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代汉中地区的全真教团有几处重要的庙宇。这些庙宇只有留侯庙有清楚的龙门传承的法脉，其他的庙宇则有不同的背景需要具体分析。作者认为，全真道士驻守在庙宇里并不能说明这个庙的宗教属性，例如武侯祠从来不是道教的庙宇，那里举行的活动也不是道教性质的。汉中地区的碑刻材料告诉我们每一个庙宇后面都有一个社团在支持着这个庙宇。这个团体可能是家族性的，也可能是移民族群。这里的活动也不由住持道士决定，而是由社团决定。在这个社团里主事的则往往是一些当地的儒生。

关键词   会首  道士  儒生

本文使用的材料主要有《汉中碑石》、《紫柏山志图》和《忠武侯祠墓志》。《汉中碑石》是《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的一种，收录请代道教史料比较多[1]。《紫柏山志图》是同治十年（1871年）刊行的一部道教志书[2]，实际上它的很多内容都是从刚出版不久的《留坝厅志》里抄来的[3]。沈心阳序中说：“岁辛未末，余宰留河，留侯庙道人假厅志以摹紫柏山图。余意其朝夕云游，必熟山径之蹊间，或能正斯图之误。而付之不期月剞劂工竣，刷本乞序于余。余翻阅之余，犹是图焉，无稍损益。然则，山之某洞某坦早经前人志之甚详，又何用序为？惟附刻禁伐山林，勘定山址，实志所未载。其乞序之意或在斯欤？”沈序点出了这部书的要害。《留坝厅志》里没有的东西很少，一篇崇祯元年（1628年）《紫柏山免粮记》，一篇1866年勘定地界碑，都见于《汉中碑石》[4]。只有一篇《录存留侯庙知客堂曾大师致书》提供了留侯庙教团发展的重要材料，本文附录在后面。《忠武侯祠墓志》也是一部志书，它的作者是全真道士李复心[5]。虽然它没有提供汉中教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保存了一些李复心个人的作品，使我们得以了解李复心这个道士的个人品格。由于留侯庙在1862年接管武侯祠，所以这部书对于我们了解道士住持的庙宇很有参考价值。

一、汉中地区的全真教团

《汉中碑石》的道教记录最早的是天台山。天台山有明代碑刻，是记载雷神殿和三官殿的。清代的六篇碑记也不能提供全部宫殿建筑。1657年的碑记称山顶上原来有真武祖师殿，这应该是天台山的主神，当然是明代朝廷崇奉真武的结果。1703年碑记称此山原来有三清殿、三官殿、雷祖殿、祖师殿、关王殿、圣母殿和灵官殿。1671年，全真道士李一清云游至此，“新建西院三教并玉皇寝宫、黑虎诸殿”[6]。1745年和1829年的两篇碑记未明所事何神。1857年《重修天台山庙宇碑》记载了一次大规模修复工程，说山上有三清殿、大佛殿、玉皇楼、三官殿、城隍阁、圣母宫、五祖殿、关圣殿和雷公殿[7]。1899年重修碑记追述了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的修复工程，有佛殿、土地祠、药王殿、三观殿、城隍、五祖殿。可见天台山上下宫殿甚多，佛道相融。即使有主神，也在不同时代有所变迁。《汉中碑石》和目前流行的地图册[8]强调药王孙思邈是此山主神，这大约是清末以后的情形。然而，这些都和全真无关。不排除五祖殿是供奉全真祖师的，不过它是后来才增建的，至少李一清来这里以后所建设的殿堂不是突出全真信仰的，而他所建的黑虎殿显然是为了顺应当地的民俗信仰。天台山的碑记中没有明确说这里的教团是全真派系，我是根据1703年碑记中道士名录的派字推测的。这个名录中的道士派名并不一致，可见他们各有来历，也说明这时的天台山还不是以全真道派为特征的教团。后面的三篇碑记里出现了三个住持的名字：王礼范、芮来星、严明真，也说明天台山教团的来历并不纯粹。只有1703年石刻记录了十名来字辈道士。

