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相比于准确的定义，刘澎更倾向将定义模糊化，“美国最近十多年二十年，出现了一个术语，叫‘Faith-basedOrganization’（基于信仰的组织），而不说宗教。这就可以把民间信仰包括进来。”

宗教管理的政治逻辑

“党认为宗教在中国不是私人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刘澎一语道出自己对中国宗教管理政策的理解。

“党和宗教组织、信仰团体有两类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刘澎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因素早已日渐淡化。于是另一类矛盾，即组织矛盾开始凸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特征的实体。在共产党之外，有着高度组织概念，又不为党所控制的实体，只有宗教。”

“宗教组织的信众人数巨大，具有动员力。执政党就会担心，会不会哪天有人利用这个组织系统，来传达一种政治信息呢？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宗教就成了最危险的组织。”

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危险，从中央到县一级的政府，不仅设有宗教管理机构，而且在各级公安部门里都有政保机构专门处理宗教问题。

官方对宗教组织性的警惕，从前任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的话中也可窥见一二，这段话曾被作为前言刊载于《宗教事务条例释义》之中：“政府依法管理的宗教事务不以‘是否属于（宗教）内部事务’来划分，而是看它是否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越深，政府依法管理的力度就要越大。管理强度与涉及公共利益深度成正比。而宗教的结构，一般又分为‘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宗教的行为’、‘宗教的体验’和‘宗教的观念’四个层次，一层包着一层，涉及宗教的层次越深，政府行政管理的力度相对就越小。管理强度与涉及宗教观念的深度成反比。”

宗教学者曹志就此评价道：“越属于私人或精神层面，那么管理的力度就越低或者不管。越涉及到外在行为、制度、组织，管理的强度就越高。”

制度困境：旧瓶难装新酒

由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外来新兴宗教的出现，旧有的宗教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逐渐被各方所认识。

在刘澎看来，现有的宗教管理模式，沿袭了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思维，试图用行政手段管理一切。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社会基础及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宗教领域内，50年代确立的控制型管理模式，却一以贯之，未曾改变。

“50年代的宗教局，到了2013年依然存在，它是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控制管理的一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了，它管起来就很吃力，根本不可能适应今天转型以后的社会需要。”刘澎强调。

这其中的弊病，除了非官方宗教团体的活动面临限制外，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组织”也存在诸多问题。

“因有政府的支持，即使‘爱国宗教组织’内部混乱、虚弱，都不会垮台。然而，国家长期扶持‘爱国宗教组织’的讽刺性后果不是加强了‘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力，而是加速了其政治化、机关化、科层化、世俗化、日趋僵化的倾向。‘爱国宗教组织’作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控制下的附属物，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了宗教号召力、凝聚力。”

刘澎反复以国营企业比喻今天的“爱国宗教组织”——“如同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管理模式一样，国家给国企‘输血’越多，国企对政府的依赖性越强，企业自我创新与生存的能力越弱。出于政治需要，国家不能不支持‘爱国宗教组织’，但正是国家的支持，使‘爱国宗教组织’发生了异化，其自身的活力与作用正好与政府的扶持成反比，国家给‘爱国宗教组织’的钱越多，‘爱国宗教组织’越不起作用。以至于现在‘办好教会’，‘培养爱国宗教力量队伍’竟奇怪地成为了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自己的工作，躺在政府身上的‘爱国宗教组织’成了在信教群众中难以发挥作用，而国家又无法扔掉的包袱。”

对于现行制度在管理上的困境，管理部门也不得不承认。“维持旧的宗教管理体系，教界、政界都难受。甚至学界也难受。宗教问题极复杂，公安部门的知识储备难以胜任；未合法化的宗教常夹杂政治问题，宗教部门介入，有将其合法化的风险。”一位宗教部门的官员如是说。

而对于学界的研究和呼声，这位官员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学界研究其他‘不合法’的宗教，有给政府添麻烦、对宗教管理指手画脚，甚至为非法宗教张目的嫌疑。”

《中国民间宗教史》在出版的过程中就曾遭遇“政治正确”的压力。当时在社科院宗教所任职的作者马西沙回忆道：“《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8章写的是一贯道，当时我在德国当客座教授，这本书正要出版，所里就给我传话，说《中国民间宗教史》要出呢，第18章要拿走。”当时，对一贯道的研究属于学术禁区，“学术界无一人置一辞”。

