，结合“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群众中有威信、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努力造就一支宫观管理、讲经弘道、修持修养、学术研究、国际交流、道教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道教人才队伍。

我作为一名秉诚的正一道士，就经常在想：一个道士的工作、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要与世隔绝的修仙成道，被世人投来异样的目光。还是积极的入世，使道教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使道法深入人心，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以德为本、以德为行，抑恶扬善、上善若水，孝敬父母、敬老恤孤，又比如施药治病、怜贫悯疾，助人为乐、助学兴教，再比如谦虚谨慎、慈俭济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劳动自养、自食其力，淡薄名利、和光同尘等等。道教的这些道德伦理思想，是具有普世伦理的价值，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我想还是应该大力倡导的。所以，我又在想，一个道士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社会呢？以怎样的方式在社会大众中传播道教文化知识和传统美德？是否可以效仿基督新教的牧师一样，信奉自己的信仰，象平常人一样的交友、结婚（主要针对正一道士）、工作、学习和生活，遇见普通人或者教友可以安静的传经布道，使平常人找到心灵慰藉、得到正确的指引。为创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类进步出一份力。我想，现在是抓住机遇迎难而上的时候了。

这其实也是践行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大师在2000年庐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上，提出的“生活道教”理念。“所谓生活道教，就是要在发扬爱国爱教、仙道贵生、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等优良教义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道教关爱现实，利益人群，传扬真道，福臻家国，修道成仙的价值理想。将道教信仰落实于生活，将道教精神圆融于生活，运用道教的智慧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从而觉悟人生，升华人生，圆满人生。生活道教指的是生命形态的全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建设生活道教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其核心应该是构建道教义理新体系。当然，这种体系是建立在继承道教信仰传统之上的，“道德神仙”的根本宗旨是不容许动摇的。在此基础上，义理思想应该适应社会生活实际、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有新发展、大发展。作为生活道教的倡导者，我们应该高扬道教作为生命宗教入世而超世的精神，紧紧围绕“道教信仰什么，为什么信仰，应该怎样去做”回答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目前，继承传统与革新教义应该并重。我们不应该一提“继承传统”就固步自封，也不能一提“革新教义”就妄自菲薄。针对当前道教教职人员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在教不懂教”、“在教不言教”的时代弊病，努力学习继承道教优良思想信仰传统的任务似乎更加艰巨。

我们只有对道教面临的有利形势和存在的不利因素有个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道教发展的方向、明确工作的重点。争取用10到20年的时间扭转道教在中国五大宗教中的弱势地位。

三、中-外对话：我的理解为，道教要走出去，包括怎样走出去，使中国的道教成为世界的道教。

世界在变，各个学科在变，各个宗教也在变。任何宗教和学科只有高度关注各国相关领域的动向、与国外同行对话，甚至进入他国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把握他者的新思考、新成果，以供道教进一步改革和开放、适应当下的参考。在对话中，我们完全有资格奉献道学道教的伟大智慧，我们自古对自然、对地球、对宇宙的关怀，完全可以成为人类共同挽救地球的精神支柱；又如，我们“法自然”式的自由，可用来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偏差。如此等等，都有赖中-外的对话。同时，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世界所有著名的古老宗教从教义到外部形式都在静悄悄变化着。它们为什么变了？怎么变的？在变化过程中，它们依据的学理和实践体悟是什么？一旦对这些问题有了我们自己的答案，一定会有助于对自己宗教的反思和提高。

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二十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指导思想也导致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出现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的心性和物欲恶性膨胀等等弊病。正是在这一危机中，西方人才开始回过头来注视几个世纪以来几乎被他们遗忘的、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文化。而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文化尤为引人注目。当代著名的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指出：“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而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世界范围内的道教文化研究热潮也恰恰说明：道教所提倡的自然人文主义精神正是克服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危机的一剂良药。

从世界范围的宗教热潮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复教热、创教热、殉教热、信教热蔚然兴起，此起彼伏。宗教热潮给人两个深刻的印象：其一，经济科技越发达的国家宗教越热；其二，青年一代与社会高层次者、知识高层次者的宗教向度越来越强烈。现实似乎向我们昭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并不能解决人们的精神需求——终极价值问题，反而同时又在促发人们寻求一种真正的道德秩序和心灵安宁的天堂。在这种热潮背景下，道教焕发出无穷的魅力。据1999年2月24日《参考消息》译载英国《泰晤士报》所刊《信奉道教的一代》的报道说：有些西方人为寻找心灵的幸福与和谐，出现了“信奉道教的一代人”。这说明，道教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这也是道教发展的方向。

现在，“中国应该承担起超常的责任”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政治家和一些学者在发出这一声音时，只想到了政治，最多再添上经济，其中甚至有“中国应该顺从世界既有的秩序”的暗示。而我们，作为道家本源，我们深刻地懂得，政治，其实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则是政治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人类道德重建过程中中国道教应当而且是可以有担当的。5000年的中华文明，2500多年的道学智慧，1800多年的宗教体验，足可以担当起挽救世人之心、挽救地球之灾的重任。

我认为的具体措施有：以道教发祥地终南山为中心，建立道教圣地，优化精炼道教教理教义，逐步建立道教教徒朝圣制度，以利于道教向世界传播。逐步在世界有影响的区域设立老子学院或者道院，传播道家思想。使道教的思想光辉不仅普照中国大地，也能温暖整个世界人民。

以上大部分观点、文字摘自许嘉璐先生《道教的未来》一文，特此说明。今我以一个道士的身份，以一个末学后进的资质，斗胆在此提出这改革议题，实是以道教的兴亡、发展为己任，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以起抛砖引玉之用。

(伍罗义道长：湖南省湘潭市道协理事  正一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