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与全真道教韵学

博客 任宗权

2011-01-27 13:49:30

湖北武当山从唐宋时期道教就十分兴盛,到了明代,因为皇室崇信的原因,武当道教兴盛达到顶峰。有的学者认为,武当皇家道教科仪、音乐影响了明清全真经韵音乐。

1. 全真道教与武当山

史书说早在周朝时期,武当山已经有隐士居住,东汉时,寻仙者成为时潮,这里成为修仙炼丹家们向往之地。据《图经》载“武当,神仙窟宅,自黄老设教,神仙至人栖之者众”。著名的隐士炼丹者有尹喜、尹轨、戴孟、马明生、阳长生、谢允、徐子平、刘怀道、刘虬、诸葛亮等。

宋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奉为“社稷家神”、“佑圣”等,并在武当山设观堂,建五龙观、紫霄宫等观庙祀奉真武。明朝诸帝把武当山作为皇家“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加以庇护和扶植,使武当道教组织发展迅速,时有“九宫八观”、堂、庵、庙等七十余处,基本奠定了武当山道教建筑的格局。

全真道士首先进入武当的,是陕西合阳人吉志通,他师从马丹阳弟子乔潜道和潘清容,“后居武当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饵黄精、苍术,精神清澈,行步如飞。”在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丘处机去世之后的全真法嗣,第一名为鲁大宥(号洞云),宋金时居武当四十余年,蒙古军占领襄阳后赴陕西寻访全真道,“西绝汧陇,北逾阴山,至元十二年归,与汪贞常等修复五龙宫。”鲁大宥西行寻访全真道之时,吉志通已在武当;鲁返武当,吉已仙逝(中统甲子岁)。后来鲁大宥授徒张守清,形成武当本山派,成为近代武当道派的主体。记录鲁大宥师徒事迹的元程矩夫《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没有记录鲁大宥师从全真道的传承,但《长春道教源流》认为“乔潜道弟子吉志通居武当盖在襄阳未陷时。大宥当先闻全真之学于志通,其后西绝汧陇,北逾阴山,则长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当传全真教盖自大宥始。”在陈教友眼里,鲁大宥既是马丹阳法嗣,又是龙门派传人。《武当道教史略》记载:“南宋末,北方全真道盛行,鲁洞云北上访道全真,自然要融贯吸收全真道的内丹学,但就其道派授受来看,他并非是全真派道士。他先后度徒众一百多人,最得意的弟子张守清精通清微、正一等派道法,而不称是全真派。”虽然鲁大宥难以认定为全真道传承,但在《长春道教源流》中,紧随鲁大宥的汪贞常,确实是属于全真道,并列为丘处机法嗣。汪贞常同鲁大宥一起到武当,为修复受战争破坏的武当宫观功劳甚巨。其弟子张道贵又礼清微派黄雷囦习正一道法。陈教友认为“鲁大宥、汪贞常俱全真弟子,张道贵师贞常而学于雷囦,盖全真而兼正一派者。逮张洞囦而所学大行,于是武当遂为全真别派。” 汪贞常法孙单道安后来于明代洪武初年“西游西华、终南诸山,仍居重阳万寿宫。”清初,龙门派在武当盛行,开办起十方丛林,肇始其事者,是两个来自陕西的龙门道士。一个名叫白玄福,号柱峰,陕北延川县人,龙门派第四代。“入武当山修真,顺治十三年嗣修明真庵,为聚徒讲道之所。”“又于康熙元年抚治王公倡行,修复太子坡复真观,白福元主其事。”另一位名叫杨常炫,山西人,明末弃家登华山,后迁嵩山,再迁武当北岩。在白福元和杨常炫的努力下,全真道龙门派在武当得到大规模发展,到康熙年间,太子坡道观成为龙门派向全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以至龙门祖庭之兴复,都有赖于武当道士。

明代是武当道教鼎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授武当山道士丘玄靖为嘉仪大夫、太常寺卿,并遣高道多次请武当全真道士张三丰入朝为官。明王朝除不惜血本大建武当宫观外,还加强了对武当山的管理。据不完全统计,明王朝为扶植和管理武当道教,先后颁降圣旨敕诰三百多道,御制碑文近百通。将武当山所有道士作为皇帝御用神职人员供养,从全国钦选四百余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当山为道。嘉靖年间,武当山全山有道官、道众、军队、工匠等一万余人。另有上千人在此耕种,供赡道士。当时,武当山是全国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圣山”,是全国道教活动交流的中心。

