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期，道教曾刊行诸多经书，其中一部是在武当山诞生的《玄天上帝启圣录》（简称《启圣录》）。该书的出现，使道教教义中玄帝崇奉的理念趋于完善，为元代新武当道教本山派的诞生与成熟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为明代永乐年间武当宫观的大兴埋下了伏笔。本文拟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该书进行讨论。

《玄天上帝启圣录》八卷，原书未题作者及修书年代。后世各类文献对此说法不一。朱士嘉《中国丛书综录》称此书为宋人所著。任继愈《道藏提要》认为“书中按语引用刘道明之《武当总真集》，则是书纂集当在元末明初”。《启圣录》究竟成书于何时，现让我们从著作本身寻求答案。在《启圣录》卷一“紫霄圆道”段落中，曾记述太和山紫霄岩为玄帝“成道之所，今天一真庆宫是也”。所以，其成书年代在天一真庆宫建成之后。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天一真庆宫始建于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初以“太和紫霄”名之，后改为“天一真庆宫”。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仁宗赐宫额曰“天一真庆万寿宫”。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冬十月，加赐宫额曰“大天一真庆万寿宫”。那么，《启圣录》中的“今天一真庆宫”究竟指的是“天一真庆宫”呢，还是“天一真庆万寿宫”，或者是“大天一真庆万寿宫”? 该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答案——在卷一“悟杵成针”段落中，引用了“云麓仙人”的这样一首诗：“淬砺功多粗者精，圣师邀请上天京。我心匪石坚于石，小器成而大道成”。此诗即《武当纪胜集》中的《磨针涧》一诗。由此可知，《启圣录》的成书时间晚于《纪胜集》，而《纪胜集》成书时间在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至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间，所以，《启圣录》的成书时间应在１３１４年以后。那么，《启圣录》为什么不称“大天一真庆万寿宫”而直呼“天一真庆宫”呢? 这是因为在《启圣录》卷一《玉陛朝参》和《真庆仙都》中，两次提到玄帝飞升成仙后的住所为“天一真庆宫”，因此，武当山今天的天一真庆宫，其名称应与玄帝的住所保持一致。关于《启圣录》成书时间的下限，本人认为在１３３６年以前。其理由有二：一是因天一真庆宫在元末“大都毁于兵火”①，但在《启圣录》中叙述“今天一真庆宫”时，作者的口气颇带几分自豪，自然指的不是毁于兵火的天一真庆宫，所以，《启圣录》成书时间应在元代中期。二是因元代中期武当道主持张守清在山任职其间，曾和其弟子编绘刊印《启圣嘉庆图》三卷。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经考证后认为，《启圣录》“是《启圣嘉庆图》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启圣录》成书于张守清时代（１２８４－１３３６年）。综上所述，《启圣录》成书时间应为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至后至元二年（１３３６年）。

关于《玄天上帝启圣录》的作者，本人提出以下意见：（一）卷一内容为武当道士撰写。在《启圣录》问世以前，刘道明所撰《武当福地总真集·玄帝传记》中，曾以２８００余字的篇幅讲述玄帝的传说。《启圣录》卷一的内容，与刘道明撰述的内容有因果关系：前者是简单叙述，后者是详细描写。因《总真集》的作者刘道明为武当本山道人，在《启圣录》按语中，曾引用刘道明之《武当总真集》，所以，《启圣录》在武当山完成撰写的可能性最大。又因《启圣录》中关于玄武传记的叙述，一直有武当山的峰岩涧壑、潭泉溪池和宫观祠庙紧随其伴。如九渡涧、磨针涧、天一真庆宫、紫霄峰等等。例如在《童真内炼》段落中叙述“今天一真庆宫嘉庆阁下有黑虎岩”，对地形之熟悉绝非山外人所能。又如在《紫霄圆道》段中有诗一首：“吾山不及诸山富，诸山不及吾山清。吾山冬寒而不寒，（吾山）夏热而不热……七十二峰接天际，二十四涧水长鸣……”，作者俨然以“吾山”为荣，自然应当是本山道人。（二）卷二至卷八当引自各地道观文献。卷二至卷八所讲述的内容是出之各地的玄帝灵应故事。如《净巾结缘》出自西京，《宝运重新》出自淮东，《瓢倾三万》出自徐州等等。这些出自于不同地区的不同玄帝灵应故事，显然是从各地宫观文献中选录而来。综上所述，《启圣录》应为各地宫观道士的集体智慧之结晶，其主要编纂者为武当山道人。

《启圣录》八卷共六万余字，每卷之中又分若干单元段落，每单元段落皆用四字标题为头，如“王宫诞圣”、“辞亲慕道”、“折梅寄榔”、“白日上升”等等。全书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即卷一所撰写的内容，虽其在全书中所占比例较小（约８０００余字），但却是《启圣录》之核心内容。元以后武当道的教理和元、明、清三代武当宫观的整体建筑布局，都与该部分的内容有直接联系。该部分用三十一个互有衔接关系的段落，详细叙述了武当道崇奉之神——玄武大帝的神话传说：玄帝乃太阳之精，托胎于静乐国王善胜皇后，十五岁时受圣祖紫元君点化，辞别父母，入太和山修炼。四十二年后，于九月九日飞升成仙，被上帝册封为太玄元帅，领元和迁校府公事。后被派至下界降妖祛魔。玄武升真后，谓此山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故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第二部分的内容即卷二至卷八所撰写的内容，其标题下的段落相互独立，均叙唐宋时代玄武灵应故事。如“归天降日”一段讲述唐朝武则天时玄武下界寄胎擒斩妖邪；“宫殿金裙”一段讲述宋代至和年间，玄武现足降灵等等。

