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专门前往东岳泰山，寻访泰山的镇山之宝——现存岱庙中的唐代双束碑(俗称鸳鸯碑)，触摸它背后的东都旧事。

1、武则天与鸳鸯碑

鸳鸯碑，原立于唐代岱岳观，又名岱岳观造像记碑，上有唐高宗、武则天等七代帝王在泰山建醮造像等活动的题记。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唐朝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闰正月，唐高宗与武则天迁都洛阳，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时改东都为神都，洛阳成为唐帝国的主要政治中心。唐高宗患风眩病，无法理政，政事决于武则天，众臣都共称唐高宗、武则天为“二圣”。

显庆六年(公元661)二月，武则天敕使道士东岳先生郭行真到泰山建醮造像，立碑纪事，该碑双石并立，故称鸳鸯碑，其造型暗寓“二圣”同治天下。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唐高宗与武则天在泰山隆重举行了祭天之礼。武则天称帝后，又遣道士马元贞到岱岳观致祭。此后，武则天又先后六次派人至此建醮造像。这些活动，都记载在鸳鸯碑中。

在泰山众多的碑碣石刻中，鸳鸯碑以“三奇”著称于世。其一，形制奇。双石并立，同一个碑首，同一个碑座。其二，内容奇。碑文四面环刻，题记内容正史中很少记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三，立意奇。最早的一则题记仅有50字，只刻于整个碑的一角，大片留白，为什么要刻立一块“笔记本”式的碑刻，是一个难解之谜。

2、大弘道观主桓道彦

从唐高宗、武则天泰山行道的碑刻记载来看，朝廷所派遣主持修道活动者，多为皇室御用道士，在当时的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鸳鸯碑中，明确提到洛阳道士共五位，分别是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神都大弘道观主桓道彦、弟子晁自端造像记；久视二年(公元701年)神都青元观主麻慈力建醮记；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神都大弘道观威仪师邢虚应、法师阮孝波造像记。

这五位道士中，以大弘道观主桓道彦最为著名，他是武周至玄宗初年的道教领袖。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复辟后，曾命佛教徒、道教徒讨论“老子化胡”问题。“老子化胡”之说，来自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游化胡成佛。唐代曾因此引起佛道之争，名僧多次上书朝廷要求焚毁该书。故中宗让佛道两家当场辩论于内殿，百官侍听，当时道教方的主辩手是桓道彦。

3、大弘道观寻踪

《元河南志·清化坊》中，对唐代大弘道观的沿革有详细记载：“太微宫，唐之弘道观，有老君像，明皇、肃宗二像侍立。天佑二年，柳璨奏改曰太清宫，寻改为太微宫。梁开平元年改太微观，后唐同光元年复为宫。天禧三年，王钦若奏重葺之，加西位廊庑及真武殿，天圣元年始成。”

大弘道观是唐至北宋时的皇家道观，也是全国最著名的道观，其负责人由朝中重臣担任，如上文提到的柳璨是唐哀宗时的宰相，兼任太清宫(弘道观)使。北宋时奏请修缮太微宫的王钦若，也是当时的宰相。

从《元河南志》的记载来看，太微宫在元代仍存。但从清乾隆《洛阳县志》所载《金元洛阳城池图》来看，东大街的道教宫观，只有一处，标注为玉虚观。显然，唐代的大弘道观，即晚唐至宋元的太微宫，就是明清玉虚观，在今洛阳老城鼓楼南侧。

4、玉虚观始末

关于明清玉虚观，《明一统志》卷二十九载，“在府治东南”。清《河南通志》卷五十载：“玉虚观，在府治东南，金大定间创建。元至正二十四年重修。明洪武十五年修，置道纪司于其内。”

这两本书提到的“府治”，是河南府衙门，在今青年宫广场一带。其东南，即今鼓楼一带。但《河南通志》所提“金大定间创建”，不确切。准确地说，应是金朝大定年间重建。

北宋末年，洛阳城被焚毁，太微宫也未能幸免。到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全真七子”之一、道教全真随山派创始人刘处玄到洛阳传道，重修太微宫。由于刘处玄号长生子，因此太微宫又称长生观。刘处玄被金章宗封为“玉虚真人”，太微宫又被称为玉虚观。玉虚观被称为道教全真随山派的祖庭。

该道观在元明清时期，大修过四次。当时主要建筑有：山门、四神殿、钟亭、玉皇殿、老君洞、三清殿、四方神殿、五岳殿、道纪司、廊房等。

1927年，国民政府豫西行政长官王玉堂下令，将玉虚观建筑大部分拆除，砸毁神像，归明德中学所有。1956年，洛阳联合纸箱厂在玉虚观旧址成立。近来，纸箱厂北车间被拆除，围在车间中的道纪司重见天日，这是玉虚观目前保存的唯一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