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国法大如天”，因为“国法”是涵盖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权利的整体范畴。宗教的“教规”是涉及国家中部分公民宗教感情、宗教信仰的事情。所以，教规要在遵循国法精神的前提下，不超越国法允许的限度而设计。

在中国宗教史上，曾经有人想实现国法与教规的揉合，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但是，事实证明行不通。东汉黄巾军太平道规模很大，声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时之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八州之人，莫不毕应”。但这种以暴力谋取政教合一的方式，并不适合国情。东汉门阀地主整合军事力量，集体进行干预，最终黄巾军太平道失败。其后，又有天师道第三代系师张鲁割据汉中，在东汉末年利用汉室混乱之机，在汉中实现了30年的政教合一体制，但最后还是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而解体。到了晚清时，太平天国也企图实现政教合一，将国法与教规混为一谈，但最终在曾国藩军事集团的镇压下，梦想破灭。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的教规和教义精神，将遵从国法的这种思想理念，展示得明白而自然。道教要求道教徒将遵从国法作为修道过程中的自觉。天师道第二代嗣师张衡传位戒子说，“嗣我教者，非诚无以得道，非敬无以立德，非忠无以事君，非孝无以事亲。”第四十一代天师张正言说，“吾家世代以福国忠君佑民为本。”道教全真派《初真十戒》第一戒说：“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这里的“忠君”就是表示对国法的遵从。道教徒要遵从“忠孝仁信”这种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准则，就是遵从国法的表现。

《中极戒》有300条款，其中有近150个条款涉及爱国和维护社会伦理的内容，比如第268戒说：“当念圣王治世，海外稽首，乘风向化”；第241戒说：“当念天子，圣明宏道，皇家日盛”；第226戒说：“当念国中清静，王化太平，无有不道”；第51戒说：“不得求知军国事务”等等，这些都是遵从国法具体的内容。　　道教要求道教徒要明白，“出世于入世之中，达身于省身之内，实有佐于王化，绳人于众善也。法中之戒，即正心诚意之学；戒中之法，即治国齐家之化；不过欲人循文归正，借此知玄。”这就是说，道教的“出世”和“王化”政治的“入世”，其实都是为了使人归心向“善”。“治国齐家”，“循文归正”，在这里“国法”与“教规”是引领和遵从的关系，目的都是为了救治世风，无非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说：“明有王法，幽有道法；道律治己，王律治人；二者表里，以扶世教。”

我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策。《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国法对宗教界的护佑。相应的保障还有：“国家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对待各个宗教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任何宗教在法律上都不享有“特殊地位”。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团体内部事务”；执政党与宗教界的关系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信教公民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得因宗教信仰不同造成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等等。

依据国家《宪法》和《宗教事务条例》等国家相关的法规政策，中国道教协会制定有《章程》《道教宫观管理办法》《关于全真道士传戒的规定》《关于正一道士授箓的规定》《关于对国外正一派道士授箓试行办法》《关于道教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暂行办法》《道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道教宫观主要教职任职办法》等教规。总之，国法统摄，道教界在遵从国法的前提下，展开教内具体清规戒律。

依据国家《宪法》和《宗教事务条例》等国家相关的法规政策，以及中国道协制订的规定、办法，各地道场也制订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比如北京东岳庙“庙管会”，针对日常的庙务就制订有18项规章制度。

总之，国法是教规施展的空间。“道律治己，王律治人”。宗教教规在没有受到外部介入的情况下，只能对宗教界自己发挥作用；向外对社会其他非信教群众，教规没有丝毫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