城固县有三处全真宫观。洞阳宫和扁鹊观是上下院关系，野鹤观似乎是独立的。野鹤观是一个有家族背景的庙，把一位曾经弃官修道的先人奉为神明立庙崇祀，以先人道号为观名。1820年的《祖师田真人传碑》记载了道士扶箕记录下的田真人传记及其全真身世。从文后名录中可知参与此事的有田真人后裔以及全真住持道士。1860年的《野鹤观翻修殿宇碑》中仍然有田氏子孙参与募化，因此这是一个有着特殊地方背景的道观。到1860年时，住观道士至少有五名。

洞阳宫的来历有待进一步考察。据1745年《洞阳宫暨扁鹊观山林地界碑》追述，这个道观乃是明代永乐皇帝崇奉张三丰的结果，甚至说成是张三丰创建的，而洞阳即张三丰的名号。但是，在《汉中碑石》中不见有明代的文字。洞阳宫反映了张三丰传说在汉中地区的深远影响。1714年，全真道士于阳松重修洞阳宫，此后的石刻材料记录的道士均为龙门派系。至1922年，传至“成”（诚）字辈，龙门道脉在此延续了十三代香火。

汉中地区最大的全真道团是留坝县境内的紫柏山。大本营是山下的留侯祠（张良庙）。紫柏山作为神山是和张良的神话直接相联的，其宗教背景比张三丰和真武大帝要久远得多，上接早期天师道传统。不过，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石刻材料是崇祯年间的僧团所记，可知张良隐居辟谷的神话已经成为地方宗教共享的资源，只是崇祯佛教碑刻不甚突出张良传说的道教背景。目前所见道教记录则迟至1810年，并且1823年的石刻上住持陈石松显然不是全真道派。任永真接管留侯庙之后，全真道士对张良、张天师和全真道之间的的关系做了一番解释，见《紫柏山志图》里的《录存留侯庙知客堂曾大师致书》，这或许说明了全真道团驻扎紫柏山之后面对的宗教背景。《曾大师致书》证明了在僧团之前留侯庙是道人住持的，是康熙年间地方官恢复了留侯庙的道团。《紫柏山志图》序言也说潘一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接管紫柏山以后，“历六七传，皆柔弱不能任事。今之方丈姓任名永真，系道光十九年由京师游陕，自八仙庵请来者。师至庙，以兴废自任。请于官，改为十方丛林。登坛说戒，阐扬正宗。”所谓十方丛林是对应子孙庙而言的。这两种庙产的性质和教团制度的区别我尚不清楚。

紫柏山可是说是全真道团为道教门庭做的复兴之举，但是略阳县灵崖寺却是全真道由佛门弟子手中夺取的庙产。灵崖寺的宗教活动可以上溯至于唐朝土著对药水崖的崇拜。据嘉庆《汉中府志》记载，灵崖寺建于开元年间。北宋1056年诗碑中称为药水寺。最晚的一块佛教碑刻立于1653年，可见灵崖寺长期为佛门庙产。灵崖寺的道教碑刻很少，信息也甚为寥寥。1783年《邑侯高太尹灵崖寺安置住持并清查常住地碑记》是灵崖寺改换门庭的记录，将灵崖寺道教教团的创始上溯到四十年前的乾隆初年，此后即引发僧道冲突，“波及乡人，几成大狱”，“邑侯高老父师莅任伊始，俯从舆请，判令无论释道，确属地方士庶公议所可者，方可任此”[9]。这句话说明灵崖寺的改换门庭并非出于全真道的独立创业，而是有地方社会背景做机缘的。我们也可以由此不必断定灵崖寺此后就真地变成了道教名山。灵崖寺的名称一直没有更换，主持也似乎一直是道士。1810年《建庙地界碑》明确了灵崖寺占有的土地，全真道似乎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了。1830年《建道士墓碑》记载墓地里只有五座道士墓，碑记上的名录也只有三名道士，已经传到龙门派“本”字辈，说明这个教团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形成一个壮大的队伍。1831年《重修奈何石桥碑》是一座记载当地士庶捐助钱财的功德碑。清代的碑刻只有这四座。1923年的两篇碑记上署名住持沈教林，可知有清一朝灵崖寺龙门道士共八代。不过，他们是否一脉相传尚有疑问[10]。1923年的碑刻记录了灵崖寺的宗教活动，我只能借此推测此前一百多年间这里的宗教性质。据碑记说这里的殿宇有玉皇阁、天王殿、三圣母殿、关圣夫子阁。宗教节日有上元玉皇会、二月十九日观音会、廿一日普贤王会、三月十八日三圣母会、四月八日诸佛会、五月十三日关圣会、七月中元、三十日地藏王会。这些庙会显然受到了灵崖寺宋明时代佛教传统的影响。住庙道士则在1923年以扶箕形式造出了道教法符：真武祖师符、雷祖符、张天师符、天王符、三圣母符[11]。这些符可能大部分来自道士们的祖师传承。