《启圣录》问世后刊刻情况不详。明正统年间修《道藏》，《启圣录》收入洞神部纪传类。朱越利先生认为“本书鲜见与其他版本”②。今有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版《道藏》，将《启圣录》收入其中。

《启圣录》初看只是一种普通的道书，但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其内容本身。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启圣录》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第一，《启圣录》的问世加强了皇室及民间对玄武的尊崇。由于《启圣录》的问世，使玄帝的生平事迹得以具体化，使玄帝的形象得以人格化，所以，元、明历朝皇帝对玄武帝的崇拜有增无减。皇庆年间，由于仁宗的生日与玄武的诞辰同为一日，因此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武当山的各大宫观，均成为皇室“告天祝寿”的场所。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加封玄帝为“启元隆庆天君明真大帝”。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即在南京鸡鸣山建庙供奉玄武。成祖朱棣因崛起于北方，故在发动“靖难之役”时和入继大统后，一直宣扬北方玄武显灵神佑，玄武帝“几乎成为仅次于三清、玉皇的大神”③。与此同时，随着《启圣录》的问世，玄武大帝在百姓的眼里，不仅是一位敬而远之的神，而且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因为他潜心修炼，最后得道成仙，玄武帝和百姓之间的距离由此拉近，各地善男信女祭祀玄帝的朝山敬香活动日益发展，逐渐成为全国性的道教尊神信仰民俗。每年的农历三月三玄帝诞辰和九月九玄帝飞升日，全国各地香客涌往武当，“趋谒而徼福者，莫不并肩接踵无数，百里欢呼而至奋”④。

第二，《启圣录》的问世使道教教义中关于玄帝崇奉的理念成熟化。在道教教义中，神仙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玄武被引进道教之初，玄武神只是众多不起眼的神仙中的一个。《启圣录》的问世，将玄帝从其他众多的神仙群体中单独抽出，形成一个新的玄帝崇奉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得益于皇室和民间对玄武的尊崇度的加深，又反过来推动了皇室和民间对玄武的尊崇。而这些不断加剧的尊崇，又使元、明时期的道教得以长足发展。其中收益最大的是武当道，因武当山是玄武修炼之地和得道成仙之所，所以，在武当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都自始至终围绕玄武大帝的英名来作文章。《启圣录》的问世，使得武当道“玄帝崇奉”的本山特色得以形成。从元代初期开始，经过鲁大宥、叶云莱、刘道明、张道贵、张守清等一批道士的苦心经营，到《启圣录》问世时，武当道已发展成为具有“门徒多达四千人”、“养众万指”⑤的规模。与此同时，武当道主持张守清被仁宗皇帝下旨宣授为“体显妙应太和真人”。⑥一个以武当山为本山，以崇奉皇帝为主要特征，以清微道法为主，兼容其他派别的新武当派得以诞生。武当道自此“十方昄响，四海流传”⑦。

第三，《启圣录》为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布局提供了整体构思。武当山之所以很早就成为隐士和道人活动的场所，是因为它的风景秀丽且深邃幽静，素享“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之美誉。而《启圣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充满悬念的玄武修炼的传说和秀丽天成的自然景观巧妙地结合起来。武当山道教建筑始建于唐代，到元代中期时，营建规模开始扩大，明永乐年间达到高潮。永乐十年（１４１２年），成祖朱棣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工部侍郎郭进，临山督工大规模营建武当宫观。动用国库大量银粮，征召军民三十余万，历时十一年，在武当山的峰岩涧谷之上，潭泉溪池之旁，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八宫、二观、三十六庵、七十二庙、三十九桥梁、十二亭台等建筑群落，形成了“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镜中”的玄妙壮观景象。而这一庞大的建筑群落的整体布局，则是围绕玄帝在武当山修炼的传说来构思的。现试举数例，说明玄帝传说与宫观建筑间的因果关系：

静乐宫：玄帝原为静乐国太子。

紫霄宫：圣祖紫元君指点太子入武当山“择众峰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

太子岩：太子初入山修道之所。

磨针涧：太子修炼未果，欲下山，遇老媪操铁杵在石上磨针处。

榔梅祠：太子自悟磨针之语，复还所隐，于途折梅枝寄于榔树上，仰天誓曰：子若道成，花开果结。后如其言。

复真观：太子复回山中修炼处。

南岩宫：太子修炼和升举之所，宫前有太子飞升成仙的飞升台。

五龙宫：玄帝得道成仙之日，此处有五条祥龙将玄帝仙体捧起，冉冉飞升。

金殿：真武受封坐镇天下之所。

玉虚宫：玄帝在天宫被册封为玉虚师相。

由于武当道教建筑群落在兴建时必须围绕“玄帝修炼”的主题思想来进行，所以大大增加了施工难度。然而，正是由于施工难度的增加，使“玄帝修炼”的主题思想得以无条件地贯彻，才使“武当山古建筑群以典型的道教建筑与奇异的自然风光完善地结合在一起”⑧。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缔约国会议上，武当山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在这一全人类共同遗产的背后，《玄天上帝启圣录》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①武当山志编篡委员会，《武当山志》，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９页。

②朱越利，《道藏分类题解》，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９９页。

③王卡主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８页。

④⑦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０页；第１２６页。

⑤（明）《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等，１９８８年影印版。

⑥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８页。

⑧耿广恩，明剑玲，《武当山古建筑群》，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页。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