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原本是古代朝廷调动军队或发布命令的信物，通常用竹板或金属制成，上面刻着文字，剖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朝廷，一半由将帅持有。它是权力的象征，具有绝对服从的意义。是故《老子》第七十九章云：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这种契，具有“法律的效应，是必须遵守执行的。因此，符，又称符契，或符节。汉代盛行天人感应说，进一步弘扬了古代的君权神授思想，帝王国君的行为举止，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纤纬之说风行，认为天会赐祥瑞予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这种凭证，叫做符命，《汉书·燕剌王旦传》云：王莽时，皆废汉藩王为家人，(刘)“嘉独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⑴人臣僚属对天赐祥瑞征兆予以载录，并撰文对应瑞者——最高帝王进行歌功颂德，于是作为文体的“符命”也就产生了，故《汉书·扬雄传》有京师语云：爱清静，作符“命”⑵，后来萧统编《文选》，特立“符命”一体，置于卷四十八。另外，符又叫“符传”，《后汉书·窦固传》云：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国。”⑶

符所具有的这些内容和形式特点，在汉代就被巫师、方士和道士借用到鬼神世界，从而创造了道符，又叫神符或天符。他们模拟现实社会符信的绝对权威，认为神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有资格颁布灵符，施之于鬼神社会，可以召劾鬼神，镇压精怪，正象人间帝王调遣将帅，统领万民一样。如果说在人世间符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的话，那么，在鬼神世界，佩带道符的法师则具有崇高不可抗拒的法力。《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载费长房得符弃符一事就是这种权力意义的最好说明。据传云：“长房辞归，翁……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乞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⑷

道教正式产生以后，道符越来越被道士所重视，以至成为他们的三大秘术之首。表现在对符的概念、来源和体式的认识加深；结构渐趋复杂；创作要求愈趋严格；写作技巧也愈益讲究，越来越具有文学意蕴，并包含着一些文学思想。

葛洪把道符界定为一种天文，并阐述了符的来源。他说：抱朴子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传写之多误故也。'”⑸所谓天文，就是自然现象诸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风云雷电……符就是根据这些自然现象、天文地理创造的一种“文体”，这无疑是道教取法老子“道法自然”的表现。为了使这种“文体”具有神秘性、权威性，葛洪就把它依附于道教所尊崇的始祖——老子身上，因此，道符所具有的不可抗拒力也就被道士们接受了。后来刘勰在阐述文学的起源时说文源于道，就是文源于自然的意思；源于道，就是源于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就是指天地之文，动植物之文，等等，人们创造的各种“文”，都是以天地之文、动植物之文为源泉的。不但如此，刘勰又进一步推论说，以此而来的人为之文则为经，为文之人则为圣，从而使这种来自“天文”的“文”具有了巨大的权威，所以他主张征圣、宗经。对此，青木正儿指出，刘勰把六经看成是所有文学的根源&。如同葛洪把老子摆在神圣威严的神坛上一样，刘勰也把儒家经典、儒家圣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我们说，刘勰的这种文学观无疑是受葛洪的这种“天文”观影响，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刘勰有意抬高儒教以与道教抗衡的排道思想，反映了当时儒道斗争的一个侧面⑺。

在对符的体式的认识上，道符除了借用如前所述的现实社会中朝廷作为信物的符契、符节、符命、符传等文体外，还使用“策”作为对“符”的称呼，这在古灵宝派的经典如《灵宝五符》中经常出现。如《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下云：“三天太上伏蛟龙虎豹山精文，名之曰‘八威策'”。《灵宝五符》是一组有系统的神符的汇集，现保存在《太上灵宝五符序》的下卷之中（9）。据东汉袁康《越绝书》所载，汉末已有《灵宝五符》的流行，后来道教出现的系统的符书就是在《灵宝五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抱朴子内篇·登涉》亦云：“执八威之节，佩老子玉策，则山神可使，岂敢为害乎？”庾信在他的《步虚词》中，也用策来称呼符，如第二首有云：“龙泥印玉策，天火炼真文。”这种符策，其实就等同于现实社会中皇帝的诏策，《文心雕龙·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默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这种文体愈到后来愈具文采，所谓“符采炳耀”“、体宪风流”，道教借用这种诏策来称呼道符，除了说明它具有权力的象征意义外，也为道符的制作在形式上提出了更高的更具观赏价值的要求，因此，后来“云篆”的出现就是这种要求的体现。

