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的苏州道教——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探讨

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江俊皓

2019-06-15 17:46:09

清代前中期的苏州道教——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探讨

苏州是清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清代前中期,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发展有何特点,又是如何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相关研究较少。从现存清代苏州道教碑刻资料中,可窥清代前中期苏州道教发展状况之一二。

道观建设与高道弘法

自晋咸宁二年(276)建造真庆道院起至清代,苏州地区已经修建了玄妙观、天后宫、福济观等众多道观,其中以玄妙观最负盛名。尽管清政府一再地严格管控道教人数和入教资格,但是苏州道教在清代出现了许多高道,如周世德、施道渊等。可见,苏州地区的道教依旧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

(一)对玄妙观的修缮

宫观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玄妙观能够成为苏州道教宫观的代表,一是由于年代久远,规模宏伟,香火旺盛。石韫玉《重修玄妙观三清殿记》载:

苏城玄妙观,古之天庆观也,肇基于晋咸宁中,法门香火,经今千五百余载,黄冠之土云集于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规模大壮。

由此可见,当时的苏州玄妙观虽历经1500多年,依旧香火延续,保持着原有的壮伟风貌。

二是由于玄妙观中保存有镇观名物。《同治苏州府志》载:

殿中旧有吴道子老君像,唐玄宗御赞,颜鲁公书,今皆不存。案今,玄妙观中像赞皆完好无缺,王志恐误。

吴道子所画的老君像,由唐玄宗题御赞,再由颜鲁公书,足见这像赞的价值。此处提到像赞完好,与王鏊《姑苏志》中记载的“今皆不存”颇有出入。王鏊《姑苏志》原文为:

玄妙观在长洲县东北,唐名开元宫,宋改天庆观,建炎中毁于兵。绍兴十六年郡守王焕重建两廊……淳熙六年复毁,郡守陈岘重建……殿中旧有吴道子老君像,唐玄宗御赞,颜鲁公书,今皆不存。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仅王鏊有“今皆不存”的描述。那么像赞的留存情况究竟为何?大致推测有以下二点:

一是王鏊在《姑苏志》中提到玄妙观“建炎中毁于兵”与“淳熙六年复毁”,说明宋代的玄妙观在经历兵燹之灾后,遭到了破坏,但是具体的破坏程度并未提及。可以肯定的是,玄妙观经历兵火应当无误。在《吴郡志》中亦有印证:

天庆观在长洲县西南,即唐开元观也。兵火前栋宇最为宏丽。绍兴十六年,郡守王焕重作两廊……淳熙六年圣祖殿火,提刑赵伯骕摄郡,重建三清殿。

结合两段记载可以看到,玄妙观于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两次遭逢战火,像赞也就极有可能在此时遭到破坏。

二是像赞并未不存,而是经人修复后一直保留下来。据《苏州府志》,像赞碑是“宝历初元道士马大同刊”。从这一点看,像赞本就是由道士马大同刊刻的。加之《吴门表隐》中记“宋宝庆元年,道士冯大同题,张允迪勒石”,对比先前建炎和淳熙中遭逢兵祸的时间来看,至南宋宝庆元年(1225),历经数十年,即便没有毁于兵火,也应当有所损坏,此处说的道士完成雕刻,应当是对像赞的恢复。《南畇文稿》记有“迄明季,兵燹侵凌,梁栋墉垣,剥落殆尽,巍峨大像无盖障”。可见经宋代修复之后,于明末又遇祸乱,玄妙观又遭毁坏,虽未提及像赞有无损毁,但是从玄妙观整体的破坏程度来看,明末的像赞可能也有不小的破损。结合清代记载像赞完好无损来看,像赞经过后人多次修复的可能性很大。

从目前的资料可以断定,像赞虽屡经兵火,但得到后人修复并保存至今,那么,王鏊“今皆不存”的记载有误。

清代苏州玄妙观的翻建修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道教在清代前中期的发展情况。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碑刻记载:

