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鄂、豫、川、陕交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反清斗争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的军事镇压也非常残酷。在清代，鄂西北经历了五次大的战乱。频繁的战乱，使武当道教受到重创，但教团组织并未解散，而且有时由于著名高道或教团领袖的艰苦努力，还出现过短时间的复兴局面。

清代武当道教的兴衰

清朝统一全国后，武当道教失去了明代享有的种种特权，加之鄂西北山区战乱频繁，使之呈现逐渐衰落的趋势。但在清代两百多年中，武当道仍保持着教团体制，有时由于教团领袖的苦心经营，也出现过短暂的复兴局面。而各地民众对武当山真武神依然虔诚信仰，朝山进香等道教民俗盛行不衰。

满洲贵族入关前即尊崇藏传佛教格鲁派，入关后重在利用宋明理学治世，对道教虽大体沿袭明制加以保护，但远不如明代重视，且检束更严。因此，清代道教除全真龙门派曾一度“中兴”外，其它各派皆呈衰微之势。清皇室对武当道教的态度，一方面受明代崇奉真武神的信仰影响，有关心和利用的表示，另一方面又取消明代实行的特殊政策，甚至降低其管理机构的规格，限制其教团势力的发展。《清实录》载：每遇皇帝“万寿节”即“遣官祭真武、东岳、城皇之神”。清圣祖对武当道教略有兴趣。清圣祖原名玄烨，为避讳改称玄帝为元帝。康熙十二年(1673年)，差侍卫吴当、色虎立赍御赐香币并银五千两致武当山，祭告北极元天上帝，“恭祀太皇太后寿算千秋，祚国保民”。康熙四十二年(1702元)，“恭逢万寿圣节”，差侍卫、兵部员外郎等官到武当山金顶进香，带来香仪银一千两并“御书武当匾额：默赞皇猷，金光妙相、仙箓崇虚、曲成万物、清虚致德”五通，悬挂于太和、南岩等宫庵。乾隆元年(1736年)，高宗认为“小民虔谒神明，止应听其自便，不宜征收香税”。遂下令仿泰山例“永行豁免”太和山香税。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年)，赐“天柱枢光”匾额悬挂于太和宫。清仁宗嘉庆八年(1803年)，命湖北地方官武当山祭告元天上帝。清宣宗也曾御制“生天立地”匾额悬于太和宫皇经堂。检索历史，可以发现清帝对武当道教的有限度关心，多是在鄂西北地区发生大战乱前后，其目的是利用真武神信仰以巩固清朝的统治，而不是恢复武当道教。

清代鄂西北地区战乱频繁是造成道教衰微的又一主要原因。清代鄂、豫、川、陕交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反清斗争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的军事镇压也非常残酷。在清代，鄂西北经历了五次大的战乱。频繁的战乱，使大量宫观被毁，文物遭窃，而且道众生命也无保障，使武当道教日渐没落。

清代武当道教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但教团组织并未解散，而且有时由于著名高道或教团领袖的艰苦努力，还出现过短时间的复兴局面。清初，部分明朝官吏不愿仕清，遂隐居武当山为黄冠。如：二虎王，西秦人，明末官至副戌。五十岁入武当山隐名出家，苦行修道。杨常炫，山西人，明崇祯庚辰年(1640年)举进士，后弃官学道，迁居武当山修炼，并刊行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白元福，西秦金明延川人，以明经擢职官，未几挂冠去，入武当山七真洞修道，苦行十余年。后为诸当事强起修复武当宫、庵、桥梁，又重修明真庵，为聚徒讲学之所，培养了一批有道之士。