2. 全真道乐与武当“皇家音乐”

武当道乐具有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一般共性。这就是它的多源性、融摄性、延续性和保守性。它受宫观组织和清规戒律之制约,较少受战争、灾害等世事动乱冲击,主要靠口传心受(少数情况下用手抄乐谱辅助),严格亲手传授,不允许随意改变,向来以“死全真”之称的全真道传授要求更为严格。武当道乐具有下列个性特征:

武当道乐与皇室宫廷廷雅乐关系特别密切。自唐以后历代皇室直接扶持并经营武当道场,至明代达到顶峰,修理宫观,安置神像,科仪法事,配置乐舞生,均纳入皇室宫府议事日程,宫廷雅乐给武当道乐以影响,是武当道乐具有庄严典雅气质原因之所在。

元、明两代,武当山各宫观提点及焚修、祀典道士分属全真、一两大派,道士长期同室咏讽经乐。明代不断从外省名山抽调道士充实武当道场,外地道士常来武当道教丛林云游挂单。相互吸收,繁杂渐归统一是是武当道教音乐的主要特点。

明代,是武当道乐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由于武当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大建武当,使武当山成为“皇室家庙”,并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当山各宫观办道;祭祀也按宫廷制度设置“乐舞生”(受过宫廷祭祀音乐训练的御用演礼、诵经、奏乐的人);经常在武当山设坛建醮,少则三七天,长则四十九天。在武当山形成了“仙乐忽从天外传”、“仙乐飘飘处处闻”的景象。

武当山道教音乐有三大特色。第一,音乐与斋醮仪式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第二,在祭祀时用宫廷音乐的韵调庄严、肃穆、恬静与稳重。第三,使用自己的韵调“武当韵”,其风格清幽、典雅、古朴,而不尚华彩,具有浓厚的殿堂气息与宗教韵味。

全真道教从元代初期开始进入武当山,并且引进全真斋醮科仪等文化形式。明皇室扬正一抑全真,使得全真道教在明朝一度低落,许多全真高道隐居武当,寻找机遇。大概因为武当山是明皇室“家庙”,因此清初的一些明代遗民纷纷入武当为黄冠,如:二虎王、白元福、杨常炫等。这些人在武当山办学收徒,弘扬教法,造就一大批道学人才。据《太上律脉源流》称:全真龙门派第十四代祖师赵复阳二十五岁辞尘,远游至武当、茅山及吴越间。[1]尤其是清初的王常月祖师继北京白云观传戒以后,经武昌至武当玉虚宫,开坛传戒,将北京白云观的全真斋醮科仪以及传戒仪规流传于武当山,再一次造就一大批武当高道,这些高道在清初全真道教“中兴”时期,分赴全国各地阐教,使得全真斋醮科仪、经韵、音乐传播各地。

《武当道教史略》中说王常月可能在康熙十一年左右从江浙一带立坛说戒,从江浙北上时或回到北京后又南下武当立坛说戒的。龙起潜在《初真戒律·序》中说:

昆阳王老师,得戒法于复阳赵真人,当世祖章皇帝时,于京都白云观,设立戒坛,传戒演钵,一时授受弟子千有余人。嗣而移舄,广演于江浙间,声教四溢。昔余识师于江南之隐仙庵,私心巳尸祝之矣。因狂心未歇,难遽投拜。今朝谒武当,幸遇师传戒于玉虚宫中,遂发心皈命而受持戒律。[2]

又据龙门派第八代律师谭守诚自述中说王常月真人:“言余真诚不苟,携余前往武当演教。”[3]王常月在武当山传戒培养了大批武当高道,这些人后来分赴全国各地传道,确实起了“中兴”全真道教的作用。这些人有张静明、张真源、齐守山、王常文、王常安、詹太林、蔡太智、余太源、谢清忠、陈清觉等。后张静明、张真源、王常文、王常安、蔡太智等常住武当太子坡复真观广收门徒,广演全真教风,太子坡被誉为“全真龙门派法眷第五房”。从武当太子坡分赴全国各处有显著成绩的高道有以下各处:

