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处说梦，梦话成了当今语境中的一个大海。其实梦，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度中的人，都曾有，并且不断更新却发生着的。梦，当然只是一种喻体，其间表现的是对于未来生活、人生，乃至于民族与国家未来的期望、憧憬。因其未曾实现，却又引诱着人去想，去争取，故为梦。人活着要给自己一点儿希望的空间，在心理上有一个安顿的立足点。没有憧憬，人眼前便会一片黑暗，除了能够醉生梦死辈，剩下的只有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悲情，或者是浑浑噩噩的生活态度，也有可能由之变得毫无约束、为所欲为的鸡鸣狗盗之群。从这个意义上，梦是生活的希望，是在黑暗中引导前行的一丝亮光。能否由梦成真，取决的因素太多，且不来多说。回到梦的话题。

从上面的含义上说，宗教本身是最善于做梦的。任何一种宗教，都对信众一个终极的许诺，即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苦难和矛盾，解脱一切烦恼，圆了大梦。道教说得道成真，佛称成佛，基督教称永生，等等，莫不如此。但各宗教的梦，从内涵到实现途径，都有很大差别，不消说得。当然，不少宗教将整个人生说成一场梦，要求彻底醒悟。但这是梦的另一种含义，这里不来讨论。我们围绕着当下语境中的“梦”来说道教的“梦”。

道教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宗教，是吸纳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包括信仰、哲学、行为模式等，融会而成的。在历史上，也与其他的宗教如佛教、牟尼教等发生过争论和会通，至于与中国本土的儒学、术数等的交往就更经常了。因此，历代的道教徒在“得道成仙”的共同宗旨之下，对梦想的具体设想，是不一样的。本文要讨论的“十不二无”是东晋末年出世的《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又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中的一种设想。

灵宝道教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经典和独特理念的教派。东晋末，葛巢甫所造的经典中，地位最崇高的，当数《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此经最大的价值，在于第一次提出了“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宗旨。使得原来较多个人修炼得道成仙的倾向，明确提出还必须“度人”，即以解救人间的苦难为己任。虽然，它的思想渊源在太平道、正一盟威道中久已存在，但作为理论的概括，还是第一次。从此，道教在传授各类修仙之术和召神役鬼之术的同时，更加强调要为社会服务，将自己在“度人”中的功德与伦理提升，与修仙结合起来，而且作为得道成仙的前提、基础。这对于道教的面貌无疑有极大的影响。

一、太平梦的伦理前提

与无量度人的思想一致，《度人经》构筑了一个以道德高尚纯洁为基础的太平理念。此经说，元始天尊说经十过，出现了一个人际极端和谐、社会非常太平的景象：

不杀不害，不妒不忌，不贪不欲，不盗不淫，不憎不女自，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却是引导着广大信众的精神指向标。道教的这些目标，是宗教的彼岸，却又在此岸，要求其信众在现实中去追求。显然，对于社会道德的净化，有着现实的意义。

这十不二无，曾有注家从心业、身业的角度去分。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心理与行为二个方面去分析。

从三业的角度说，妒、忌、贪、欲、憎、女自六者为心业；杀、害、盗、淫为身业；华绮、恶声为口业。除去三业，才能近于道。

从心理层面说，这里所谓心业，都可以归到心理层面，其余则是行为层面。

不管怎么说，十不二无，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它们不是法律或其他的强制手段的规定，而是天人的自觉尊行。它们有很强超越性，又有针对性。说超越性，是因为《度人经》提出这一切，是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说法所致，是道化天人的成就，乃是“倾土归仰，咸行善心”的结果。说针对性，是因为现实社会中，与之相反的情形比比皆是。

将“十不二无”翻成白话，就是：不相互杀戮，不相互伤害，不容不下比自己好的，也不嫉自己的同行平辈（唐李少微云：恶他胜己曰嫉，憎同俦曰妒），不贪婪，不纵欲，不偷盗，不淫乱，不相互嫌恶，不相互猜疑（李少微：嫌人为憎，猜疑曰女自），没有花言巧语，没有粗鄙狠恶之声。显然，做到这“十不二无”，在道德上是极高的要求。而十不的反面，则是人类社会中各种恶心、恶言、恶行。其中一部分行为，在一般的社会人群中，也都反对。不过有些心理层面的内容，恐怕人们对其危害便不那么看重。比如妒忌之类，人们也不予好评，但也不反对得那么厉害。而道教则认为是很大的道德缺陷。至于贪与欲，人们一般反对贪，但可能不太清楚，人之贪，正起于过份之欲。道教并不一般地绝对地禁止欲，只是禁止过份之欲。《道德经》中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便是要求人们减少欲望，降低私念，从而呈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守住朴实无华的那一点儿真性。过份的欲念，常使人迷失本性，沉溺于利与名的争夺。若是越走越远，贪污、腐败，直至卖亲性，卖良心，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彻底葬送了自己。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看得太多了。贪的根在欲，欲之极，在个人则迷途不知返，在社会则是争夺动乱不已。就在《度人经》出世的东晋，还有更早些的西晋，就是一个物欲横流，争夺相继的年代。《世说新语》上曾记载过一些贪得无厌的例子。如“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他有好李子，但怕人买去后用核自种，所以事先都将核钻穿。王戎只是个案，事实上，晋代求富与炫富之风极盛。王恺与石崇比富，石崇雕薪画卵，都是其极端例子。这些人也有不少由之引来杀生之祸的。贪，因此拼命敛财，敛财的目的则只是满足私欲。