位于西乡县午子山上的道观则始建于南宋1135年，是奉祀翊圣保德真君的。1875年的《重修午子观碑》追述了午子山历史，但仍然显得简略。午子观的全真道记录很晚，最早的一块碑刻是1829年华山派道士王信法的墓碑，此前不见有午子观石刻[12]。1875年时山上有玉皇殿、祖师殿、药王殿、娘娘殿、灵官楼。可是看出这个庙的神谱是以娘娘、药王和关公为主。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汉中的全真道团以紫柏山留侯庙最有代表性，而以任永真的贡献为最大。最初来这里的潘一良也是云游道士，本是河南人氏。传至易元棉，已经有八代，却没有文献留传。任永真时代的留侯庙在性质上的变化就是作为西安八仙庵的下院，希望根除地方势力对它的控制和争夺，也增加了它的开放程度。1850年的碑刻上说留侯庙“翻页鸣钟者，不下数百人”。这里已经变成了清修的道观，显然和以前的性质不同了。任永真在这里开坛授戒，也提升了这座道观的地位[13]。石刻记载的授戒有两次，一次是在同治九年（1870年），另一次说是在光绪初年。据《紫柏山志图》序言说1870 年受戒道士有五十九名；《柴明玉律师墓碑》[14]说光绪初年的受戒道士有百余人。柴明玉就是光绪这一期的受戒道士。任永真本人是出身辽宁的游方道士，他领导的留侯庙教团里也有从远方来访学修道的道士。柴明玉籍贯山西曲沃，后来成为紫柏山领袖。他的徒弟傅至溎则是四川阆中人，后来接替他的位子。我们当然不排除本来汉中地区的道观就和其他地区有联系，所以易元棉可以去西安八仙庵求援。汉中道观向清修道场的转变也更会加深和外面的联系。柴明玉就是去四川募化死在四川的道观里。

前云留侯庙将武侯祠和马超庙收为下院，而细读1862年碑记可知武侯祠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县政府手里。1881年的碑记也表明地方儒生并不承认武侯祠为留侯庙下院[15]。不过，在留侯庙教团方面则颇有接管经营的姿态。从1862年碑文看，任永真请得知县允准，派李永云前去“整肃清规，勤理课诵”。李永云的第一个措施是驱除李复习心传下来的全真道团。1869年《留侯庙接管沔县武侯祠墓碑》追述任永真的指令是“虔奉香火，经理庙事，设建十方常住，普接善缘”，意思是希望把武侯祠建设成为一个清修场所。任永真在1869年的碑文后面附录了《邱祖训文》[16]。这是写给道士看的。这也是对武侯祠性质的最大的改观。武侯祠在嘉庆七年（1802年）在全真道士李复心的主持下整修一新，其中仅有静观精舍一处院落为道士所用，有八间房子。在任永真之前，这个格局没有改变。任永真接管以后增建了吕祖祠、土神庙、龙神庙这些武侯祠本来没有的神殿。任永真的这些努力在他去世以后逐渐化为乌有。尽管如此，任永真在留侯庙和武侯祠的建设是汉中地区全真道最有代表性的。

此外还有零星碑记中或有全真道士资料，请看《汉中碑石》相关内容[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