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1.宗教方面杭州全真道场所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

(1)外来道教徒。

清代以来，杭州全真教派在发展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外来道教徒的推动。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有王常月、周太朗一类直接从外地带来资源，进而在杭州开辟和主持官观，同时培养众多教徒的；又有李理山一类依托在杭本地资源，配合市政建设和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的。

(2)杭州正一道。

正一道的衰落帮助了全真道的发展。杭州正一道宫观场所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正一道盘踞的吴山，一直以来就是正一道的繁盛场所，在吴山之外，正一道场所中比较繁盛的如金华将军庙也靠近吴山。外城外西湖沿线，正一道的势力在清代时就已经几乎不存。清代顺治年间修建的驻防旗宫。由于旗营的阻隔，使得出入钱塘涌金两门不便，加之夜晚的城门关闭，导致城内的吴山成为城内最大的宗教聚焦地，此外城内的其他宗教声所也得到巩固。自辛亥革命，清代结束，杭城旗营被取消，“城墙拆了，游人就集中在湖滨，不再有上城隍山去消磨半日光阴的事情了”杭州环湖佛教朝圣进香路线得到巩固和加强，全真道宫观因为多坐落湖边，又和佛教上香路线多有重合，因此借着环西湖佛教朝拜的复兴而从中得益。反之由于吴山虽然有寺庙，但是并不是经典的上香朝拜路线，又偏居涵盖西湖的大杭州市区的东南一隅，自然香客和游客都有减少。

第二点，民国以来文明政策的影响。取缔妓院，吴山边的鱼龙混杂局面得到管理。加之民国取消城隍祭祀。这些方面使得一些围绕吴山而开展的民俗活动，如祭祀城隍，雷祖圣诞时的夜晚进香等等都受到了自然的抑制。杭州丧俗“三天接煞”需要道士到家念度人经，又有杭城民俗五七多请道士来家做法，“最体面者，道士游街，均坐宪轿，上罩红伞，手执如意，用鼓吹彩亭，行往庙观之中，迎请将神”。但是民国之后，追荐佛道不择皆可，“至于道士游街，人庙请神，今（指民国）则无之矣”。这样的变化，使得宫观内的道士极其容易被没有固定宫观的火居道和绍兴等地来杭的专做水火炼度的道士所取代。如此减少了道土的收入，也是宫观破败衰落的原因之一。

(3)杭州佛教。

杭州作为东南佛国，佛教自吴时壮大，经历宋元明，到清代得到巩固加强，佛教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一直是十分高的。南宋时期杭州道教虽然一度迅速发展，但是在整体数量以及之后时间里的延续上，道教退居零星的聚集点，而佛教主要寺庙均沿湖建在城区外，民国时期城区建设，对佛教寺庙的影响较小。不仅能够在西湖周围不断发展形成寺庙群和上香朝拜路线，还能够在城区内高密度地分布。

佛教的发展一方面给城外的全真道场带来好处，一方面也给城内的道教宫观带来了困难。宫观多有改寺院，但寺院少有变宫观。佛教僧人占用道教宫观或利用宫观不在少数。佛教占用道教宫观情况有两种。一是对旧宫观的占用，如太清官，在小麦岭，建于宋绍熙元年，清雍正时已改作观音院。另一类是对新官观的占用。佛教对全真道乃至杭州道教的场所的影响，可以从1952年佛教寺院统计中清民时期新建佛寺的选址和选名中了解。在杭州佛教寺院中，可考的清代创建数为296个，民国创建数为36个，合计332个。

在332个场所中，寺名具有明显道教特征的约25个（见附表1）。由该数据可见，在清代及民国时期，杭州的道教与佛教寺庙数量均有增加，然而道教——不论全真道与正一道——在建成庙后，出于种种原因，无力继续经营宫观，进而佛教人员进驻，使得原本宫观变为佛寺，由于全真道原本在市区的宫观场所数量就不多，加之属于后进的教派，在宫观分布上没有正一道广泛。由于民国未期新中国初期正一道场所统计可以看出，城区内被佛教占据的宫观，应鑫属于正一道。

2.杭州全真VS正一道

清代用民国时，杭州全真道相较于正一道，有了显著的增强与发展，相伴的全真宫观建设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杭州全真道由外地来杭道士发展，逐渐在西湖南北两岸建痒痒起葛岭——栖霞和玉皇山两大全真场所，并且玉皇山地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真道子孙丛林，影响力波及浙江及周围省份。

与此同时，杭州正一道自宋以来的统治地位不存，宫观分布趋于集中，在吴山这外少有正一宫观。原本在杭州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正一道神霄派清微派，其宗教活动以及宗教场所向乡间发展，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采取火居的形式。

尽管有全真道的兴盛和正一道的持续，杭州的道教仍然抵档不了长久以来持续衰落的趋势，从清代和民国的近百所，到建国之后的迅速下降为五所，直到如今的全市三所，原老城区范围内没有留存。

（本文由道教之音 问心 根据尹信慧道长主编的2012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一书中《杭州清至民末全真道分布变化》整理，作者李梦佳 文章略有删减，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