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音北京讯   2016年12月9日至11日，“跨信仰对话：中国宗教准备好了吗？”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联合主办。宗教界代表与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荷兰赫尔辛基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近30余位，就跨信仰对话的相关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在目前世界现状下，跨信仰对话难度极大，各宗教矛盾冲突在“文明冲突”的表述下不断加剧、恶化；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度兴盛的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文化沟通到今天已经沉寂，几乎消失，相关的对抗确明显上升。不同宗教间的隔阂在扩大，不同信仰之间的不信任在增强，整体局面不容乐观。但与国际形势相比，在中国，宗教作为少数人信仰的存在状况反而使各宗教之间的团结要远远好于以宗教信仰者为大多数人群的国际社会。不同于各宗教之间的对立、对抗之状，中国宗教之间并没有这种根本性矛盾或利益冲突，各大宗教之间互有往来，颇为和谐。所以说，开展跨信仰对话，主张信仰之间相互尊重，中国宗教的准备要比国际社会强得多，这种准备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当然，中国宗教的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联，执政党和政府对各宗教的凝聚及和谐起到了重大作用。卓新平也指出，与此同时，中国宗教的对话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在教义和文化传统方面则不够深入，尚未全面展开。在此意义上，也不能说中国的跨信仰对话已经充分展开。所以，相关的准备仍然是必要的。卓新平强调，跨信仰对话最为困难之处乃其思想教义方面的对话，这涉及到各宗教的思想深层。正因为如此，宗教教义、思想领域的对话也更有意义和必要。各宗教的教义主要在其宗教经典上得以体现。因此，各宗教之间的经文辩读。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比较经学就有着独特的意义。在近些年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宗教研究学术界的经文辩读和比较经学已经形成颇有影响的风气，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参与，并已经推出不少成果。由此而论，跨信仰对话在中国当代乃曲径通幽、水到渠成，其深入发展自然也会影响并带动中国宗教界。这样，以往在政治、文化之浅层面的对话则会深化、拓展，走向质的突破。

为检验经文辩读方法在中国各大宗教团体、宗教信徒中是否可行，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自2014年12月13日起，开展了“比较经学读书班”系列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华伟对比较经学读书班进行了调研。他指出，五大宗教集中起来进行比较经学学习和对话实为创举，比较经学读书班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也对经文辩读的方法和程序作了改动，使之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参与读书班的五大宗教的代表表示，中国宗教可携手共同促进中国的伦理教育、道德提升和环境保护，携手参与社会发展和慈善，共同促进一个好社会的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杨桂萍的发言阐述了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她指出，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千余年的交流沟通，成功解决了3个层面的紧张关系；其一，化解了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张力，尽管两大文明存在宗教本位和伦理本位、超越取向和现实取向、一神崇拜和多神崇拜等根本差异，但形而上层面及社会功能的互补性，是其和谐共存的基础；其二，化解了穆斯林精英的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张力；其三，化解了伊斯兰教法与国法之间的张力。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常宏在题为《当前中国宗教对话途径之一的比较经学》一文中指出，宗教对话是尊重他人宗教传统和多元宗教现实状况下的最好交流途径。宗教对话所基于的共识理论基础与宗教传统和现实本身存在着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迄今未有任何理论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个任务。或许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基于宗教对话实践的比较经学可能是解决一般性的宗教理论和多元宗教之间张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可能是当前的中国宗教对话实践中的试金石。

中国道教学院崔理明道长发表的文章对佛教与道教中的宇宙有无本源、施舍与保守、普度众生与六耳不传等问题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佛教与道教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当彻底认识了宇宙与人生的本质时，殊途同归、本无差别；虽无差别，但它们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人群解决不同问题时，仍然有着不可替代性。

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赵建敏发表的题为《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种宗教文明》的文章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宗教，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曾经起到过催化和促进作用。有鉴于此，人类的文明对话自然离不开宗教的参与。既然是文明对话，就必然地排除对抗、暴力、歧视和恐怖，应是在真理中的平等对话，是在伦理上的实践仁爱，是人类不同民族、不同种族间的互尊互敬、宽容接纳。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崔小莉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神学家、解经家、神学教育家贾玉铭以基督论为起点的神学思想。她指出，贾玉铭的神学思想强调基督对人生命的救赎及完全救法的实现，希望基督的福音不仅可以拯救个人，而且能够拯救当时的中国社会。这种中国化的神学思想证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崔小莉认为，贾玉铭的基督论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处境和西方神学思想相结合的特点，是其在以经释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传统文化，努力创建中国的“神道学”。

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主任游斌的发言指出，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宗教对话、如何进行宗教对话，以中国文化的独特世界观和智慧为基础，中国古代智者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对话理念。比如神道设教、惟德是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修己安人等，对于受困于多元宗教人群之间的冲突与摩擦的世界来说，这些理念提炼和政策操作具有宝贵价值，它们可称为“宗教对话的中国经验”。在当今时代，需要对这些理念和智慧加以系统阐释，使之与当代的各种宗教对话理论进行对话。他以国际学术界的两种宗教对话思潮：经文辩读与比较神学为例，阐述了他所提出的“比较经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比较经学奉行“万物并育、修己安人”的理想，在具体的对话操作中尊重各宗教的特殊性，坚持“比较是修己之途，安人是比较之果”的原则。通过看见他人，发现更好的自己。比较是一种“创造性的挪用”，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比较经学可以使参与对话的双方达到一种“双重复兴”。他把此归纳为一种“以人之美，美吾之美”的深度学习式的对话。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