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音北京讯    据《人民日报》消息，2014年9月9日晚8时55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 普遍和谐 、 中国解释学 和 新轴心时代 ，激活了融通中西的 世界之中国 ；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 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 ，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2013年，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2004年初，他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工作。相比道家的《道藏》与佛教的《佛藏》，儒学文献没有类似大型丛书，《儒藏》旨在填补这一空缺。 今年五四习近平造访北大时，曾看望汤一介了解《儒藏》编纂情况。据了解，《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儒藏》“精华编共计339册，约2.3亿字，计划于2017年完成。《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目前《儒藏》“精华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0册，6000余万字。

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就是在这一场发布会上，汤一介只出席了上半场，做了半小时的发言。当时澎湃新闻记者约他专访，他说：“等我身体好点吧。”孰料三个月后，他竟与世长辞。

在今年闹得满城风雨的燕京学堂一事上，汤一介还曾致信王恩哥，反对这一做法。

附：

学术自述：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分成若干阶段。1947年，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后，开始我是北京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忙于各种政治运动。1951年初，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而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并留在那里担任了教员，先是教（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后来也教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先是作为我父亲汤用彤的助手，帮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这样我也就自动地或者被动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收入《中国哲学史讨论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这是我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收入当时的“讨论集”中；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例如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批判吴晗先生的“道德继承问题”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学术价值。如果说这些论文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在我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无疑为学术界的学风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来，虽其间仍然有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环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说80年代以来，我的写作活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期间我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自80年代以来，我虽不敢幻想成为一名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但我自己却也能对自己提出个要求，即希望能在认真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水平来写作，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了。《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这是我80年代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者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初的上述那篇文章起到（1997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辩名析理——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我的思想也是在变化着的。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我自知自己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如熊十力、陈寅恪诸先生差得很远，但我和如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1994年至1995年，我为台湾正中书局编的一套《我的学思历程》写了一本关于我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书叫《在非有非无之间》，这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80年代以来我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哲学思考，现作为附录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