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整个“地球村”生活方式都在趋同化，非遗生存的社会环境越来越狭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朝戈金举例，中国正在使用的语言有80多种，但广泛通行文字的语言不到10种;另外传承人的断代现象考验着非遗在具体实践中的生存几率。在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怎样有效保护、保存各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需要政府和群众的共同思考。对此，9月11—12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五届非遗国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

原点问题：什么是保护非遗?

“韩国人将中秋节申报非遗，国内哗然，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小看’了非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彝族学者巴莫曲嫫告诉记者，非遗前面的定语不是国家地区，而是人类，划定级别只是为了便于分级保护，但是联合国2003年制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根本上是倡导在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层面文明共享，文化共建。此外，由于文化是流变的，在非遗申报上，原则上不能涉及 “本真性”“原创性”。“中秋节在韩国不但被接受，而且传承得很好，并且已经高度本地化了，在申遗的时候，他们也提到并且承认其起源在中国。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为自己的文化输出在国外开花散叶而高兴，一方面应该意识到自己在非遗保护上的不足而更加努力。”

巴莫曲嫫指出，在《公约》中，传承人其实有两个词，翻译成中文，一个对应“传”，即传统的持有者、建设者，另一个对应“承”，包括研究者、消费者等所有非遗的实践者。很多口头语言类的非遗，即使传承人还在，但他讲书的茶馆、唱戏的戏台不在了，听众则更不在了。巴莫曲嫫感慨地表示：“这也提醒我们，保护非遗，不止是保护‘传’的这方面，保护‘承’所需要的人文环境，培养非遗的消费欣赏者

(例如各种方言、地方戏曲的爱好者)等也同样重要。”

除了从概念上厘清非遗保护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盲区，巴莫曲嫫还举了一个申遗过程中的故事为例，来强调对非遗的跨文化交流和对 《公约》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彝族为其最隆重的节日火把节申遗，是众望所归的事情，但申请却最终被退了回来。“虽然失败了，但仍旧很有意义。在大会上做陈述的每个项目就5分钟，而我们争辩了2个小时，让以前不知道彝族的人都知道了，让世界知道不光有西班牙那种斗牛。”巴莫曲嫫以为，彝族火把节上的斗牛，更准确的翻译是顶力、扭角，而不是更具暴力色彩的争斗;因为彝族通过世代的畜牧经验发现有角的动物在火把节前后，即天气最热的时候，角会发痒，让动物们在节日期间相斗，有人干预，不会真正造成损害。

但这一文化特性如何传递，尤其在人们容易先入为主对“斗牛”造成误解的情况下?巴莫曲嫫认为，应该加强对《公约》的学习，甚至该出版少数民族的译本，此外在申遗时候，恰当使用母语翻译，这样才不会为了迎合《公约》而削足适履，也能促使不同文化之间更充分有效的交流。

定性问题：“正统”如何保证?

不创新就会消亡，可是创新太多，还是原来的非遗吗?目前已取得的共识是，一定要创新发展，在这过程中把握其本质内核不变。对此，古老的蜀绣、苏绣做出了大胆尝试。

“以前家家户户都会有蜀绣的被面、被褥、衣料，是结婚必备的。”蜀绣传承人钟秉章介绍，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的审美观、消费习惯变了，蜀绣作为民俗产品丧失了生存的大环境，人才流失、技艺凋零，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穷则思变，钟秉章认为符合市场商业模式是发展的前提，在此思路下，整和资源成立了蜀江锦院-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并设有三家直营店，其功能集公益事业、研发设计、文创生产等为一体，产品线全部“脱胎换骨”，以披肩、手包等家居、装饰市场为主打。钟秉章总结，用当代艺术设计抓市场，设计和应用是新的，而手法技艺是古老的，这就是他们的变与不变的辨证发展历程。

与蜀绣积极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做法不同，苏绣则着眼于技艺上的推陈出新，从而让苏绣的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强烈。

苏绣传承人张美芳介绍：“刺绣 ‘金核子对撞科学图像’，由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创意，苏州刺绣研究所经过科技攻关，用新材料制作成功。为了表达此幅作品中的线条表现得强有力的视觉效果，我们以天蚕丝为原材料，专门研制了新型的三角形截面的绣线，使作品的刺绣线条产生了强烈折光感。这样的构思和理解当即被李先生认同。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生前见到此幅作品时，曾赞美是刺绣史上第一幅科学景象的艺术品。”