就符的构成来看，早期的道符是由单个的文字构成的，到了太平道兴起的时候，开始把多个文字拼合而成，这在《太平经》里被称为复文。据《太平经复文·序》云：“（复文）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章是干君从本文演出，并行于世，以复相辅成教而传授焉。”（10）符字慢慢增多，也就为符的种类、形式的增加提供了条件。到魏晋之际《三皇经文》的出现，符的创作则更趋复杂化，由字的篆体和多字重叠而成，同时认为，符系宇宙天空中的云气自然结成，故称“云书”或“云篆”，因此，在画符的时候，多仿篆体及虫书鸟迹的古文，笔画故作曲折盘纡如云气缭绕之状。又约成书于西晋末至刘宋初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亦云：天书玄妙，“皆是九气精像，百神名讳，变状形兆，文势曲折，隐韵内名，威神功惠之所建立。”（11）由此看来，符完全是一种由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完美结合的神秘莫测的精神产品。就内容来讲，它宣传的是道教世界的旨义、思想，比如《太平经复文·序》中所说的“太平本文”，即太平主旨。这种旨义、思想常人是不能解识的，因为“此文非世上文也，乃三天八会之大章也，一字有三十三字”（12），所以陆修静在《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卷上指出：“凡一切符文皆有文字，但人不解识之。若解读符字者，可以录召万灵，役使百鬼，无所不通也。”（13）葛洪也说：“昔吴世有介象者，能读符文，知误之与否，有人试取治百病杂符及诸厌劾符，去其签题以示象，皆一一据名之。其有误者，便为人定之。自是以来，莫有能知者。”（14）又《太上灵宝五符序》云：五符下流通泗之沫耳，其天辞虚籥，非凡贤所闻”，又云：真经言所不解者，盖上天之气，归此一身耳。”（15）由此看来，只有像介象这种道教专业人士才能解识。这些深奥的内容，又借助那种回环曲折、风诡云谲、朦胧隐约的外观形式来承负，从而给符蒙上一层神秘奇诡的审美观照，以显示神灵仙真的无比威力，这样，道符所包蕴的奇特的文学效果也就跃然“纸”上。道符的这种由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所表现出来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效果，我们认为是接受《庄子》诡谲文风的影响造成的，道教把《老子》、庄子》作为原典，也有出自对其形式、风格的审美要求。

魏晋以后，道教对符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将符的形成与精气说结合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梁朝孟安排的《道教义枢》（16），“神符者，明一切万物莫不以精气为用。故二仪三景皆以精气行乎其中。万物既有，亦以精气行乎其中也，是则五行六物莫不有精气也”（卷二）。这种符由精气结合而成的观点，是在云气说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更为道符的魔力添上了一层神化色彩。因为云气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有形的，看得见的；精气既包含了作为物质之构成因素的客观属性，具体对人来说，是指人的血气、底气、功力等，又带有主观神秘色彩，含有“灵气”的意思，这两者的结合就更具有超现实的力量，所以，道士们认为，在构造这种“神符”时，必须“以道之精气布之简墨，会物之精气，以却邪伪，辅助真教，召会群灵，御制生死，保持劫运，安镇五方。”（17）“以道之精气”“会物之精气”，这就明白地提出了符的创作必须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对此，道法会元》说得更为精《辟：以我之精合天地万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万“物之神，精精相符，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纸，号召鬼神，鬼神不得不对。”（18）（卷一）我们常说文学创作如杜诗能惊天地、泣鬼神，就是这种主客体的高度融合和统一所造成的感染力，“神符”在这一点上与文学创作是一致的，或者说，这就是神符所包含的文学思想。

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后，在具体的符的写作或书画时，道教又主张运笔之前要意念专注，保持存思，收视反听，储气充足，笔端饱醮精气；运气之时要一气呵成，信笔扫去，毫无滞碍，故《三洞神符记》云：“收视反听，摄念存诚，心若太虚，内外贞白，元始即我，我即元始，意到运笔，一气成符。若符中点画，微有不同，不必拘泥，贵乎信笔而成，心中得意妙处。”（19）这里谈到了符的构思问题，与文学创作中的构思问题完全一致。它强调构思时不受外界干扰，无视无听，凝思寂想，虚心静气，达到庄子所说的“心斋”之境，完全体现了道家虚静的主体艺术精神。陆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同样是受道家这种艺术精神的影响，他说构思之前：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20）《文心雕龙·神思》亦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有感于物就能引起创作欲望，作符也是如此，当把“我之精气”与“物之精气”会合时，或者说“物之精气”碰到“我之精气”时，符的创作欲望就被呼唤出来了。创作的欲望一旦掀起，灵感的火花一旦爆发，就赶快抓住这个机会运笔疾书，一气呵成，稍有松懈，瞬息逝去，符的灵验与否，就在这刹那之间。

符的这种创作原则或者说艺术技巧，与书法绘“画也是相通的。魏晋南北朝书画艺术的繁荣，固然与那个文艺繁荣的大背景有关，但也与道教艺术的兴盛相联。王羲之的书法理论，顾恺之的绘画理论，都与道教的画符或书符原则有一致之处。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有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21）他在《书论》中又云：“大抵书须存思，……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22）这与“符”的意在笔先，符在笔后，何其乃尔，而其源头则在“梓庆削木为鐻”（23）之中，又直接影响了苏轼的“胸有成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