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①《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②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④（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⑤王育成编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２章第２节，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⑥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⑦《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