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9日，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在河南省济源市召开。与会专家就如何评价王屋山道学文化的历史地位、怎样看待王屋山的道学文化以及如何开发王屋山道学文化，打造济源旅游文化品牌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下文为胡孚琛会长的发言。

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道学。道学这个词本来是指老子的学说，最早道学这两个字见于《隋书》的《经籍志》，在《隋志》上，就提出道学这个概念是老庄学派的学说。早在六朝时期，马枢就写了一本《道学传》，现在散佚了。我的一个老师陈国符教授，他的《道藏源流考》要重新修订。我跟他只学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别的弟子。他去世以后，他儿子陈启新教授将陈国符老师的四麻袋资料送到我家。今年我必须完成他的《道藏源流考》的再修订版，争取明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的《道藏源流考》中就辑佚了马枢的《道学传》，《道学传》所记载的是老子、庄子、魏伯阳、张道陵、陶弘景等一批道家和道教学者。再就是宋徽宗时代，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六年春“置道学”，说明宋朝皇帝下的圣旨也称道家和道教文化为道学。可是二程子在洛阳有一句话，说他与大程子“我兄弟弘扬道学”，无非也是说他的儒学汲取了道家学说。到了元代，脱脱丞相编《宋史》，就立了一个《道学传》，将儒家学者归入道学一类。从那以后，学术界就有人把宋明理学当作道学了。但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一些正统的目录学著作从来没把儒学当作道学，老的学者除了冯友兰先生以外，其他人也不把儒家学者称作道学家。黄宗羲专门批判元代脱脱丞相混淆视听的学术分类观点，说这是“元人之陋”，就是元人没学问的表现。

