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明《道藏》和其它藏外文献中还有不少可与戴氏经箓互相印证、补充或说明的资料，包括别处遗存的正一箓(42)、已刊授箓指南《天坛玉格》(43)、填箓秘诀抄本(44)，等等。如明代林丘散人黄恒1424年编《徐仙真录》提到二真君及两夫人受“大洞真经一部八卷、法词一卷、合同环券九付、蓬莱版四面、朝真谒简十八面、紫白交带一付”(45)，戴祥柳出示笔者的大洞箓目录包括经、箓各八卷，与《徐仙真录》所说一致。戴氏大洞箓目录中的其它文件及其数目与《徐仙真录》所记也完全相合，证明戴氏所藏大洞箓至迟可溯源于明朝。按，新出唐代墓志《东京大安国观故观主彭尊师志铭》提到唐朝开元廿七载(739)春彭尊师“诣上清大洞法师萧下，奉受天书玉字灵宝五符、真文、八景、内音之箓也，瑶坛相继，迁受上清八箓、金虎、七元之秘。”(46)据此，上清八箓是比灵宝中盟箓阶位更高的一组箓，至迟在唐代开元年间已经出现，但不清楚八箓的具体名目为何。北宋朱自英1024年撰《章献明肃皇后受上清毕法箓记》提到的上清毕法箓(按即大洞箓)包括“金神二虎八景玉箓、上皇玉讳元始谱箓、流金火铃、回车毕道、三元玉检、九凤灵章、紫纹白带、太微黄书、琼宫灵飞等等，共十一卷”(47)。可见，8卷大洞箓在北宋时曾经增衍为11卷。由11卷复改为8卷箓的时代上下限应在1024-1424年之间。

又如，台湾高雄市永安区杜永昌道长藏《道教杂记》著录“三洞五雷经箓五轴”(48)，江西省铜鼓县戴礼辉道长藏祖传填箓秘诀抄本《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著录“上清三洞五雷秘箓上中下三轴、词文一轴、神咒妙经一轴”(49)，共计5轴，与戴祥柳所藏五雷箓完全相符。

对于道教界来说，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在当代正一派道教恢复授箓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他收集、整理和保存天师经箓，天师经箓或许已经消亡，不再流传。戴祥柳通过收集和传授天师经箓，使本家道坛和赣西北的不少民间道坛都恢复了濒临失传的授箓法事。而且因为他将部分经箓赠送龙虎山天师府，龙虎山终于得以改变长期以来只授职牒不授法箓的状况。

对于学术界来说，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具有非同寻常的研究价值，应当高度重视。

首先，天师正一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都影响深广，而天师经箓正是此大教派的主要标志。研究天师经箓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复杂隐秘的授箓仪式传统，而且有助于解开天师正一道以至整个道教历史上的一些谜团。其次，戴祥柳事实上已代替道教学者做了田野调查或普查的工作。他收集珍藏的天师经箓不仅种类多、内容完备，而且系海内外其它地方罕见，弥足珍贵。戴氏藏天师经箓就像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是一个真正的道教资料宝库。再次，天师经箓与大多数古代文献不同，它们是仍在传行的“活资料”，研究者若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弄清楚。上文已经举证说明它们对研究古代道教授箓仪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谓明清道教授箓仪式的“活化石”。总之，戴祥柳收藏的天师经箓洵为道教文化瑰宝，是近几十年来道教田野调查的重大发现之一。

不过毋庸讳言，天师经箓的研究并非易事。原因之一，戴祥柳深知独家拥有天师经箓的重要性，一般不会轻易出示经箓和相关秘旨。学者很难有机会对经箓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短时间内只能获得片断的知识。原因之二，戴祥柳为防止天师经箓泄露，常会在给别人看的经箓上做些手脚，如只露头尾、掐头去尾、移东就西、颠倒次序，等等。学者若不能详察明辨，很可能会被误导，产生错误的认识。原因之三，戴祥柳收藏的各种经箓多系配补而成，难免有配补不齐或配补失误的情况，所拟目录与原件之间、各道文件之间难免歧出不一，若无别本可参，研究的难度会相当大。原因之四，戴祥柳曾将收集的一部分箓请人刻板复制，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手民之误，板刻箓文非复所获老箓之旧，版本难称善本；而老箓大都已赠送龙虎山天师府珍藏，一般人很难有机会寓目。这就给学术研究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和不便。原因之五，由于授箓有较大利益可图，戴祥柳曾经出售或传授的天师经箓有相当一部分已被买箓或受箓的其他道士仿制改编，在当地和外地都有流传。这些仿制法箓大都用电脑排印，图文讹脱衍倒之处时有所见，可以说是时代愈近今而愈失真。研究天师经箓的学者必须掌握大量原始材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鉴定真伪，作出深入可信的研究。由于存在以上客观原因，本文只能算是初探，错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承蒙戴祥柳道长提供相关资料并解答疑难问题，特此鸣谢。

①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7.1(2006)，第86、89—90页、第90—96页。

②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5页；Anna Seidel,"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Stein,vol.II,ed.Michel Strickmann,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XXI(Bruxelles:Institut Belges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1983),pp.296-302.

