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多生，道号素云道人，又号符合子，祖居山东即墨（今山东省即墨市），明代迁至直隶东光县（今河北省东光县）。道光三十年（1850年）定居京师。后因其才识为怡亲王所赏识，被诏入内侍，赐名增禄，又字德印。光绪十五年（1889年）被授予总管六宫事务之职，曾受园亭骑马乘舟回寓、疾时加赐黄金药品之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万寿庆典时恩赏三品顶戴，惠及三代。清同治年间，刘多生皈依道教，从此与北京道教宫观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适逢师阐教而得皈依

刘多生之所以能与道教发生关系，据《素云刘先师碑记》载：“戊辰因奉差至白云观，适南阳张律师阐教观中，一见相洽，殷勤展拜，执弟子礼甚恭，此师皈依道教之始也。”《素云真人道行碑铭》载：“南阳张真人传戒白云观中，公适因公至观，遂执弟子礼焉。”同治年间慈禧太后之母去世，其棺寄存在白云观，刘多生因料理“皇姥姥殡”事，与白云观第十九代方丈张耕云（张云樵，名圆璿，号耕云）结识，一见相洽，拜张耕云为师。戊辰年（1868年）是同治七年，由此可知，刘多生是同治七年皈依道教。同治八年，张圆璿传戒，被聘为护坛大师。据刘诚印碑铭，他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皈依道教。后来成为白云观第二十代律师。

据传，慈禧太后宠信北京白云观全真道士，这是晚清政局中一个公开的秘密。太监内部传说，慈禧的母亲去世后，需要找一个寺庙停灵，当时尚未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派大太监刘诚印到北京贤良寺等佛寺寻访，这些寺院的住持僧大都不甚热情。慈禧甚为恼火，后转往北京白云观，受到白云观道士的热情接待。此后，慈禧与白云观来往日益密切，大太监刘诚印亦在白云观皈依了道教。“更令人惊讶的是，刘承（诚）印拜白云观方丈刘宗玄为师，也在白云观“挂单”，同时被称作名誉“方丈”，成为了全真道第24代传人。（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自此，太监到白云观受戒蔚然成风。

以上传说，道教界也颇为认同，据《太上律脉源流》记载：道教全真龙门派高道张宗璿“庚午（1870年）再请传戒，时值皇亲照公府太夫人灵寄观中，师为虔诵《血盆经》。一藏百天之久，靡有怠容。蒙慈禧皇（太）后，恩赐紫袍玉冠，揖金助坛开大戒场，伯子公侯，接踵而来，请谒声名，播于远方”。

据《重建紫竹院碑记》载：“……兹有余同戒刘素云者，修建庙宇，济危救困，不可枚举。至于舍药施茶，乃其馀事，可推谓功德之主也。其人生而聪慧，长而博学，言行忠信，作事仁慈，忠孝耿耿，儒道兼优，乐善好施，可谓首屈一指……愿将此庙奉送于刘素云羽士，永为梵修住持之所也。”由此可见刘诚印的功德无量，有目共睹。

二、捐资勒碑并创会以供香果，造无量之功德被举为护坛

刘诚印祖师事迹碑

刘多生对白云观的主要贡献有捐巨资传戒、重勒碑志、拓修云集山房、创建和捐助长春永久供会及刊版印经等。

张圆璿律师在白云观传戒时，刘多生被举为护坛。同治十年（1871年）张圆璿律师传戒，刘多生募捐五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367人；高云溪（高明峒，字云溪，又名仁峒，号寿山子）为白云观住持时，屡开戒坛，刘多生均为保举大师监戒。光绪八年（1882年）募捐七千余金，为衣钵口粮传戒费，受戒者400人。光绪十年（1884年），募捐九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525人。这样，在同治十年、光绪八年、光绪十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先后四次传戒中，刘多生慷慨募捐了以万计的薪粮履之资，受戒者共计1642人。

白云观是长春祖师阐教处所，数百年来，殿宇频增，碑志林立。由于担心旧碑磨灭，孟豁一任方丈时就有重勒诸碑的想法，但心愿未遂而仙去。张耕云律师主持白云观时，托付刘多生实现孟公重勒碑志的夙愿。据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多生捐资重勒白云观重修碑（后士殿前西）、长春邱真人道行碑（老律殿前东）、白云观重修碑（罗祖塔前西）、白云观重修碑（后士殿前东）、重修白云观碑记（南极殿前东），立罗真人道行碑（罗祖塔前）、重勒诸碑记（祠堂前西）、七真道行碑（老律殿前西）等。上述诸碑，据笔者2008年8月调查，赵士贤撰《白云观重修碑》在白云观西路元辰殿前西、张瓒撰《长春邱真人道行碑》在老律堂前东、顾颐寿撰《白云观重修碑》在西路元辰殿前东、王常月撰《重修白云观碑记》在东路雷祖殿前东、孟珙撰《七真道行碑》在老律堂前西。

光绪十六年（1890年）刘多生及诸大护法，慷慨捐资，庀材鸠工，利用白云观后余地，修筑了云集山房及戒台、游廊、假山、亭台等，游廊曲折幽深，树木葱郁繁茂，颇有江南园林的景致，以此作为接待宾客、道侣集讲处所。其中，刘多生捐助修园墙楼房银一万五千两。

由于燕九、九皇祖师两圣诞香供澹泊，刘多生敬约善信张诚明、张诚五及内宫信官助善者百余人，于光绪八年（1882年）建立了长春永久供会，每年香供费用约需三百余金。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中积蓄已经不多，刘多生担心其失传，又自捐三千二百六十金，在昌平州购置土地四十五顷有奇，每年收租三百三十金交白云观作为二会香供灯果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