马西沙并不希望对一贯道的研究就此藏于箱底，也不愿意十几年辛苦所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因这一章而无缘出版。最终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在这一章之前加了如下一句话：“一贯道在现代史上臭名昭著，遭到唾弃。在大陆上几乎成为历史陈迹。”

为此，马西沙多年后犹感遗憾，“（这句话）对一贯道不是特别客观。”

有限的“转正”

为了脱离“非法”的处境，也为了能更好地开展组织和活动，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未放弃过“转正”的尝试。

扎根本土文化的民间信仰通过栖身于佛教或道教的名下，通过了审批。其中典型者如罗祖教。

“一大批明代建立的罗祖教的后裔分支，比如荣华派、金童派、先天道，他们在很多省份加入了佛教协会，还有一部分加入道教协会。”马西沙告诉记者。

自从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遗”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合法化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涉及不少的民间信仰习俗，而各级政府开展的非遗调查名录及保护名录，更是纳入了相当比重的民间信仰形态。

除了通过权宜之计的变通跨入合法之门，也有通过多年不断与宗教管理部门沟通，而成功得到批准的民间宗教团体。

活跃在福建莆田的三一教，就是这样一个“转正”成功的幸运者。中共建政后，三一教虽未被打成“会道门”，但也无法继续进行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之后，三一教在福建莆田、仙游、惠安等多地“复兴”。从事福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的林国平教授在其论文中估计，现三一教的入教信徒已达10万之众,而未入教却常到三一教祠堂参加宗教活动的信众则更多。

三一教要求信众遵纪守法，服从政府，甚至为此制定教规。据林国平文中所述，福建莆田三一教东山祖祠于1989年6月26日发布了《夏教规章戒律》，第一条就是“夏教门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领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1998年成立的莆田市涵江区三一教协会，要求105座会员祠堂和信徒“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经济服务”。

林国平详细地介绍了三一教的“转正”之路：三一教上层人士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通过政协提案、通过书面报告、通过不同渠道不断地向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反复强调三一教不同于其他民间信仰，更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地地道道的民间宗教，具备宗教的一切要素，强烈要求与五大宗教一样得到法律保护，承认其合法地位。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2006年12月8日，经过莆田市民政局的批准和莆田市宗教局同意，莆田市三一教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莆田市三一教“纳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轨道”。

对全国众多的民间宗教信仰而言，三一教的成功难以复制。

在宗教界努力“转正”的同时，学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宗教管理体系的变革。

马西沙认为，应该允许民间教派转入正统宗教。“我在二三十年前就跟统战部的相关领导提过，宗教有它的生态平衡。对一部分宗教进行过多的限制，这些信众就会到另外一些宗教去。信仰无真空，人们需要信仰，很可能从信仰无生老母变成信仰圣母玛利亚，从信仰弥勒佛改成信仰耶稣基督。”

对现行的管理体制，刘澎一直颇有微辞，“管了几十年，出现这么多体制外的宗教组织，本身就说明这个体制不灵，如果灵的话就不会动用宗教局以外的任何力量去管理宗教，就不会用公安局。”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努力促成政府部门和民间宗教组织的接触和交流。

2009年8月，“近现代中国民间结社学术论坛”在台湾高雄举行。包括马西沙在内的大陆学者及官方代表一行17人，出席了此次论坛。“台湾一贯道的总坛，我们在那里开会。一贯道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参观了他们七个大的分支，在过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马西沙回忆道。

大陆的代表们还参加了一贯道组织的恳亲会，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也以一贯道顾问的身份上台致辞。“吴伯雄上台讲话说，我是60年代的老一贯道徒，一切的职务我都可以不要，但是一贯道顾问的身份我要做到老。”

一贯道在台湾也曾历经了30多年遭到当局取缔的生涯，直到1987年方才得到解禁。目前一贯道在台湾发展良好，高度融入社会，信徒众多。同时，一贯道一直在争取“老水还潮”，希望能回到大陆进行传教。

除了赴台与一贯道交流外，学术界还积极在国内组织宗教问题研讨会。例如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首次邀请了有新兴宗教背景的活动家和学者谈他们自己所在的宗教，对巴哈伊教、一贯道、摩门教、天帝教和创价学会均有较深入的探讨。

据中国网报道，此次会议也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国家反邪教部门等单位的支持，首次出现了学界、政界和教界共同探讨新兴宗教问题的场面。

