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儒生、士大夫改弦易辙，转为道士。另有许多儒生、士大夫外儒内道。这些行为与表现可统称为“弃儒从道”。

弃儒从道的原因五花八门，因人而异。有的主要由客观因素所驱使，有的则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大多数儒生、士大夫都牢记孔子的这一训诲，以入仕和升迁作为生活坐标。家庭与社会也普遍地视儒生求仕、士大夫求升为天经地义之事，给予热切的期盼和赞颂。故而常见的弃儒从道之举大都围绕着“仕”字而演出。大致可归为两类：

第一类系主要由客观因素所驱使者，客观因素即仕途不顺。

一曰科举不中。如明代陆西星九试不遇，遂弃儒服，冠黄冠。陆西星弃儒服冠黄冠时心中是怎么想的，今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科举不中者弃儒从道，表示抗议者有之，另谋出路者有之，单纯图生计者有之。不过绝大多数还是与唐代吴筠相同。吴筠举进士不第，“性高洁，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中国的儒生大都怀抱“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但也做好了“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准备。弃儒从道之时，正是他们将这一精神准备付诸实践之日。

二曰为封建礼法所阻。如元代林灵真，虽累举不第，最后还是被授以官职，不巧恰逢丧母，依制无法入仕，遂舍宅为观，身为道士。林灵真只能自怨命苦，到道教中另寻出路。

三曰起用已晚。如金代王重阳47岁时方试武举中甲科。他并不像姜太公、朱买臣那样大有作为于大器晚成，而是感叹黄金年龄去而不返，半老时节始起步，已索然无味，遂辞官解印，黜妻弃子，拂衣尘外，效仿楚国狂人的放荡。日后则创立全真教。王重阳弃官时，盖心灰意冷，心中激荡着愤懑不平之气。

四曰身遭变故。如据说北宋张伯端任府吏时，冤死了自己的一名婢女。伯端在悔恨自己和反省封建司法制度的激动中，一把火焚烧了全部案卷，因此触犯了刑律，被遗戍。婢女案卷之事未必可信，但他因事没入兵籍之变故却有《悟真篇》的序言为证。他弃儒学而潜心研究内丹术，寻找精神寄托，实为没入兵籍、仕途断绝之功。太史公曰：“昔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张伯端遣戍，遂著《悟真篇》。

第二类系表现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者，主观色彩即不愿入仕。

一曰不应考，不应荐，青年入道。如晋代葛玄，备览五经，才术奇博，叔父力主他入仕，他却绝志岩穴，栖心烟霞，期与仙人为友。宋代彭耜富有才学，权势者鼓励他求仕，又主动提出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吟诗曰：买得螺江一叶舟，功名如蜡阿休休。我无曳尾乞怜态，早作灰心不仕谋。已学漆园耕白兆，甘为关令候青牛。刀圭底事凭谁会？明月清风为点头。

葛玄和彭耜对封建官场的专制主义深恶痛绝，珍视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故而遁入道教，逃避入仕。刘宋陆修静将入道隐遁亦称为“独善”。陆修静隐居庐山瀑布岩下，萧梁陶弘景画牛明意，均可与葛、彭互相引为同道。入道避仕的做法颇有代表性。

二曰先儒学，晚年好道。如葛洪之师、晋代郑隐“本大儒士也，晚年好道”。《洞仙传·郑思远传》介绍他少为书生，晚师葛玄。郑隐终生未仕，以治儒学为乐趣。他转向修道，或许是拓宽治学的领域，或许是老年心理使然。因为有的人步入暮年，渐生朝露之感，对生活和世界万分留恋，因而倍加渴望长寿舆永生。郑隐盖在此情况下，放下于长寿和永生无补的儒学，求助于道教。三曰弃官入道。如唐代薛幽栖于开元中及进士第，调官陵郡尉。任期未满，萌生隐居林泉之意，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间，先後栖真于鹤鸣山和南岳。薛幽栖大概对封建官场的等级森严、繁文缛节、虚伪肮脏极难适应，所以拂袖而去，奔向道教，返还自然，去享受朴素纯真、自由自在的生活。

