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重农”、“贵农”思想考原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道教文化研究日趋活跃，研究的视觉、层次和领域更趋多样化，一改以往被边缘化的窘况，呈现出勃勃生机。道教科技的探索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和重视。[[1]]然而道教与农学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未开垦的原野，若干年前，笔者曾撰写过一篇探讨道教农学思想的论文，[[2]]但几乎成为绝响，未能引起学人应有的关注。

道教“重农”、“贵农”渊源于道家“上农”思想。早在上一世纪，冯友兰先生曾就《吕氏春秋》之《上农》篇作了思想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3]]《吕氏春秋》受道家影响很深，书中提到老子有五处，多次引老子之语。《本生》、《贵生》、《情欲》、《审分》《君守》诸篇都充满了道家全生贵生、清静养生、无为而治的思想。《吕氏春秋》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专论农事，有许多重视农业生产、适时垦殖的论述。例如，《上农》云：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号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4]]

《上农》首先指出重农不只是获得土地生产之利，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农民淳朴易用。重农有助于消除动乱，富国强兵。从这一认识出发，《上农》提出强本抑末、不违农时的重农思想。《吕氏春秋》在随后的《任地》、《辨土》、《审时》三篇中，集中论述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包括根据不同土地选择不同的耕作时间，施用不同的耕作方法，要精耕细作，因地制宜等。例如《任地》云：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上田弃亩，下田弃田川。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之美禾，来兹美麦。[[5]]

意思是说，耕作的大原则是：刚硬的土地要让它柔和些，柔和的土地要使它刚硬些；休闲的土地要频播种，频种的土地要休耕；贫瘠的土地要使它肥沃，过肥的土地要使它贫瘠些；坚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些，疏松的土地要使它坚实些；过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燥些，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高处的田地，不要把庄稼种在田垄上；低洼的田地，不要把庄稼种在垄沟里。播种之前耕五次，播种之后耕五次，一定要做得仔细。耕作的深度，以见到湿土为准。这样，田里就不生杂草，又没有害虫。今年播种，明年就能获得好收成。

《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中所阐发的农学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唐代道经《洞灵真经》就别开生面地以《农道》为篇名，大量采撷《吕氏春秋》相关文字，系统论述了“农之道”。

道家“上农”思想，考其源流，实发轫于老子。《道德经》从“小国寡人”的社会理想模型出发，崇尚自然无为的田园生活，主张“节欲”和“节育”，注重人口生产的生态平衡[[6]]，并反对统治者无休止地向人民课税。第五十五章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7]]老子还猛烈抨击了统治者不重视农业生产的行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誇。非道也哉。”[[8]]将不以农为本，追逐财货之利，造成粮田荒芜、粮仓空虚的行为叱之为诞誇的非道行径。《淮南子》也从为治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即为百姓提供衣食的治国“道理”出发，强调勿夺农时。卷十四《诠言训》云：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9]]

勿夺农时对于发展农桑事业极为重要，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个宝贵的科学思想总结，这一农学思想在后来的道书中时有论述。《淮南子》中有关农学的思想还有不少，例如《淮南子》卷八《齐俗训》引“神农之法曰”指出：

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均平。[[10]]

男耕女织乃农业社会的一道风景线，这一方面是保障天下万民不饥不寒的前提条件，“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11]]；另一方面也是以农立国的基础，“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12]]故不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