(1)传入四川成都

武当太子坡道士陈清觉(1606-1705),明末清初著名全真高道。号烟霞子,又号寒松,少年登第入庶。后见世事变乱,便辞官隐居武当山太子坡,礼全真道士詹太林祖师为师。康熙八年(1669)入蜀常住青城山天师洞,主持维修全山宫观。后下山至成都青羊宫。康熙三十四年得成都府臬宪赵良璧资助修建二仙庵,并受康熙大帝召见。康熙四十一年敕封为“碧洞真人”,御赐“碧洞丹台”,开创龙门派碧洞宗。

后长州人张清夜(1676-1763)至武当山太子坡拜余太源为师,雍正七年(1729)至成都武候祠任主持,乾隆八年(1743),成都令夏绍、华阳令安洪德重修青羊宫,请张清夜主持青羊宫,著《玄门戒白》《阴符发秘》,据传还著有《谭东集》。[4]与张清夜同到青城山的张清湖,于陈清觉后主持天师洞,张清夜还主持成都文昌宫与武候祠。

(2)传入陕西广大地区

清初武当太子坡道教传入陕西最为显著。按张文主编的《丘处机与龙门洞》载:

太子坡道士曾守云,号自悦,系清初龙门派开山祖师。为山东曾子之后,在武当山太子坡入道,传为龙门五房法眷,属龙门派第八代传人……清顺治年间,曾守云由武当山太子坡入住龙门洞。[5]

据说曾守云擅长斋醮科仪,其吸取龙门洞本山韵并融入《全真正韵》,为一代龙门斋醮大师。一同从武当山太子坡至龙门洞的还有田守存、苗紫霄、黄守善。共称“龙门四公”。曾守云后至龙门景福山,苗紫霄至平凉崆峒山。

闵智亭大师在《华山高道》一文中谈到:华山西峰白一贯,乾隆年间由武当太子坡到此任主持。北峰刘教斌、贾合录由武当山周府庵到此为主持。南峰在明末为胡真海,由武当山太子坡到此任主持。

清乾隆二年(1737),全真道士李永明由湖北武昌到天柱山,先后收徒一百余人。但后来这一支未能在天柱山承传下来。现今天柱山全真派道士的承传,系由清朝中叶武当山太子坡道士王圆吉到天柱山弘道,延续下来的道脉。所以,现今天柱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尊武当太子坡为其法嗣之源。王圆吉到天柱山后,与其徒吴明慧、张明秀、刘明玉等大力弘道,修复道观,刻印道教典籍二十余种,门人达500多人。王圆吉的弟子又分赴陕西华县莲花山、岐山县钟离坪、五丈塬、宝鸡县钓渭乡烽火台万圣宫、武汉大道观、湖南真武庙等地。王圆吉羽化后,吴明慧(道号道隐子)继其师掌天柱山道教事务,勤奋耕耘,著有道书《度人秘录》、《修炼丹术》等,皈依弟子超过一千人。

(3)传入其它地区

雷宏安在《云南道教源流初探》一文中提及:漓江木土司曾派人到武当山学道,请回《玉皇经》和神像,供奉玉龙雪山的岩脚院中。据调查,青海土楼观、甘肃天水玉泉观、张掖城西七十多华里的祁连山西武当、兰州金台观、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贺兰山韮菜沟西南的北武当山、山东的东武当、河南省平顶山的真武观及安徽齐云山、福建漳州独后宫等地的许多道观,都是武当山道士于清初前往开山传宗。据台湾彰化县松柏岭清圣宫资料载,在清康熙年间,武当洪姓道人在福建漳州传道后,东渡台湾,建真武祠以祀,后扩建为宫,供奉玄天上帝。也有记载:明末郑成功习武当拳,到台湾时,已在船中供奉玄帝像,后在台湾建庙祀玄帝像。关于武当道教在明末清初向全国传播,尤其在西南、西北地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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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道教史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9-393页。

[2] 清·王常月撰《初真戒律》,四川二仙庵版,第1-3页。

[3] 同上注。

[4] 见黄海德、李刚编:《简明道教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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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与全真道教韵学