四曰外儒内道。晋代葛洪年轻时立愿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抱朴子外篇》问世，使此愿得完。之后又著《抱朴子内篇》，阐述道教义理。这是一条先儒后道的治学轨迹。在处世方面，他却是外儒内道。他曾统兵，受爵关内侯，又历任各种文职，最后求为句漏令。虽不能说葛洪宦海飞黄腾达，但也算得上仕途一帆风顺。不过，葛洪自幼便不慕荣利，誓不为官。他多次拒召、弃官，其为官乃势不得已。他出自本心而终生下气力去做的事乃在道教。晚年求为句漏令，“非欲为荣，以有丹耳”。

又如晋许谧（字思玄，一名穆，因曾任护军长史，故人称许长史）曾任一系列官职，但他“虽外混俗务，而内修真学，密授教记，遂行上道”。许谧外混俗务当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葛、许两人或受或取儒之形式，弃儒之内容，从道方为实质。

除了上述两类常见者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不胜枚举，仅略述一二：

一曰避乱。如三国时期吴国左慈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学道。战乱时节，兵匪横行，玉石俱焚，左慈保命避难于学道。

二曰避新朝。如宋末郑思肖（字忆翁，又字所南）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宋亡后他改名“思肖”，寓思赵怀宋之意，投身道教，拒绝仕元。郑思肖以入道来保持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

三曰被度。如金代马钰本为儒生，曾补试郡庠。王重阳找上门来，每旬向马钰夫妇出示诗词各一首，令和。并赐梨一枚，令夫妇共食。前后共十次，诱其人道，被称为“分梨十化”。马钰被动地接受了宣传，遂出家入道。

四曰退休。如唐代贺知章长期供职朝廷，晚年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舍本乡宅为观。还乡不久即寿终，唐肃宗下诏哀悼，称之为“故越州千秋观道士”，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贺知章请求度为道士，实为告老还乡。

五曰治学。如唐初孙思邈，7岁就学，日诵千言。及长，好谈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家多事，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后多次拒绝入仕。卢照邻称赞他“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由孙思邈的学习成就可知，他隐居入道不只是避难，更主要的是为了研究医学、治病救人。可以这样说，道士生活对于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六曰治病。清末陈撄宁童子试中了秀才，但却患了肺痨，为治病他跟叔祖学中医。一次偶读《参同契》和《悟真篇》，照着书练功，竟然治愈了不治之症肺痨。他本来幼年时偷读过不少道经，从此便各处参访，拜师入道。

七曰韬晦。如明初宁献王朱权为燕王朱棣所忌惮。朱棣即位后为明成祖，朱权改封南昌，每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明宣宗时，朱权日舆文学士相往还，托志冲举，自号臞仙。一意求仙的行为，盖示人以不问政治，无问鼎之心。朱权以奉道为韬晦之计。

弃儒从道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每个人弃儒从道的不同行为与表现之背后，或者反映着封建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或者反映着人与自然界、与自然规律之间的普遍矛盾，或者兼而有之。一部份社会矛盾的产生与儒家思想有直接关系，比如入仕的愿望与仕途不顺以及儒生士大夫“过剩”之间的矛盾。另外一部份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界、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儒家思想无法解决的。道教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其出世性格的一面，恰好能为仕途不顺、儒生士大夫“过剩”、不愿入仕、避乱、避新朝或韬晦的儒生与士大夫增开一条独善门径，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毋庸讳言，弃儒从道也是中国儒生、士大夫软弱性格的一种表现。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与自然规律抗争的勇力和毅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体本身奥秘的探索。这种抗争与探索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对弃儒从道的多数儒生、士大夫均有吸引力，对治学、治病者的吸引力更为直接。事实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部份儒生、士大夫的弃儒从道行为与表现有它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还带有一些悲剧性和进取性。

（本文选自朱越利《试析“弃儒从道”》，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第96～104页199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