近代以来，外国人翻译道家和道教不作区分，都是Daoism(或Taoism)。我们的古人也不区分道教和道家，两个词可以通用。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受西方影响，道家和道教必须严格区分，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宗教。我们就找不出一个总的概念来把道家和道教统一起来。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汤一介先生找我，要成立这个学会，当时定的名字叫“中国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会”，那时就没敢用“道学”这个词。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国家的文化不能都以儒学文化作代表，不能都以孔子代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不能没有道学，不能没有老子，有儒学就应有道学，有孔子就应有老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道学这个地盘得争回来，所以我就写了一本《道学通论》，这本书开头就先给道学正名。这几年，厦门大学办了个杂志叫《道学研究》，牟钟鉴教授最近出了本文集，其中收了熊铁基先生的一篇稿，他的文章叫做《道家·道教·道学》，也提出道学应该是老子一派的学说。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响，道学包括道家、道教和丹道等由老子的《道德经》为根基的学术系统，儒道两家泾渭分明。当然，儒家的那个道学也不是和道家没联系，它只是接受了道家的一些理论来改造儒学，但本质上还应称为宋明儒学（包括理学和心学）。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要研究国学，其学术使命就是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创新。怎么创新呢？不是说我们都去搞经学，都去搞公羊学，都去拿古代的经书做学术论文。近世以来，章太炎就是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孔子的“四毋”，毋“意、必、固、我”。马一浮创复兴书院，也是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家的六艺之学。所以近世以来，实际上学术界进行了一次大的文化创新，就是创新了儒学。新儒学的出现、新儒家学派的出现，这是一件大事。这件事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胆创新，使之有了时代精神。我非常支持新儒学的创建。牟宗三先生在1958年元月和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实际上是想从儒学文化的心性之学中开发出自由、民主、科学和宪政，使儒学文化继续统领现代社会。但是他们发现儒学父权专制的文化和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科学、宪政之间有一道鸿沟，牟宗三先生把这条鸿沟叫做“坎陷”。儒学要现代化，就得迈过这个坎陷。可是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发现，道学文化通向现代社会，通向自由、民主、科学和宪政却没有这个坎陷，我们一步就可以到位。因之近世以来，严复就说过：“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他的这些话是说你要搞专制非要靠儒家那套东西不可，但是要搞真正的民主和科学，要倡导自由、实行宪政，在中国只有靠黄老之学！所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黄老之学通向科学，通向民主，通向自由，通向宪政，这中间没有什么坎陷。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说都发自一个根，那就是在一万二千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又经过两千来年的冰冻时期，到了一万年前，全人类都在一个起点上起跑！这个起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这就是人类最初的文化。吕大吉先生在他的《宗教学通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谁也离不开原始宗教，因为他离开原始宗教就等于离开了人类社会，那是不能生存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有五大崇拜：第一是图腾崇拜，你看我们的先民把很多动物崇拜整合出一个龙来，这是了不起的发现，龙图腾就是图腾崇拜。第二是自然崇拜，你看我们老子的思想，崇尚自然，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这就是自然崇拜。第三是生殖崇拜，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叫生生不已，化化长存，它是生成论和变化论，和《易经》相衔接。第四是女性崇拜，道家讲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牟钟鉴先生在我们合编的《道教通论》中特别讲到道学文化是女性哲学。现在我国云南还有一个民族叫纳西族，他们实行“走婚制”，是一种无父无夫的社会，家庭由老祖母管着，老祖母慈爱后辈，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勤勤俭俭地过日子，它不搞父权家长制的严刑峻法。第五个是祖先崇拜，道学文化是氏族公社的巫史文化发展而来的，巫史讲究祭祀，讲究祭祖，《道德经》里面讲“子孙祭祀不绝”。不重祭祀，把庙全推倒了，把神像砸了，这就是挖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我们现在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读祭文，祭黄帝、祭老子，这是恢复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呀，这是好事！这说明我们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的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要在世界东方崛起，首先要有文化的崛起，要有经济腾飞，必须要有文化腾飞。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在价值观上引领全世界的文化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大国的风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全砸烂了，把外国人当成自己民族的老祖宗，就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走不上轨道，就会脱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制约。一个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永远不会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民族，它只能当没有根基的“老二”，成不了真正的强国和大国！因此，我们现在既然创新了儒学，我们就还要创新道学。在3月28号的会议上，葛荣晋教授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下一步就要创新道学，要提出新道学来，建立新道家学派，这个提法很好，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做的工作。因为我承担的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就是要创立新道学。怎样创新？就是撷取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以道为核心，建立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体系，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创新道学，也必须创新道教。这个道教是什么？道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我们把道教搞垮了，外国的洋教和地下的邪教就会取而代之，在民众的信仰领域造成混乱。现在基督教堂遍布城乡，西藏喇嘛教冲击内地汉传佛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发展道教，要复兴道教，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来说，是要复兴“文化道教”，把文化道教传播到全世界去！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大定位：一是必须建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二是要建成全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三是要建成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思想库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提出一些新看法，为我们的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献计献策。你光解释中央文件怎么叫思想库呢？你要调动社科院这些学者的智慧，同时要调动全国社会科学界的智慧；我们还得解放思想，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胆创新。道教是什么？王重阳为什么创立全真道，大家不理解。王重阳那个时代，在知识分子眼中，就是王重阳他们眼中，就认为是国破家亡了，他们认为要挽救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得把“儒、佛、道”三教合一，组成一个全真道，然后把文化的精华弄到全真道的修炼法诀当中，这就是全真道的内丹法诀。他们认为只要全真道不灭，内丹学不失传，中国文化的火种就灭不了。这个问题被陈垣看到了。在他著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揭开这个秘密。这就是说，只要保存了道教，保存了内丹学，这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根，保存下中国文化的火种。另外，天师道怎么样？天师道是搞革新的。用现在的话说是搞革命的，他在汉末起来，要改革社会，实现一种君民和谐、贫富和谐、上下和谐的社会愿景。所以道教的发展靠什么？靠的是革新道教，不断地革新。你看王重阳起来，就是创立新的道派。张道陵起来干什么？就是要起来救世，救社会。在那个时代，道家有一个传统，提到这个传统，我先说说任继愈先生的看法。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代表富贵人家的权势者的思想，道家代表“三农”的思想。我觉得任先生说的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道教反映了社会基层的声音。为什么统治阶级一直认为道教是造反呢？就是它反映民众的力量，民众之间互助的这么一种传统，互相救助的传统。我本人受到的教育，教我的老师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人。我在大学的老师杨石先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中国化学会的理事长、南开大学的校长，就是《张伯苓》那个电影里的“石维坚”，担任大学部主任，就是他的化名。他经常以周恩来总理的经历来灌输一种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我那时候20来岁，给我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印痕。后来我的老师是黄友谋教授，也是19世纪末出生的，他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物理学家，给我的也是如何为国为民的教育。后来我又受到王明教授、钱学森教授，还有陈国符教授的思想影响。他们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在危亡时期，要救亡。所以说，那一代学者都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有一种历史责任感，他们用这种思想来教育我们。我们的一生要干什么？要为我们的民族做一点事情。后来钱学森教授找到我，想叫我改行，调查内丹和密宗，为人体科学作贡献，我才改行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从80年算起到2005年，历时26年完成了丹道和密宗的调研。这期间，我拜了好多道长为师，包括崂山的匡常修道长、华山玉泉院的曹祥真道长、道教协会的王沐老师，还参访过上海的陈莲笙道长，也通过萧天石的哲嗣萧大可先生学过正一派修持方法，因此我也可以说是道门中人。所以，这26年的丹道和密宗调研非常艰苦。现在，我正努力把《丹道法诀十二讲》这本书写出来，今年要出版。

