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有效”、“有验”，是针对终有一死的“人”的“可睹”的方面；而所谓“无效”、“无验”，也就是终有一死的“人”的“不可睹”的方面。以“可睹”、“不可睹”去见证神仙之有无是世俗的、经验性的态度，不是一种信仰的态度。信仰的态度是对超自然的绝对无疑的相信。《字汇》解释“信”为“不疑也”。《广雅》说“信，敬也。”《说文》：“仰，举也。”《字汇•人部》：“仰，举首望也。”《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张衡《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信仰就是对某种东西的不怀疑，信仰的性质是无条件的信奉、崇敬乃至畏惕。

在信仰的层面上，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不是他的终有一死者的“已是”，而是他的“长生成仙”的“能是”。尽管秦皇汉武时的方士们始终没有找到仙人，武帝对方士的怪迂之谈已有厌倦，明明知道“其效可睹”，却还是“冀遇其真”。“冀遇”是一种希望。人是以“冀遇”的方式生存的，即使其“冀遇”不能得到兑现。这就是一种信仰，“无条件的信奉、崇敬乃至畏惕”，于是产生“长生”、“永生”、“不死”、“成仙”、“得道”、“证真”的信仰性生活。

作为信仰之“对象”的神仙是无前提、无条件的，对此对象的“信仰”也是无前提、无条件的，对神仙的信仰就与一切“效验”、“终无有验”、“无有效”和“其效可睹矣”无关。道教初创时就构筑起了这样一个系统、明确、自明而又有深度的信仰境域，这是道教产生前那些“巫术”、“方术”、“血祭”、崇拜等无可比拟的。五斗米道也有意识地使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说“天之正法，不在祭掇祷词也”，明确反对血祀、淫词等。

当然，如果《老子》、《庄子》等道家没有自己的信仰之维，从道家“过渡”到道教是难以想象的。“道”在老子那里已经具有了哲学与宗教的两重性。作为相对成熟的宗教，五斗米道有自己的最高信仰——道。这里的“道”不再是哲学家老子那里那不可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形而上之道，而是有喜好、有判断、有选择、有意志、有目的的神。“道”作为有意志的神，最重要的是要向世人发布道德命令，“道”向人间颁布了戒律，用生死、利害作为赏罚，与人立约。对于那个“先天地生”，（《老子》第25章）“自古以固存”的超越了人类经验的终极根源的“道”的认识，首先可以通过理性进行推导。对“道”的认识的另一条途径则是出于信仰、直觉和体验。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必定在那里。庄子说它“自古以固存”，它一直在那里。这就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信仰需要信徒去“悟”、去体证、去虔信。葛洪在《抱扑子内篇•释滞》中说到：

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虚玄，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道家“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②这就是说，单纯的哲思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神仙信仰以及道教而言，或早或迟都面临着对道家“理论”的一个“信仰的”突破。五斗米道团的产生实现了这样的突破，因有了信仰的维度而成为宗教。

二

宗教之为宗教，不仅仅止于一种“内在”的信仰，这种信仰还需取得某些不可或缺的“外在”形式，即贯穿这种信仰的某种组织、制度、礼仪、规范等等。也就是说，在理论性的教义之外，一个成熟宗教还需要宗教组织。宗教组织是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任何宗教都必须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才能体现出来。在宗教要素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宗教教义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宗教的社会实体，规范化的宗教礼仪也只有在组织系统中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组织乃是宗教其他构成要素发挥自己功能的组织依托，没这一依托，宗教便无法发挥它们的功能。天师道创立之初就已有了一整套宗教组织系统和宗教制度。

五斗米道在组织上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和缴纳信米五斗都体现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当汉安元年(142)张道陵于蜀鹤鸣山中学道有成，太上乃下二十四治，凡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应天二十四气又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若以二十八宿合于二十四气，尚多四宿，故于上中下三位八治外，另有四治，传说为道陵所加。……集二十四治以合于二十四气，此属天象的时间坐标；道陵又集二十八治以合于二十八宿，此属另一天象的时间坐标。……主要以蜀地为主，然已延伸至今属陕西的阳平汉中及河南的北邝山，范围已很广大。”二十四治中的阳平治为正一盟威道总坛，属于中央教区，张鲁自封师君统领政教。各治于每年阴历十月初一聚会汉中，收纳信米，同时举行录籍、迁赏、庆生、建功、闻科戒等活动。

除二十四治与古天文学有密切关系外，“五斗米”的“五斗”也与古人对天象的理解有关。柳存仁先生在《一千八百年来的道教》中曾说：“‘五斗米’的‘斗’字通常一向认为是量词。……沈子培（曾植）先生的《海日楼札丛》卷六有《五斗》一条，以为五斗米的‘五斗’的意义也许是指东斗、西斗，……等五斗，五斗米当是祀五斗时向教民收的米谷。……这个见解很新颖，恐怕是正确的。”李刚先生认为，如果是这样，祭拜五方星斗所用的米称为“五斗米”，这是一种与人的命运紧密相关的所谓“星命米”。中国古人“仰观天象”，见紫微垣众星永不没落，从而确定出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人们根据这个坐标制定出节令、历法、时辰，指示着方位和处所，从而让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劳作、经济活动有规可循、有法可依。在道教的宗教活动中，“斗”作为“天枢”，是天地造化的枢纽，是天极之所在，是宇宙万物的发源地。道教相信它们有主宰人间吉凶祸福、生老寿夭的神力。礼斗是道教极重要并经常举办的祈福、消灾、延寿科仪。所以“五斗米”之“斗”与古人的星辰崇拜理应有一定关联。以天象确定人间的秩序、宗教的教区则隐含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古代政治传统。

在信奉五斗米道的区域里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立祭酒分领教民，实现了政教合一。祭酒是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这些长者以德高望重而服人。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即是世俗管理者，又是宗教引路人，祭酒即是教职，又是官职。入道者初名“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号“祭酒”，任统辖教民之职；统领教民多的称“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由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制度渐趋完备。祭酒通过“建录”来实施对广大信众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