“如果每幅绣作都只仅仅用熟悉的刺绣语言，重复的刺绣技法去演绎，会使人们觉得沉闷、呆板。”张美芳介绍说，为此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传统针法在色线掺和、排列组合上进行重新研制;甚至用开放的科学态度去研究西方色彩语汇，充实和扩展色相变化和层次，在刺绣色线和工艺技巧的运用上做出了新的突破。例如绣制《刺绣敦煌华盖》，运用的是传统刺绣针法“打籽绣”，在80厘米见方的绣面上，共绣制了三十多万粒籽，虽然费时费力，但拓展了传统技艺的运用范畴，通过融入富有文化内涵的作品，也使苏绣本身的价值获得提升。

因为文化的流变性，“正统性”本身的提法也是存疑的，从这一角度来说，创新的价值值得高举;但也有专家指出，创新并非万灵药，有的非遗经过创新存活下来，有的仍免不了被时代淘汰。这其中，可以得到生产性保护的非遗，即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源、容易商品化的非遗比较有优势，而其他难以商品化的非遗，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实践问题：谁来负责传承?

教育可以在家庭、学校、社区、社会不同空间来展开，北师大人类学民俗学系主任萧放指出，相应的，非遗传承也应该从上述四个维度来进行。口传心授的传统非遗传承方式过于脆弱，容易出现断代;建构多层次复合型的传承体系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家庭传承：持续却很脆弱

11日第五届非遗节开幕式第一天，来自叙永县水鸟乡、年龄分别为14岁和13岁的李爽、李自哥俩在短短一上午，已舞了三次草把龙。“草把龙是农历七月，谷子收割后，村民就地取材利用现成的秸秆，把它扎成龙的样子，然后通过舞龙来庆祝丰收。”李自像小大人般流畅地跟记者介绍，之所以喜欢上舞龙，是受到爸爸影响，不起眼的秸秆在爸爸手里做成了活灵活现的草龙，是名副其实的化腐朽为神奇;兄弟两人从旁观到好奇的动手参与，现在则成了忠实的小跟班。

萧放认为，很多非遗有家族代际相传的基因，比如少数民族的服饰，是孩子成人礼以及参加重大活动时必备的，这一需要是非遗传承的社会基础。家庭传承散见于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作用持久，但力度不够、组织性差，所以很多年轻的藏羌彝族女孩对民族刺绣只是一知半解，从技艺到艺术积累都达不到传承人的要求。

虽然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但对于绝大部分非遗来说，家庭的熏染是第一位的，应该重申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让父母把不自觉的影响，变为更自觉的传授。

学校传承：有效但覆盖有限

按照传承人教育的组织性、系统性来分类，非遗的传承分为非正式、非正规、正规的等几种。目前，很多职业学校开设了非遗相关的专业，是最正规的一类。

11日下午，来自四川文化产业学院非遗学院的学生，正在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现场演示国家级非遗银花丝的制作技艺，在他的手中，一股股的银丝线串编成了平面、立体等不同造型的艺术品。该校文博学院教务科副科长王泽仁介绍，非遗项目扩展丰富了该校的专业设置，借助学院的教学力量，非遗也获得了可靠的传承。为了让学院式的教学更接地气，学校还引进了道安等大师工作室，由工艺美术大师亲自授课，学生也可在大师的工作室实习。

无独有偶，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脱胎髹漆”非遗技艺编入漆艺术这个大类。该学院院长唐文中指出，这样，学生学到了工艺市场的热门技艺，又扩展了非遗技艺。但即便如此，目前大专院校专业中的非遗覆盖度还是非常低，目前中国单是国家级非遗就有1732项，单凭在学校开办专业是远远满足不了保护传承的需求的。

社会传承：人人都是传承者

社区和社会传承主要是在规模不同的群体中间，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恢复、开展等来宣传、弘扬、传承非遗。美姑县副县长潘林介绍：“美姑在大小凉山的彝族人民心中的地位是神圣的，它是毕圣故里、祖先结盟之地;近几年通过恢复火把节等传统民族仪式，大家的民族自信有了提升，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骄傲。”

为了传承这份骄傲，培养文化自信和自觉，2013年从汶川移民搬迁到邛崃的羌绣非遗传承人陈学珍和她的族人，在邛崃火井镇创建了专门展示羌族历史文化的成都尔玛民俗博物馆。陈学珍在这个民俗博物馆，进行羌绣活态展示。为了本次非遗节，她绣了一幅长达60米的绣卷，展示了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羌族神话故事。“虽然博物馆的影响力仍十分有限，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就像这羌绣，每个人都是一个针脚，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汇总起来，还是蔚为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