最后要讲的是，我这次来到王屋山，对王屋山的道教又有新的认识：首先是王屋山存在着巨大的道学文化资源，开发出这些资源甚至可以重新改写道教史。王屋山民间道教也很丰厚，有些神像是民间宗教的神，司马承祯、贺兰栖真都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上一次来王屋山时，在紫微宫发现一块碑，上面竟是些牛粪。我去摸了摸，一看是《坐忘论》，我说这个碑无论怎么样，都是价值连城。那时候我们住在奔月集团的大宾馆，我说它的价值就相当于你奔月集团大楼的价值。当时葛荣晋先生、牟钟鉴先生、吕大吉先生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是很重要的文物。我怕看不准，后来，陈志超先生闻讯又赶来考察，认为他的爷爷陈垣先生都没有收录这个重要文献。我后来听说，1958年“大跃进”时，好多石碑都用来建水库了。这些重要的道教文物，应该进一步挖掘出来。这里还有孙思邈的墓。王屋山绝不是几个旅游景点的问题，道教资料要有真正的专家来整理。所以，怎样发展王屋山，我提几个建议：

一是要搞文化道教。为什么这么提呢？我们要发展道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角度，我们没法像道教协会那样去发展道教信徒，但是我们可以从文化道教的角度，把它推向世界，变成世界宗教，就是向全世界传播道教文化，要往全世界介绍道教，要提高道教的文化层次。你们现在没有道士，应该在王屋山的宫观请一些较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的、当过教授的来当道士，进行道教文化的研究。我这次到四川鹤鸣山，就看到有教授出家的嘛！完全可以把他们借调过来，主持道观，提高道教的文化层次，要搞成文化道教，既是道教信仰团体，又是道教的文化研究团体。我在台湾碰到一个基督教领袖，他说要我们“中华归主”，他说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县城都盖基督教堂了，还说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去皈依基督教。我说你们真要“中华归主”，就同时会得到一个结果，叫“主归中华”。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13亿人口，我们要都去成为基督教徒，基督教中就会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为主，你的那个基督教就不是你原来的基督教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危险，美国立国甚浅，他们没有文化根基，他们鼓吹一些球星、歌星，一种快餐式的文化，拼命地往我们国家推。他们这些时尚文化绝不是自然传来，而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结果。原来搞垮苏联，用了那么多的报纸、电台，现在比当时对准苏联的要多好几倍。可是，我们的国人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一点不自觉，一点不警惕。我们中国要弄成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我们国家就会分裂，就会变成李登辉说的“七大块”，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滓余孽梦寐以求的事。所以我在台湾看到，台独倒不多，有一些人是“美独”，有一些人是“日独”。在台湾，有些人对共产党有误解，那也不叫台独，一些台湾早期移民有一种悲情，他们认为从明朝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抛弃他们。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文化，海峡两岸有文化的纽带，我们的国家就不会被分裂。所以，抵抗新自由主义，在台湾，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传统文化。在大陆，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传统文化。但是这些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实际上搞的是弱肉强食、弃旧图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拼命地挖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根。现在，党中央非常英明，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旗帜，加强文化的软实力。特别还有那个密宗，我都实地调查过，确知它的秘密。如果以密宗取代汉地佛教，就很危险。西藏解放50年，我们为什么50多年不把道教传到西藏去呢？为什么不把儒学的思想传到西藏去呢？明清时代在那儿建了个关帝庙，“文革”期间我们破“四旧”就把关帝庙砸了，这就帮了“藏独”的忙。我们应该重视用传统文化加强和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纽带，应该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传到边远地区去，传到西藏，传到新疆，传到内蒙，传到台湾。台湾的传统文化非常浓厚，所以它搞台独谈何容易，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在里头起着纽带作用。我们要大胆地发展道教。我们济源这个地方，第一洞天嘛，要变成道教的圣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建议。

二是要搞老子学院。官方在国内外已经建了100多个孔子学院，我们为什么不能建老子学院呢？这个老子学院，应该有一套制度，靠道学文化自给自足。特别是葛荣晋教授，你们有这么一个学者，是你们济源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你们应该把他的能量发挥出来。他约请我们到济源开会，我就不敢不来，吕大吉和牟钟鉴先生也是很难请的，他们也不敢推辞。所以，你们济源有财力，又有葛荣晋这样的教授，要吸引北京和外地的学者，培养济源的学术人才，在济源创建老子学院。

三是要把道学文化产业化。弘扬道学文化不能光开会，开会你们花了好多钱，同时要把道学文化产业化，叫它赚钱。这个产业化，我做过好多工作，我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搞了好多药酒、药膳，搞治病方法，为什么？当时就是想把它当成产业、健身来用的。这些年，我进行过一些调查，搞了一个怎么做道学文化产业的计划，我们刚成立的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专门组织了一个道商企业家联合会，由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当主任，还成立了一个综合发展委员会，由南京大学的徐小跃教授当主任。就是要搞道学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道教宫观的文化，搞文化道教。你们济源有这么多道教宫观，都可以利用它们搞文化产业，从而为弘扬道学文化积累资金。让我们共同发展老子的道学文化，把道学文化推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