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版（哲学版），发表了徐山教授题为《以无知为知——＜老子＞“知不知”辨正》的文章，言曰“辨正”，实则是错解。故而不得不再做辨正。

一、关于“问题的提出”与所谓“梳理”

      徐文的第一部分是“(一)问题的提出”，认为“‘知不知’见于《老子》第七十一章章首”，“‘知不知’一句以及其后的‘不知知、病病’的构成有其特点”，“学者对此语言现象研究尚嫌不足。‘知不知’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从而重新梳理《老子》第七十一章的文脉，揭示该章的章旨所在。”因此，徐文转入“（二）《老子》第七十一章章首‘知不知’应结合第七十章理解”。徐文引出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第七十章的内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的解释，徐文引人王弼注：“可不出户窥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无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于荣利，故曰莫之能行也。”徐文认为“王弼注得之”。进而，又对“言有宗，事有君”作解，笔者皆无异议。接着，徐文对“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的“夫唯……是以（故）……”为表示因果关系的固定格式，用来表示“正因为……所以……”之义，进行了诸多讨论，这些可说是节外生枝，我们无需花费笔墨，关键是结论。徐文认为：综上所述，“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应理解为正因为（我奉行的是道的宗旨）无知（智），所以（天下人）不知道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其中“则我者贵”，帛书《老子》乙本和北京大学所藏的西汉中期竹简本《老子》均作“则我贵矣”。“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义即知道我的人稀少，所以我就显得可贵。“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是紧承前文“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而来，义即“可叹的只是人们不知道我的‘言有宗，事有君’，而且‘言甚易知，甚易行’，因此不知道我”。

      “无知”，不是徐文说的“（我奉行的是道的宗旨）无知（智）”。也不是徐文说的“‘无知’为动宾词组”。无知，就是不知道。“无”，在这里作副词用，与“知”合用，组成名词词组。再则，“道的宗旨”也不是一个“无知（智）”所能概括得了的。这个问题，需要撰写一篇长文才能够说清楚，此文难以承载，我们只能回到原题。《老子》此章的语言意蕴，充分显示了“吾言甚易知”的风貌。根本不像徐文分析的那样，曲里拐弯的复杂化。徐文认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义即知道我的人稀少，所以我就显得可贵”。其实，“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意思是，“因为知道我的人太少，少数知道我的人，就显得很珍贵。”这里特别要注意“则我者贵”中的“者”字。此“者”，明确地是指“天下人”中的“则我者”。绝不是徐文所理解的“我就显得可贵”的“我”。老子能这样地自我欣赏、洋洋得意地说“我就显得可贵”吗？老子绝不是自我贵高的浅薄之辈。老子是按“道”行事，一切都顺其自然，自然而然。他没有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去传播思想学说，而是西行隐遁，因关尹子请求著书，才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最后，像太史公说的“莫知其所终”。“被褐而怀玉”，是老子对他不显示自己、不着意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的最真实、最准确的描述和表白。

二、关于“知不知”之所谓“正解”

        徐文第三部分开头认为：“第七十一章章首的‘知不知’紧连上章的文脉，是第七十章的核心句‘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中的‘无知’的进一步讨论。‘知不知’的句型是动宾结构，其句型特点为‘动词（意动用法）+ 不 + 动词’，其中的两个‘动词’是同字关系，‘知不知’义即以不知为知。……”说“知不知”是动宾结构，“义即以不知为知”。如果是“义即以不知为知”，那“知不知”就不是动宾结构了。“以”和“为”成为词句的动词，而“不知”、“知”皆成为名词。 “动宾结构”之说，在这里是不能成立的。其实，“知不知，上”的真正意思是：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这是上德上智之人。“知”就是知道、晓得，“不知”就是不知道、不晓得，皆为名词。我们再联系后文来分析，“不知知，病”，老子认为，原本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这是一种病。老子尖锐地批评这种人的滑稽可笑行为是一种“病”。后世一些注家将这里的“病”多作“毛病”解，算是没有离题。但老子批评得很重，直言为“病”，是一种很难疗治的心理病、思想病、精神病。《说文》曰：“疾，病也。”“病，疾加也。”即言病是疾之加重也。徐文认为：“第七十一章章首的‘知不知’中的‘不知’从其意义来源上讲，是第七十章中的‘无知’含义的延续，所以首句‘知不知，上’当结合七十章文脉理解为‘以（我奉行的道的宗旨）无知为知，最好’。”

        我们前文已经分析清楚，“无知，就是不知道”。根本没有“以（我奉行的道的宗旨）无知为知，最好”的意蕴。第七十章“无知”，与第七十一章的“不知”，意思几乎完全是相同的。

三、关于“正言若反”

        徐文为了解释“知不知”，又拉出第七十八章来，作为佐证，我们不得不随之而与其讨论。徐文引出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的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有关“正言若反”的含义，徐文引出高延第《老子证义》：“此语并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坚强’，‘不益生则久生’，‘无为则有为’，‘不争莫与争’，‘知不言，言不知’，‘损而益，益而损’，言相反而理相成，皆‘正言’也。”徐教授认为：“高说‘正言’之义，得之。”高延第《老子证义》所说的“皆‘正言’也。”的确没有错。然而，徐文接着所作的阐发却颇值得商榷。徐文说：“正言若反”，义即（老子认为是）正常的言论好像（与世俗价值）相反，这样老子便自我阐明了老子式“正言”的产生途径。老子是世俗价值的颠覆者，老子式的“正言”是在世俗价值的判断基础上加以否定而产生的。