吴郡圆妙观,乃琳宫巨创、万神都会之区也。其东偏为武帝行宫,后为长生大殿。岁久倾圮,不克崇体制矣。先是主持陆师义存,欲募建此阁,未遇其缘,赍志以终。其徒李师廷铨,克承师志,得师之友程君子家劝善姓张君国栋,捐金若干,首建其业。独是基址虽立,他未遑也。又二年,始得姚君亦陶、吴君评兰、张君履廷分任而共理之,乃观厥成。同善诸君概详于后。顾念前后共此善举,何其师谋之前而终无所就,其徒谋之后而迄用有成,夫亦时会之使然耶?……诸君竭力经营者,亦于扶翼世教之旨,期有当焉,岂徒无端作伟丽观,以求福田利义哉?余既嘉李师之能承师志,又乐诸君之从善不倦,果能相与有成也。

乾隆三十八年时,玄妙观进行了一次重修,重修原因是“岁久倾圮”,可见距离前次修缮已经过去较长时间,或是中途又发生了一些变故。碑文中也体现出了当时修缮道观的一些特点:一是重建长生大殿,是由道观主持及其徒弟发起,受众如张国栋、姚亦陶等出资捐助。道观修缮是道观道众与民间力量协作完成的。二是道观修缮需要大量资金,李廷铨“得师之友程君子家劝善姓张君国栋,捐金若干”,也只是达到了“基址虽立,他未遑也”的程度,相比于整个宝阁的建成来说只是一部分,其后有“姚君亦陶、吴君评兰、张君履廷分任而共理之”,才使得修建的资金变得充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重建宝阁的原因。首先看一下距离前次修缮有多长时间。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前次修缮于“国朝康熙年间,有施炼师道渊,殚心营建,募白金四万两有奇,大殿宝阁,钜工悉成。越四十余年,法嗣胡得古重加藻绘,扩方丈而薪之,继起绵延,绍承弗失”。

前次修缮是康熙年间由施道渊倡议完成,大殿宝阁建成四十年后,胡得古又在此基础上添加装饰,扩大规模。从康熙年间至乾隆三十八年,其间经过了数十年,文献记载显示,中间没有修缮过,那么道观历经数十年风雨侵蚀,的确亟待修缮。

其次,乾隆三十八年进行修缮,并不只是因为年久失修,还存在着乾隆南巡亲临玄妙观,使得玄妙观地位提升的因素。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

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恩赉帑金三百为香火供,赐御书禁扁三:一曰清虚静妙,一曰穆清元始,一曰珠杓朗耀。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礼亦如之。

从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四次南巡驾临玄妙观,不仅仅是在经坛祈福,更是赏赐香火钱和御书匾额,足见玄妙观在这段时期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也从侧面显示出苏州道教在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的地位。这一时期苏州玄妙观的修缮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同治苏州府志》载:

乾隆三十八年冬,观外居民不戒于火,延及殿门与雷尊殿门,于是巡抚萨公饬诸僚属议修缮,劝输助遴高资者从,使章其事,期年告成,计工二万六千有奇,费白金六千二百两有奇,举殿阁之摧毁剥落者,并加丹雘,仍粲然复旧观矣。

此次修缮与前次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但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之前的修缮都是由道观的道士如施道渊、陆义存等提出,由民间善款资助完成。这一次却是巡抚与僚属商议修缮,得到了官府的资助。

到了嘉庆朝,嘉庆十二年(1807)的《三茅殿重修斗姆阁记》碑刻载:

郡城玄妙观有十三院,院各奉斗。三茅殿之有斗姆阁,其来久矣。肇始于乾隆元年丙辰,雪怀施先生为文记之。阅六十余年,住持许端璋增修焉,像设庄严……犹记庚戌辛亥间,火神殿告成,仅隔十年,又有兹阁之役,前此乐助善信,如顾、如施、如彭、如宋诸家,均各有后,复观厥成……

