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当地时间2015年1月8日，法国巴黎，民众手举“我是查理”法语字样纪念查理周刊袭击案遇难者。下图：法语“我不是查理”招贴。
值得提醒的是，像你刚才说的查理周刊，西方社会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我是查理，反对任何宗教势力威胁人们的言论自由；一种说我不是查理，即要注意新闻报道的底 线，不能越过这个新闻底线去做一些扩大和激化矛盾的事，不能故意侮辱宗教。这就是说我们要有知识，要懂宗教，同时要尊重宗教。宗教的一些基本权益，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去触动它——这是一个底线。在查理周刊等事件中，很遗憾，有些事情突破了这个底线，使得局势更加恶化。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使局势往良性发展，往好的方向努力，而不是让它往恶化的方向转化。

全世界80%以上的人信仰宗教，而中国社会仍然缺乏对宗教文化的理解

澎湃新闻：做了这么多年宗教工作，您觉得目前在中国开展宗教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卓新平：我做了三十多年宗教工作，感觉是步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这样一个社会，迄今仍然缺乏对宗教研究和宗教文化的理解。虽然状况是在不断改善，要比以前好多了。但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氛围、包括中国民众的认知，对宗教的理解依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

我们从事宗教研究的人非常纠结，因为中国社会不仅对宗教仍存有偏见，而且对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也有某种偏见。我这三十年酸甜苦辣尝得太多了。这种偏见就是对宗教以一种另类的眼光看待，甚至把研究宗教的人也看作另类，不仅有怀疑、否定，甚至会出现上纲上线的批评指责。这种偏见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则难有希望，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有80%以上的人信仰宗教。

澎湃新闻：这种偏见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卓新平： 根源就是过去一百多年间，我们国人对文化和宗教的认知产生了一些偏差；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中国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对外来的思潮产生了一种抗力。因为中 国的传统宗教和封建社会有着复杂的交织，很多人把中国的落后和传统宗教尤其是儒家绑在一起，因此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宗教，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纠结。 同时，外来宗教像基督教，它的传入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殖民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也被一并抵制。这种偏差有其历史的原因，虽正在经历重新的认知和梳 理，但还远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而在一百年以前的中国，宗教在社会上基本都属于正常现象。像在唐朝，各种宗教可以交流发展，发挥影响。真正的变化就始自关于中国有无宗教之争及对宗教的否定性看法。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以来？

卓新平： 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涉及到很多问题，当时人们提出了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但没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直到现在，宗教和宗教研究还在纠结中很困难地迈进。但 我觉得宗教问题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社会改革面向深层次发展之际，如果不正确对待宗教，不妥善、积极、科学地处理好宗教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会出大问题的。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且，给我们稳妥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时间和机遇也是越来越紧迫了。

宗教工作的根本是群众工作，如果不把他们积极地拉过来，而使这些群众走向我们的对立面，后果可想而知，社会还能稳定吗？我们的国际形象还能保持吗？我们的“一带一路”还能推进吗？我们和整个世界还可能合作吗？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我们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学术歧视或社会误解，但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努力，因为宗教问题太重要了，而且现在更是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个困境中我们还是要奋力去改变这个局面，哪怕改变不了也要尽量使它不要恶化。

（录音整理：澎湃新闻实习生李裕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