康熙二年(1669年)，全真道龙门派“中兴之祖”王常月率徒从北京南下传道，曾在武当山玉虚宫立坛授戒。清末，龙门派在武当道教中已占主导地位。武当道士中有一半是龙门派，其它如华山派、正一派、茅山派等也仍在传承。龙门派经营的南岩宫、紫霄宫、元和观、复真观等皆为江南著名的十方丛林。同治(1862—1874年)初，全真龙门派道士杨来旺为紫霄宫道衲住持，他见山中宫观半数倾圮，立志兴复。经十年辛苦募化，修复了紫霄、南岩、太和各宫，同时修补了很多庙观和桥梁，从而使武当山道教出现了数十年的振兴局面，全山道众达千人。清初武当山住有道官十人管理，晚清废道官制，设道总、道衲。由道众推举总道总一名，报分守道认可，总揽全山事务，各宫观选任道总一名，管理本宫观一应事宜。本山原有的明代佃地亦收归地方统一管理。乾隆六年(1741年)，通祥立案，由襄阳守道专派吏目经征，供人官祭祀并羽士口粮。清末，全山佃地由于管理不善已流失大半，许多道士靠为人做法事、看风水、行医卖药、占卜算卦为生。至于宫观维修经费，整个清代主要靠官绅捐资及道众募化，虽然先后有白元福、杨来旺等道士重修和修葺了部分宫观，但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武当道教自身的一次整顿与改良，它无力改变武当道教面临的整个社会困境。实际上，本世纪初武当山地区多有兵灾匪患，宫观道众受到内外恶势力的挤压。

民国时期武当道教的衰落

民国时期，武当山道教遭受到兵火匪乱的侵扰，宫观长期失修，或被烧毁，或倾圮倒塌，所剩无几;道众生活无着，被迫离山出走，整个教团组织日益衰落，宗教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其间，徐本善等人为复兴武当山作了大量工作。

民国二年(1913年)，襄阳府官吏周逢生与外国人相勾结，率数十名士兵至武当山金顶，企图砸毁金殿，抢劫文物。均州绅士罗立庵、余二少与太和宫道士朱承熙、李能安率均房民众600余人与之搏斗，以死伤29人的代价保住了金殿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

民国八年(1919年)，湖北省政府命令武当山南岩宫将其所领均州报恩寺后田亩卖给基督教福音堂，获价一千三百串;民国十七年(1928年)老君堂乡恶霸周献海到武当山金顶皇经堂敲诈勒索，五天中夺走皇经堂地亩一大半。皇经堂主持朱宇亮气愤不过，遂与农民高世海、陈国有等人将周杀死，事后出走四方避难。

徐本善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武当山，后任紫霄宫道总兼全山道总。他提倡以戒定心，以戒治教，内修性命，外树功德，准备了一批放戒用的物品和经书。他努力维修宫观，先后修复了太子坡藏经楼、太和宫皇经堂、紫霄宫与西道院、父母殿、南岩宫大殿及朝天宫至金顶的神道。他培养的徒弟胡合贞、刘理山、王理学、水合一等，也为武当道教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四月，贺龙率红三军转战鄂西北地区，开辟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徐本善及常住道众将贺龙等人迎入紫霄宫，并帮助红军筹集粮草、医治伤员。当年秋天，红三军撤离武当山后，国民党政府军第51师陈永泰部进驻紫霄宫、周府庵等宫观，吊打道士，索逼金钱，使常住道士逃避一空，徐本善、尹教盛等人也被反动武装杀害。国民党军还伙同郧阳专员公署成立“武当山庙产管理处”，要将武当山庙产充公办学，并“引证洋风，破除迷信，铲除偶像”，“将南岩殿前神像用刀将头脑劈为三块，置之地上，又将金顶攀援上山铁链毁断尽净”。此举激起湖北孔道会会长曹焕猷等各届知名人士反对。20余人联名状告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蒋令湖北省主席张群负责处理此案，制止抢劫庙产。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驻扎在武当山麓，部分官兵乱拆宫观，砸毁神像。尤其是该部炮兵16团曾将武当山太子坡以下各宫、观、庵、祠里的千余件铜质像器搜集起来，用40部马车运往重庆兵工厂，给武当道教造成了巨大损失。1944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武当山成立“天然林管理委员会”，明确规定取消武当道教，没收全部庙产归该会统管，“将留在看守寺观之道士全数改编为森林警察，其老弱残废者得给资遣散”。据老道人回忆，该会成立后即着手遣散道士，凡不愿走者，即被捆绑吊打;而许多老弱病残者，由于无家可归，只好四处流浪乞讨，致使全山500多名道士被驱散大半。后该会所行为引起公愤，不解而散。而武当道教由于遭此重创，也更见衰落。到1948年，全山只剩下庙房二千多间，道众二百余人。

（作者：杨立志，来源：十堰周刊）

更多关注：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