嘉庆十二年对于玄妙观斗姆阁的重修,由住持许端璋发起,得到信徒诸家资助。总体说来,在乾嘉时期,在道教整体式微的趋势下,苏州道教仍然在民间拥有良好的信众基础,得到了信众的有力支持。

(二)高道弘法——以施道渊为例

据方志记载,清代苏州道教高道有李朴、李湛然等13人,他们在苏州朝真观、清真观等道观修行传法16,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施道渊。

施道渊,字亮生,别号铁竹道人。生吴县横塘乡,童真出家,为朝真观道士,遇异人张信符,授以丹诀。年十九从龙虎山徐演真,受五雷法,能驱役百神。时为人除祟魅、疗疾苦,不以取利。初筑室尧峰,晨夕修炼,移住穹窿山,即茅君故宫,鸠材修缮殿堂齐寮,以次鼎新。顺治戊戌,五十三代真人张洪任请于朝,赐额上真观,并赐道渊号养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师,由是四方征请,凡建名胜一百七十余所,塑像八千七百二十有奇。郡中玄妙观殿宇倾圮,太傅金之俊延道渊主观事,修复三清、雷尊诸殿,建弥罗阁,规模宏整,所费巨万,一钱不私。晚游闽越,探真访道,犹多救济。康熙丙辰,裕亲王召主醮。京师乞归,丁巳除夕谓众曰:明年此夕,不复与汝等聚矣。戊午七月果化于山观。

施道渊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仙逝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方志载其曾于19岁师从徐演真。徐演真,据目前所见,并无更多资料。从施道渊随其习得“五雷法”和“驱役百神”来看,徐演真道行高深。施道渊得其真传,凭借所习精深道法,“为人除祟魅、疗疾苦”。顺治朝时更得五十三代真人张洪任推举,赏赐上真观,并赐法师讳号,由此声名大噪。能得到五十三代真人的推荐,可以说施道渊已经颇有修为,并受到了认可。其后玄妙观殿宇失修,更是延请施道渊主持修复事宜。康熙朝时裕亲王召其入京,主持斋醮,足见施道渊在清初的顺治和康熙两朝地位尊崇。

施道渊不仅得到清廷器重,更促进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发展。高万桑指出,施道渊先于穹窿山将三茅观建造成了宏伟的宫观群,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道教中心,后任玄妙观住持时,修复诸殿,恢复旧时风貌,两项举动扩大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影响力。熊建伟考其生平,认为施道渊让苏州道教与民间的结合更为紧密,本地名流如张适、郑敷教和徐崧等都与其交流频繁,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传播。顺治、康熙两朝对于道教采取的是沿袭明时旧法,加以保护、保持中立的态度,很大程度是出于笼络汉人的目的。在这一时期的整体政策下,加上道教式微的趋势,施道渊以一个高道的身份,复兴了苏州两处名观,同时还拓展了道教的信众基础,为这一时期道教在苏州地区的传播弘扬作出了贡献。

总体来说,无论是道观修缮,抑或是高道对于道教发展的推进,都反映出了在清代前中期,苏州道教的发展稳定且积极。

道教对苏州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以上两处可以看出,在清朝前中期,清朝统治者对于道教采取了不过度倚重的态度。《清稗类钞》中记载:“国初,沿明例,以道士充太常寺乐官。乾隆朝,高宗特谕廷臣,释、道二氏异乐,不宜月之。乃令道士改业,别选儒士为乐官。”同卷亦有:“康熙丙寅,奉旨:张继宗见号真人,即着照所袭衔名给与诰命。一切僧道,不可过于优崇,致令妄为,尔等识之。”

在这种情况下,苏州道教与当地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并对之产生影响。碑刻《圆妙观道士禳灾灵应碑记》中提到:

今乃于玄妙观庄炼师遇之,炼师名椿字玉臣……乙亥夏午,吴中亢旱。丙子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既而甘霖立沛,沴气旋消,吴民大悦。时维扬旱疫亦与吴同,盐台复延师祈禳数日,立效……