博客 任宗权

2011-01-27 13: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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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与全真道教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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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当山从唐宋时期道教就十分兴盛,到了明代,因为皇室崇信的原因,武当道教兴盛达到顶峰。有的学者认为,武当皇家道教科仪、音乐影响了明清全真经韵音乐。

1. 全真道教与武当山

史书说早在周朝时期,武当山已经有隐士居住,东汉时,寻仙者成为时潮,这里成为修仙炼丹家们向往之地。据《图经》载“武当,神仙窟宅,自黄老设教,神仙至人栖之者众”。著名的隐士炼丹者有尹喜、尹轨、戴孟、马明生、阳长生、谢允、徐子平、刘怀道、刘虬、诸葛亮等。

宋代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奉为“社稷家神”、“佑圣”等,并在武当山设观堂,建五龙观、紫霄宫等观庙祀奉真武。明朝诸帝把武当山作为皇家“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加以庇护和扶植,使武当道教组织发展迅速,时有“九宫八观”、堂、庵、庙等七十余处,基本奠定了武当山道教建筑的格局。

全真道士首先进入武当的,是陕西合阳人吉志通,他师从马丹阳弟子乔潜道和潘清容,“后居武当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饵黄精、苍术,精神清澈,行步如飞。”在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丘处机去世之后的全真法嗣,第一名为鲁大宥(号洞云),宋金时居武当四十余年,蒙古军占领襄阳后赴陕西寻访全真道,“西绝汧陇,北逾阴山,至元十二年归,与汪贞常等修复五龙宫。”鲁大宥西行寻访全真道之时,吉志通已在武当;鲁返武当,吉已仙逝(中统甲子岁)。后来鲁大宥授徒张守清,形成武当本山派,成为近代武当道派的主体。记录鲁大宥师徒事迹的元程矩夫《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没有记录鲁大宥师从全真道的传承,但《长春道教源流》认为“乔潜道弟子吉志通居武当盖在襄阳未陷时。大宥当先闻全真之学于志通,其后西绝汧陇,北逾阴山,则长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当传全真教盖自大宥始。”在陈教友眼里,鲁大宥既是马丹阳法嗣,又是龙门派传人。《武当道教史略》记载:“南宋末,北方全真道盛行,鲁洞云北上访道全真,自然要融贯吸收全真道的内丹学,但就其道派授受来看,他并非是全真派道士。他先后度徒众一百多人,最得意的弟子张守清精通清微、正一等派道法,而不称是全真派。”虽然鲁大宥难以认定为全真道传承,但在《长春道教源流》中,紧随鲁大宥的汪贞常,确实是属于全真道,并列为丘处机法嗣。汪贞常同鲁大宥一起到武当,为修复受战争破坏的武当宫观功劳甚巨。其弟子张道贵又礼清微派黄雷囦习正一道法。陈教友认为“鲁大宥、汪贞常俱全真弟子,张道贵师贞常而学于雷囦,盖全真而兼正一派者。逮张洞囦而所学大行,于是武当遂为全真别派。” 汪贞常法孙单道安后来于明代洪武初年“西游西华、终南诸山,仍居重阳万寿宫。”清初,龙门派在武当盛行,开办起十方丛林,肇始其事者,是两个来自陕西的龙门道士。一个名叫白玄福,号柱峰,陕北延川县人,龙门派第四代。“入武当山修真,顺治十三年嗣修明真庵,为聚徒讲道之所。”“又于康熙元年抚治王公倡行,修复太子坡复真观,白福元主其事。”另一位名叫杨常炫,山西人,明末弃家登华山,后迁嵩山,再迁武当北岩。在白福元和杨常炫的努力下,全真道龙门派在武当得到大规模发展,到康熙年间,太子坡道观成为龙门派向全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以至龙门祖庭之兴复,都有赖于武当道士。

明代是武当道教鼎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授武当山道士丘玄靖为嘉仪大夫、太常寺卿,并遣高道多次请武当全真道士张三丰入朝为官。明王朝除不惜血本大建武当宫观外,还加强了对武当山的管理。据不完全统计,明王朝为扶植和管理武当道教,先后颁降圣旨敕诰三百多道,御制碑文近百通。将武当山所有道士作为皇帝御用神职人员供养,从全国钦选四百余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当山为道。嘉靖年间,武当山全山有道官、道众、军队、工匠等一万余人。另有上千人在此耕种,供赡道士。当时,武当山是全国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圣山”,是全国道教活动交流的中心。