③Anna Seidel,":Note à propos du terme "trésor national" en Chine et au Japon," Bulletin de l'Ecole d'Extrême-Orient 69(1981):229—261; Anna Seidel,"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pp.296-366.

④《隋书·经籍志》曰：“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见(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五，第4册，第281页。]即为其证。也参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10—20页。

⑤参见张万福：(712年前后在世)，《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DZ 1241)、《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箓择日历》(DZ 1240)。本文参考的《道藏》经(用DZ标示)采用涵芬楼影印本，其编号见[法]施舟人原著、陈耀庭改编《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上海：上海书店，1996)，第258—348页。

⑥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附录二《读道藏札记》“道教诸宗”条，下册，第271—274页；朱越利：《读〈茅山志〉札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第128—130页；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132—165页。刘仲宇在其书中推测元代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之后，标志新旧符箓派汇归正一道的三山滴血派形成，载有该派字谱的《正乙天坛玉格》及其前身《太上天坛玉格》也是在此背景中出现的传度授箓条规。

⑦参见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第12—13、16、138—139页。

⑧参见细谷良夫：《乾隆朝の正一教——正一真人の降格事件》，收入秋月观暎编《道教と宗教文化》(东京：平河出版社，1987)，第571—588页。

⑨参见天师府管委会：《天师经箓收集整理取得成果》，《中国道教》，2001年第4期：12；江西民宗局、修水普济道院，《护持经箓 功德无量》，《中国道教》，2001年第5期：51；曾广亮：《道教瑰宝——天师经箓重现于世》，《龙虎山道教通讯》2001年第8期：35。

⑩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啬色园，2014，排印中)。

(11)根据戴祥柳所藏手抄科本《经箓元机》，“天师科派”派字谱为：道法玄元一本，洞明冲悟宏宣。成化应真达圣，传和教演昭然。

(12)戴氏道坛通济堂传承谱系如下：戴玄镇(古艾大法真人)→戴元亨(清顺治丙戌年生)→戴真一(康熙丙午年生)→戴本福(雍正丁丑年生)→戴洞真(乾隆丁未年生)→戴明太(乾隆戊寅年生)→戴冲杨(号竹平，谱名和英，咸丰庚申年生)→戴国宝(法名悟达，光绪乙亥年生)→戴静波(法名宏浥，光绪己亥年生)→戴祥柳(法名宣道)。

(13)戴祥柳道长自印宣传手册《受箓玄机》声称，他收藏的箓板是由戴家祖先珍藏好几代保留下来的旧板。初次访谈时，戴道长还绘声绘色给笔者讲过祖上如何保存箓板的故事，说是囤在楼上作楼板，文化大革命时来查抄的人见楼上肮脏，不愿上去细查，因此躲过了劫难。但笔者一开始就心下存疑，因为所见箓板甚新，不像旧时代的产物。后来经过多次访谈，戴道长才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说法，道出了实情。

(14)此箓笔者尚未得见，疑为“三洞箓”。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

(15)关于箓首法辞与投辞(词)文、牒、状的关系，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117—118页。

(16)参见吕鹏志：《天师道黄赤券契考》，收入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195页。

(17)感谢徐天基、罗丹陪同笔者前往法事场所，并拍摄全场法事过程。

(18)本次调查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资助。关于本场授箓法事，可参修水摄像师涂象清拍摄制作、笔者撰文解说的视频短片《中国江西修水县民间授箓法事》(http://www.youtube.com/watch?v=nNWXWggumc0)。片中个别解说内容与后来了解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本文已作更正。

(19)感谢谭伟伦帮助拍摄了全场法事过程及相关场景。

(20)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全真道并非只限于传戒，也有部分全真道士与箓有涉。如金末元初全真道第六任掌教尹志平曾受箓法于全真七子之一王处一，1235年沁州长官杜德康曾请他设醮箓。参见郑素春：《全真道士尹志平(1169-1251)的宗教实践》，《辅仁宗教研究》22(2011)：109—138；景安宁：《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1页。

(21)关于朱权与道教的关系，参见Richard G.Wang,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xi-xxx.