历史和现实的都证明，做到这十不，二无，才能将社会动乱和人性扭曲的根源消除。人际关系的亲和与太平世界的建立才有可能性。对此，唐李少微已经说得很清楚：“十恶既灭，则异骨成亲，万行玄同，则声无悖戾，自然疾役不作，人无夭伤，年谷丰登而国太平也。”十不二无实现了，于是下面的太平盛世才会到来。这一逻辑关系本来说是明明白白的。

二、太平梦与人际亲和

作为在道德型塑下的太平理想，人际关系的和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

齐同，就是没有差别，没有高低亲疏之别，也没有程度上的差异。爱一切人，一切物，而不管其社会地位，贫富差异。慈爱，即相互的慈祥爱护，与简单的悲悯不同，不时居高临下的可怜、怜悯，而是发自于内心的慈与爱。齐同慈爱，使得道教所提倡的人际大爱，与自己的身份建构相一致。自己居于人之中，与其他人都相互慈爱。由之，人际关系变得亲密又简单：异骨成亲，没有血缘关系的，都成了亲人。这一设想，使得道教之爱，具备也超越的属性，超越了不同血缘关系，也就超越了不同的民族，种属。这一点，与儒家的亲亲原则大相径庭。

原来，先秦各大家，也许法家除外，都提倡人际的和谐，既和谐，必有相互的爱。但各家对于爱的主张在内涵上颇有不同。墨家倡兼爱，儒家讲“仁者爱人”，但二者又有明显差别。墨家讲的爱，是没有差别的，兼，即对一切人，若有差异，便称为“别”。在墨家的语境中，“别”是贬义词。墨翟身后，战国时墨家分裂为三，互称“别墨”。爱而有别，便是不全面的爱，不完全的爱。儒家讲爱，必须遵循“亲亲”的原则。爱应有差等，血缘关系最亲的应当多爱一点，疏的少爱一点。所以孟子对墨家的兼爱极为反感，骂为“无父”。道教所倡，近于墨家，而更具超越性。直到北宋，张载《西铭》提倡“民胞物与”，方与道教接近，——严格说是受了道教泛神论思想的影响。这是后话，且不来讨论。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人际关系设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独创。在前面十个“不”的前提之下，人际关系上没有仇恨，没有欺诈，没有了一切相互的妒嫉猜疑，那么便消除了一切妨碍相互关系的因素，才能达到那样一种亲如一家的人际和谐。

《度人经》的这一设想，是那么完美，那么引人向往，究其出世的年代，却是一个骨肉相残、社会矛盾丛生的时代。不用说得太远。西晋司马氏从曹氏手上夺得政权，本来就是一场无声的杀戮——“禅让”的那一刻似乎是和平地、平静地进行的，但其前提却是通过勾心斗角的暗害、虐杀、夺权，各种各样的阴谋鬼计一一上场又散场，做好了铺垫。接着是宗室内部的明争暗斗，最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再接着是被迫南渡，然后社会上的盗匪，朝庭上的争斗，一波接一波，几乎没有安生过。据说晋明帝曾让王导谈谈“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按：指司马懿，他儿子做了皇帝后尊为宣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原来这位司马懿，内心极度猜忌，却表面上做出宽厚之色。他后来站稳了脚跟，便趁着平定公孙文懿时大行杀戮。在杀曹魏掌握实权的人物曹爽时，所有曹的支党皆诛夷三族，男女无论少长，连已经嫁出去的，也都杀之无遗。曹氏的基础被摧了，后来到他后代手上用所谓“禅让”的名义，抢得了曹氏天下，便易如反掌了。这样一种阴谋奸诈的手段得了天下，所以明帝会面床悲叹了。唐太宗评论司马氏之得天下，历数司马懿等阴谋奸诈，说即使明帝临终托于栋梁，但受托者“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杀，贞臣之体，宁若是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故晋明掩面，耻欺诈以为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在这样一个极端险恶的时代，人际关系的糟糕也超过以往，与人们心中想像的禅让时代比如尧舜的时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是这种人际关系被最大程度扭曲的时代，才让人做起最美好的梦。

当然，道教关于人际关系的设想，并非专对着晋代的混乱与欺诈，而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人际的矛盾。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三、太平梦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