2. 全真道乐与武当“皇家音乐”

武当道乐具有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一般共性。这就是它的多源性、融摄性、延续性和保守性。它受宫观组织和清规戒律之制约,较少受战争、灾害等世事动乱冲击,主要靠口传心受(少数情况下用手抄乐谱辅助),严格亲手传授,不允许随意改变,向来以“死全真”之称的全真道传授要求更为严格。武当道乐具有下列个性特征:

武当道乐与皇室宫廷廷雅乐关系特别密切。自唐以后历代皇室直接扶持并经营武当道场,至明代达到顶峰,修理宫观,安置神像,科仪法事,配置乐舞生,均纳入皇室宫府议事日程,宫廷雅乐给武当道乐以影响,是武当道乐具有庄严典雅气质原因之所在。

元、明两代,武当山各宫观提点及焚修、祀典道士分属全真、一两大派,道士长期同室咏讽经乐。明代不断从外省名山抽调道士充实武当道场,外地道士常来武当道教丛林云游挂单。相互吸收,繁杂渐归统一是是武当道教音乐的主要特点。

明代,是武当道乐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由于武当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大建武当,使武当山成为“皇室家庙”,并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当山各宫观办道;祭祀也按宫廷制度设置“乐舞生”(受过宫廷祭祀音乐训练的御用演礼、诵经、奏乐的人);经常在武当山设坛建醮,少则三七天,长则四十九天。在武当山形成了“仙乐忽从天外传”、“仙乐飘飘处处闻”的景象。

武当山道教音乐有三大特色。第一,音乐与斋醮仪式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第二,在祭祀时用宫廷音乐的韵调庄严、肃穆、恬静与稳重。第三,使用自己的韵调“武当韵”,其风格清幽、典雅、古朴,而不尚华彩,具有浓厚的殿堂气息与宗教韵味。

全真道教从元代初期开始进入武当山,并且引进全真斋醮科仪等文化形式。明皇室扬正一抑全真,使得全真道教在明朝一度低落,许多全真高道隐居武当,寻找机遇。大概因为武当山是明皇室“家庙”,因此清初的一些明代遗民纷纷入武当为黄冠,如:二虎王、白元福、杨常炫等。这些人在武当山办学收徒,弘扬教法,造就一大批道学人才。据《太上律脉源流》称:全真龙门派第十四代祖师赵复阳二十五岁辞尘,远游至武当、茅山及吴越间。[1]尤其是清初的王常月祖师继北京白云观传戒以后,经武昌至武当玉虚宫,开坛传戒,将北京白云观的全真斋醮科仪以及传戒仪规流传于武当山,再一次造就一大批武当高道,这些高道在清初全真道教“中兴”时期,分赴全国各地阐教,使得全真斋醮科仪、经韵、音乐传播各地。

《武当道教史略》中说王常月可能在康熙十一年左右从江浙一带立坛说戒,从江浙北上时或回到北京后又南下武当立坛说戒的。龙起潜在《初真戒律·序》中说:

昆阳王老师,得戒法于复阳赵真人,当世祖章皇帝时,于京都白云观,设立戒坛,传戒演钵,一时授受弟子千有余人。嗣而移舄,广演于江浙间,声教四溢。昔余识师于江南之隐仙庵,私心巳尸祝之矣。因狂心未歇,难遽投拜。今朝谒武当,幸遇师传戒于玉虚宫中,遂发心皈命而受持戒律。[2]

又据龙门派第八代律师谭守诚自述中说王常月真人:“言余真诚不苟,携余前往武当演教。”[3]王常月在武当山传戒培养了大批武当高道,这些人后来分赴全国各地传道,确实起了“中兴”全真道教的作用。这些人有张静明、张真源、齐守山、王常文、王常安、詹太林、蔡太智、余太源、谢清忠、陈清觉等。后张静明、张真源、王常文、王常安、蔡太智等常住武当太子坡复真观广收门徒,广演全真教风,太子坡被誉为“全真龙门派法眷第五房”。从武当太子坡分赴全国各处有显著成绩的高道有以下各处:

(1)传入四川成都

武当太子坡道士陈清觉(1606-1705),明末清初著名全真高道。号烟霞子,又号寒松,少年登第入庶。后见世事变乱,便辞官隐居武当山太子坡,礼全真道士詹太林祖师为师。康熙八年(1669)入蜀常住青城山天师洞,主持维修全山宫观。后下山至成都青羊宫。康熙三十四年得成都府臬宪赵良璧资助修建二仙庵,并受康熙大帝召见。康熙四十一年敕封为“碧洞真人”,御赐“碧洞丹台”,开创龙门派碧洞宗。

后长州人张清夜(1676-1763)至武当山太子坡拜余太源为师,雍正七年(1729)至成都武候祠任主持,乾隆八年(1743),成都令夏绍、华阳令安洪德重修青羊宫,请张清夜主持青羊宫,著《玄门戒白》《阴符发秘》,据传还著有《谭东集》。[4]与张清夜同到青城山的张清湖,于陈清觉后主持天师洞,张清夜还主持成都文昌宫与武候祠。

(2)传入陕西广大地区

清初武当太子坡道教传入陕西最为显著。按张文主编的《丘处机与龙门洞》载:

太子坡道士曾守云,号自悦,系清初龙门派开山祖师。为山东曾子之后,在武当山太子坡入道,传为龙门五房法眷,属龙门派第八代传人……清顺治年间,曾守云由武当山太子坡入住龙门洞。[5]

据说曾守云擅长斋醮科仪,其吸取龙门洞本山韵并融入《全真正韵》,为一代龙门斋醮大师。一同从武当山太子坡至龙门洞的还有田守存、苗紫霄、黄守善。共称“龙门四公”。曾守云后至龙门景福山,苗紫霄至平凉崆峒山。

闵智亭大师在《华山高道》一文中谈到:华山西峰白一贯,乾隆年间由武当太子坡到此任主持。北峰刘教斌、贾合录由武当山周府庵到此为主持。南峰在明末为胡真海,由武当山太子坡到此任主持。

清乾隆二年(1737),全真道士李永明由湖北武昌到天柱山,先后收徒一百余人。但后来这一支未能在天柱山承传下来。现今天柱山全真派道士的承传,系由清朝中叶武当山太子坡道士王圆吉到天柱山弘道,延续下来的道脉。所以,现今天柱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尊武当太子坡为其法嗣之源。王圆吉到天柱山后,与其徒吴明慧、张明秀、刘明玉等大力弘道,修复道观,刻印道教典籍二十余种,门人达500多人。王圆吉的弟子又分赴陕西华县莲花山、岐山县钟离坪、五丈塬、宝鸡县钓渭乡烽火台万圣宫、武汉大道观、湖南真武庙等地。王圆吉羽化后,吴明慧(道号道隐子)继其师掌天柱山道教事务,勤奋耕耘,著有道书《度人秘录》、《修炼丹术》等,皈依弟子超过一千人。

(3)传入其它地区

雷宏安在《云南道教源流初探》一文中提及:漓江木土司曾派人到武当山学道,请回《玉皇经》和神像,供奉玉龙雪山的岩脚院中。据调查,青海土楼观、甘肃天水玉泉观、张掖城西七十多华里的祁连山西武当、兰州金台观、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贺兰山韮菜沟西南的北武当山、山东的东武当、河南省平顶山的真武观及安徽齐云山、福建漳州独后宫等地的许多道观,都是武当山道士于清初前往开山传宗。据台湾彰化县松柏岭清圣宫资料载,在清康熙年间,武当洪姓道人在福建漳州传道后,东渡台湾,建真武祠以祀,后扩建为宫,供奉玄天上帝。也有记载:明末郑成功习武当拳,到台湾时,已在船中供奉玄帝像,后在台湾建庙祀玄帝像。关于武当道教在明末清初向全国传播,尤其在西南、西北地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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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道教史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9-393页。

[2] 清·王常月撰《初真戒律》,四川二仙庵版,第1-3页。

[3] 同上注。

[4] 见黄海德、李刚编:《简明道教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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