(22)DZ 1483，2.6b—13b。

(23)道书一致声称，东汉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奉太上老君教示创立“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或“天师道”。故“天师”与“正一”之关系不言而明。又，明清时代虽然绝大部分官方文献用“真人”一词替代“天师”，但道士和一般人仍然习称“天师”。戴祥柳传承的通济堂属民间道坛，称“天师”乃正常现象；而且通济堂属于“天师科派”，在正一箓上冠以“天师”之称完全合乎情理。

(24)DZ 1483,2.13 b—14b。

(25)笔者拟撰专文《道教“经箓”说考释》详论经、箓之关系。

(26)DZ 1213，8a。也见《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DZ 1217，6b。

(27)据唐末五代杜光庭集《道教灵验记》卷十一“刘迁都功箓验”条(DZ 590，11.5 a—b)，道教法箓在中古时代曾由版箓改为纸箓或素箓。明初又改为版刻法箓，时移事易而已。

(28)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07页。

(29)关于仙灵箓，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79—166页。

(30)参见(明)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0册，第620—621页。

(31)参同上，第8册，卷一九九三一。该卷文字出自《道藏》本《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DZ 1208)后三卷，惟末尾有部分文字内容《道藏》本缺，可据《永乐大典》本补足。参见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第306—307页。《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历经六朝、唐代而流传至宋，今本文字有宋人编辑加工的痕迹。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102页。

(32)参见Stephen Little(with Shawn Eichman),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Chicago/Berkeley: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208-213; Luk Yu-ping,"Picturing Celestial Certificates in Zhengyi Daoism:A Case Study of the Ordination Scroll of Empress Zhang(1493)," Daoism:Religion,History and Society,2011年第3期：17—48；孔祥毓：《明孝康张皇后授箓考——以〈张皇后之箓牒〉为中心》，《中国道教》2012年第5期：第44—49页。

(33)张继宗著、曾念樱整理：《崆峒问答》，《上海道教》，1994年第3期：第21—23页，2；1995年第2期：第13—17页。

(34)DZ 1219,5.1b—2b。

(35)见丁煌：《〈正一大黄预修延寿经箓〉初研》，《道教学探索》，1994年第8期：第373—430页；1995年第9期：第199—380页；1997年第10期：第342—362页。

(36)参见吕鹏志：《赣西北流传的五雷箓》，“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10月25—26日。

(37)参见マイケル·R·サソ｜(Michael R.Saso)编、解说《道教秘诀集成》，东京：龙溪书舍，1978，第一部分《给箓坛靖元科》，第33页。承蒙日本筑波大学松本浩一教授寄赠《道教秘诀集成》一书的影印件，特此志谢。

(38)六朝道书称前一种情况为“超受”。参见吕鹏志：《天师道授箓科仪——敦煌写本S203考论》，第95页。

(39)六朝道书提到重受更令箓的情况，参同上，第95页，注56。

(40)《上清镇天师经箓制作人李水太先生采访记》，口述人李水太，记录人张青剑，2001年8月12日。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0a31e70100tpgn.html。

(41)参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图095。

(42)参见大渊忍尔：《中国人の宗教仪礼》(东京：福武书店，1983)，第295—301页；张继禹：《福建道教见闻》，《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第6—7，48页；谢聪辉：《正一经箓初探——以台湾与福建南安所见为主》，《道教研究学报》2013年第5期：第143—189页。

(43)参见《太上天坛玉格》，载《道法会元》(DZ 1220)，卷二四九—二五○;曹岳峻录、陈文生编校《龙虎山先天天坛玉格珍本》(彰化：逸群图书有限公司，2000)；明朝南昌修江混然子原著、王明阳编校注解《道教清微派传度天坛玉格品式》(彰化：逸群图书有限公司，2003)；陈宏良(陈雪庚)辛未年(1951)仲夏月授《天坛玉格》，载朱建明、谈敬德编著：《上海南汇县正一派道坛与东岳庙科仪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第670—686页；张应京校集，张洪任编正，施道渊参阅，朱高隆抄录，袁志鸿、刘仲宇整理《正乙天坛玉格》，收入刘仲宇：《道教授箓制度研究》，第337—369页。

(44)参见王见川、高万桑主编，吴亚魁协编《近代张天师史料汇编》(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第96—98页；《先天勘合玄秘并填箓填引》，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

(45)DZ 1470,3.3b—4a。也参大渊忍尔：《福建の道教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经典——道教史の研究其の二》(东京：创文社，1997)，第624页。

(46)参见气贺泽保规：《新发现的彭尊师墓志及其镇墓石——兼谈日本明治大学所藏墓志石刻》，《唐史论丛》14(2012)：第69—80页；王永平：《一方流失海外的珍贵道教铭刻——唐代〈彭尊师墓志铭〉研究》，《唐研究》18(2012)：第145—157页。

(47)DZ 777,2a—b。

(48)参见谢聪辉：《正一经箓初探——以台湾与福建南安所见为主》，第168页。

(49)见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编著《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第二章附件三，图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