金泽认为，“促成学术的交流是学者的责任，政、学、教各方都表示互相有了解的必要，但学术交流不等于政治承认。不意味着有一必然有二，会议如果开到第十次即会把某个宗教合法化，恐怕不是这样，”但他也补充道，“增进了解也许会有促进作用。”

未来方向：开放宗教管制？

“中国政府不可能特别允许某一个宗教在中国合法，中国政府如果放开登记，就不是放开一个两个，而是都放开”，“民间信仰就像当年台资企业，外来宗教就像外资企业。改革开放先开放台资，因为是同胞兄弟；但开放外资，只能一起放开，不可能先开放美国或先开放欧洲。”金泽认为，即便民间信仰在全国范围内放开登记，其模式也很难再被其他宗教复制。

但金泽不认为这是宗教管理的问题，而是“大法管小法的问题，结社不放开，宗教不可能放开。这个问题不是跟你宗教过不去，就像新闻行业，即便你有钱，你也不是想办份报纸就能办的。”

对于民间信仰的有限开放，刘澎不以为意，他认为民间信仰的合法化门槛之所以降低，主要是由于其缺乏组织性。“党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淡化了，不再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民间信仰又缺乏组织性，也就是说，它对于执政党的威胁是最小的。”

对于今后的改革方向，刘澎坚持“最好的办法是开放宗教市场”，反对政府对宗教的任何扶植或限制。

“多个宗教团体的相互竞争、力量的消长，就会有新的宗教团体产生，旧的消亡，来适应这个地区的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如果政府介入，势必产生政府对某些宗教的扶持，对另一些宗教的压制。因为政府有自己的好恶，就用人为的手干扰了宗教市场上的力量组合的变化，干扰了以后，宗教市场就不能自己健康地发展。”刘澎说。

“开放了以后，你能活得下去你就活，活不下去说明群众不需要你这个宗教，国家也没有必要为你出钱。你活得好，国家也不羡慕。你的机构你自己养活，你没有理由从纳税人那里拿钱。现在国家连国有企业都不包了，为什么还要把宗教的包袱背到底？”

刘澎认为宗教管理体系同样患有“国企病”：“因为它成本高效率低，它不可能用行政的手段管出一个自由的宗教市场来”。因此，刘澎主张宗教社团按一般社会团体办法同意申请。

显而易见的是，刘澎的主张恐怕难以由宗教管理部门来完成，因为一旦宗教按社团注册和管理，宗教管理部门的职责就显得多余。对此，刘澎毫不讳言：“宗教管理部门的难处在于，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但还要继续维持它的存在，所以它的工作无论怎么做，可能都是别人不欣赏的。”

尽管刘澎对于开放的宗教市场多有推崇，但就当下而言，无论政府或民间，人们对于一个完全自由的宗教环境仍存在重重顾虑。时至今日，在国内外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敛财、诈骗以及暴力犯罪的组织亦不在少数。但刘澎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必须对宗教实行控制。

“宗教团体也像社会中的其他所有团体一样，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其中包括各种极端想法的人。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宗教的主流，他们也从来不是宗教的主流，不能因为宗教中存在这种负面消极的现象而恢复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刘澎说。

在强调政府不应干涉宗教事务的同时，刘澎并不反对依法惩处与宗教有关的违法活动。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学习多数西方国家，不专门设置针对某一类宗教的法律，而根据现有的刑法或其他法律的条文，对宗教中具体实施犯罪的个人进行惩处。

“政府应保护各宗教团体在宗教市场中的有序竞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活动。打击的对象与重点应针对进行具体活动的人员而不是该团体或组织，更不应以该团体所属的宗教、教派为对象一概论之。”刘澎强调。

不同于刘澎对于宗教管理体系的否定，马西沙认为，目前管理部门已经很好地听取了学界的一些意见，“他们中部分人的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如此，马西沙先生认为最好取消对民间宗教信仰的限制，“与其让它秘密流传，不如让它浮出水面，让它可以自由地进行传教，并遵守相关的法律。”

“我们写了民间宗教史，我们并不信仰民间宗教。但我们理解它及它的信仰者，我们不止一次地面对各种信仰者平和的目光。我们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绝不敢高高在上，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2003年，马西沙先生在《中国民间宗教史》再版前言中这样写道。

1992年此书第一次出版后，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中国民间宗教史》问世以来，围绕着‘民间宗教’四字有不休的质疑。作为学者，我们只愿在学术的范围内，哪怕是孤独地自言自语。我们相信学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