        老子所说的“正言若反”在第七十八章中主要是针对“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而言。这几句话翻译成现代语言，意思是：能忍受国家的耻辱、人民的辱骂，这才真的叫做“社稷主”；能承受国家的大灾大难，才真的叫做“天下王”。老子说“正言若反”，意思是：这本来是正面的话，一般人不理解，却看作像反面话一样。这里特别要注意“若”字。即好像是反面的话。所以，高延第《老子证义》说“皆‘正言’也。”徐文也认为“高说‘正言’之义，得之。”不知徐文按照什么逻辑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老子是世俗价值的颠覆者，老子式的‘正言’是在世俗价值的判断基础上加以否定而产生的。”“老子的‘正言’与世俗价值相反”。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子》的整部书都要从反面去解读，因为老子的价值观“与世俗价值相反”。这可是个学术界值得认真讨论的大问题，我们此文的篇幅难以承载。只能表示：徐教授的这一“新见解”，不能认同。我们还是回到关于“知不知”的讨论中来。徐文认为：“就‘知不知’而言，在世俗的眼光里只能是‘知知（义即以知为知）’或‘不知不知（义即以不知为不知）’，因为‘知’和‘不知’是对立的。然而老子的‘正言’与世俗价值相反，认为应是‘知不知’。”关于“知不知”，我们前文已有解读，其真正的意思是：“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就这么直白、明瞭，怎么能像徐文所说的文字游戏式的曲里拐弯，难读难懂呢？

四、关于《老子》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之后诸句的讨论

        徐文认为：“‘不知知，病’，其中的‘不知知’和上句中的‘知不知’一样，都属于动宾结构。‘不知知’中的‘知’义承上句中的‘知不知’的‘知’，‘不知知，病’义即（天下人）以（我奉行的道的宗旨无知的）知为不知，则是病。”“不知知”、“知不知”，都不属于动宾结构。“不知”和“知”，都作名词用，义即“不知道的却自以为知道”。老子批评这是一种“病”。《老子》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徐文认为“病病”是“动宾结构”，这是对的。但是，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义即正因为是以（天下人的）病为病，所以不病”，却否定了他自己所说的动宾结构。“以（天下人的）病为病”，前一个“病”字，在句中是动词吗？这是什么样的动宾结构啊！

        为什么徐教授的翻译不能到位？因为他对“病”字，特别是前一个“病”字理解、解释不到位。前一个“病”字作动词用，是不满、厌恶的意思。《左传·宣公十年》：“公谓行父曰：‘澄舒似女。’对曰：‘亦似君。’澄舒病之。自其厩射而杀之。”所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应该译为：只是因为厌恶这种病，因此不得（或作“不患”）这种病。最后结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义为：“圣人不患这种病，因为他厌恶这种病。”这一章老子主要批评那些不懂装懂的人，而且把这看作是一种病。可见他对其厌恶之深切。这种病，一般人容易患，最高统治者更容易患。因为他手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若演起“不知”却装作“知”的滑稽剧来，下属当笑也不敢笑，只能一本正经的应和。这种病，便病入膏肓，难治了！老子以“知道自己之不知”的清醒者作对比，并以圣人之“病病”——厌恶这种病——作为疗病之法。圣人不得这种病，因为他厌恶这种病。老子这一章是“论学”的，是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的具体化阐释。全章所言，都是充满哲理的正言，主旨十分明确，没有“若反”的味道。徐教授离开，甚或是不顾全文主旨，而仅作字句分析、解读，怎么能不误读误解呢？！

五、关于“文脉”问题

      徐文认为：“为了正确把握第七十一章章首‘知不知’的确切含义以及该章的文脉走向，《老子》第七十章和第七十一章应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奏效。”徐教授在他的多篇老子研究文章中都以《老子》的“文脉走向”为关键、枢纽，来阐发他《老子》研究的“新发现”、“新见解”。香港道教学院主办的国际性刊物《弘道》2016年第一期，发表了徐教授撰写的长文《<老子>“故去彼取此”和“以此”辨正》，涉及《老子》文本12个章次，都以前后章次的所谓文脉走向为枢纽、关键，确定《老子》文句的正与误，是与非，全是误读误解。笔者所写商榷之文，将在《弘道》发表。《光明日报》2017年3月25日 11版“国学”栏，发表了徐教授的“《老子》‘宠辱若惊’辨正”一文，文章结构与思路，几乎完全和《以无知为知——<老子>“知不知”辨正》的这篇文章相同，以“文脉”定正误。笔者已撰文投给《光明日报》，与其商榷。

        《老子》的分章，虽然不是像现在著书般的“一气呵成”，但却是经过编者精心安排的。只要仔细研究，都能找到章与章之间内容的内在联系。《老子》分章，甚至也考虑到阅读心理，层层深入，揭示道之体用等问题。《老子》的分篇、分章，非老子、关尹子，后人不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的连贯缜密。如果看不出章与章之间内容的联系，那首先要考问自己，真的读懂了《老子》没有？要说文脉，那就是“章与章之间内容的联系”，而不是像“徐文”所说的章与章之间某些语句的联系。只抓住个别语句，不对全章的主旨、文义，进行全面分析，就会对个别语句错解、误读，把老子的思想阐释的支离破碎。徐教授的《以无知为知——<老子>“知不知”辨正》一文，就是眼下可见的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