庄炼师道法高深,吴中百姓相信其有求雨之术,因而在吴中遭遇灾害之际,能够想到延请庄炼师祈雨,而地方大员更是率领下属按照道教礼仪斋戒祷告。在当时的苏州地区,道教得到了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的普遍接纳。

同时,道教的习俗也对民间节日风俗产生了影响。《清嘉录》中有三处记载:

正月九日为玉皇诞辰,元妙观道侣设道场于弥罗宝阁,名曰斋天,酬愿者骈集。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城中圆妙观,阊门外四图观,各有神象。蜡炬山堆,香烟雾喷,殿前宇下,袂云而汗雨者,不可胜计。庙祝点大烛之赀,何止万钱。有为首者,集众为醮会……自朔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郡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或有闻雷茹素者,虽当食之顷,一闻虺虺之声,重御素餚,谓之接雷素。

二十五日为辛天君诞辰……凡奉雷斋者,至日皆茹素,以祈神佑。又月之辛日,及初六日,俗呼三辛一板,六不御荤,谓之辛斋。

这三处记载的民俗节日都与道教神祇有关,从其中的描述来看,苏州地区百姓对于这几个节日是非常重视的。即便苏州百姓不一定都是道教信众,但是对这几个节日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不仅遵奉了致斋这一道教习俗,更是集会祈求神明庇佑。原本的道教祭祀活动转变为民俗活动,道教对苏州当地百姓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转自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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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的苏州道教——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探讨

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江俊皓

2019-06-15 17: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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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的苏州道教——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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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的苏州道教——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探讨

苏州是清代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清代前中期,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发展有何特点,又是如何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相关研究较少。从现存清代苏州道教碑刻资料中,可窥清代前中期苏州道教发展状况之一二。

道观建设与高道弘法

自晋咸宁二年(276)建造真庆道院起至清代,苏州地区已经修建了玄妙观、天后宫、福济观等众多道观,其中以玄妙观最负盛名。尽管清政府一再地严格管控道教人数和入教资格,但是苏州道教在清代出现了许多高道,如周世德、施道渊等。可见,苏州地区的道教依旧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

(一)对玄妙观的修缮

宫观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玄妙观能够成为苏州道教宫观的代表,一是由于年代久远,规模宏伟,香火旺盛。石韫玉《重修玄妙观三清殿记》载:

苏城玄妙观,古之天庆观也,肇基于晋咸宁中,法门香火,经今千五百余载,黄冠之土云集于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规模大壮。

由此可见,当时的苏州玄妙观虽历经1500多年,依旧香火延续,保持着原有的壮伟风貌。

二是由于玄妙观中保存有镇观名物。《同治苏州府志》载:

殿中旧有吴道子老君像,唐玄宗御赞,颜鲁公书,今皆不存。案今,玄妙观中像赞皆完好无缺,王志恐误。

吴道子所画的老君像,由唐玄宗题御赞,再由颜鲁公书,足见这像赞的价值。此处提到像赞完好,与王鏊《姑苏志》中记载的“今皆不存”颇有出入。王鏊《姑苏志》原文为:

玄妙观在长洲县东北,唐名开元宫,宋改天庆观,建炎中毁于兵。绍兴十六年郡守王焕重建两廊……淳熙六年复毁,郡守陈岘重建……殿中旧有吴道子老君像,唐玄宗御赞,颜鲁公书,今皆不存。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仅王鏊有“今皆不存”的描述。那么像赞的留存情况究竟为何?大致推测有以下二点:

一是王鏊在《姑苏志》中提到玄妙观“建炎中毁于兵”与“淳熙六年复毁”,说明宋代的玄妙观在经历兵燹之灾后,遭到了破坏,但是具体的破坏程度并未提及。可以肯定的是,玄妙观经历兵火应当无误。在《吴郡志》中亦有印证:

天庆观在长洲县西南,即唐开元观也。兵火前栋宇最为宏丽。绍兴十六年,郡守王焕重作两廊……淳熙六年圣祖殿火,提刑赵伯骕摄郡,重建三清殿。

结合两段记载可以看到,玄妙观于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两次遭逢战火,像赞也就极有可能在此时遭到破坏。

二是像赞并未不存,而是经人修复后一直保留下来。据《苏州府志》,像赞碑是“宝历初元道士马大同刊”。从这一点看,像赞本就是由道士马大同刊刻的。加之《吴门表隐》中记“宋宝庆元年,道士冯大同题,张允迪勒石”,对比先前建炎和淳熙中遭逢兵祸的时间来看,至南宋宝庆元年(1225),历经数十年,即便没有毁于兵火,也应当有所损坏,此处说的道士完成雕刻,应当是对像赞的恢复。《南畇文稿》记有“迄明季,兵燹侵凌,梁栋墉垣,剥落殆尽,巍峨大像无盖障”。可见经宋代修复之后,于明末又遇祸乱,玄妙观又遭毁坏,虽未提及像赞有无损毁,但是从玄妙观整体的破坏程度来看,明末的像赞可能也有不小的破损。结合清代记载像赞完好无损来看,像赞经过后人多次修复的可能性很大。

从目前的资料可以断定,像赞虽屡经兵火,但得到后人修复并保存至今,那么,王鏊“今皆不存”的记载有误。

清代苏州玄妙观的翻建修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道教在清代前中期的发展情况。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碑刻记载:

吴郡圆妙观,乃琳宫巨创、万神都会之区也。其东偏为武帝行宫,后为长生大殿。岁久倾圮,不克崇体制矣。先是主持陆师义存,欲募建此阁,未遇其缘,赍志以终。其徒李师廷铨,克承师志,得师之友程君子家劝善姓张君国栋,捐金若干,首建其业。独是基址虽立,他未遑也。又二年,始得姚君亦陶、吴君评兰、张君履廷分任而共理之,乃观厥成。同善诸君概详于后。顾念前后共此善举,何其师谋之前而终无所就,其徒谋之后而迄用有成,夫亦时会之使然耶?……诸君竭力经营者,亦于扶翼世教之旨,期有当焉,岂徒无端作伟丽观,以求福田利义哉?余既嘉李师之能承师志,又乐诸君之从善不倦,果能相与有成也。

乾隆三十八年时,玄妙观进行了一次重修,重修原因是“岁久倾圮”,可见距离前次修缮已经过去较长时间,或是中途又发生了一些变故。碑文中也体现出了当时修缮道观的一些特点:一是重建长生大殿,是由道观主持及其徒弟发起,受众如张国栋、姚亦陶等出资捐助。道观修缮是道观道众与民间力量协作完成的。二是道观修缮需要大量资金,李廷铨“得师之友程君子家劝善姓张君国栋,捐金若干”,也只是达到了“基址虽立,他未遑也”的程度,相比于整个宝阁的建成来说只是一部分,其后有“姚君亦陶、吴君评兰、张君履廷分任而共理之”,才使得修建的资金变得充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重建宝阁的原因。首先看一下距离前次修缮有多长时间。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前次修缮于“国朝康熙年间,有施炼师道渊,殚心营建,募白金四万两有奇,大殿宝阁,钜工悉成。越四十余年,法嗣胡得古重加藻绘,扩方丈而薪之,继起绵延,绍承弗失”。

前次修缮是康熙年间由施道渊倡议完成,大殿宝阁建成四十年后,胡得古又在此基础上添加装饰,扩大规模。从康熙年间至乾隆三十八年,其间经过了数十年,文献记载显示,中间没有修缮过,那么道观历经数十年风雨侵蚀,的确亟待修缮。

其次,乾隆三十八年进行修缮,并不只是因为年久失修,还存在着乾隆南巡亲临玄妙观,使得玄妙观地位提升的因素。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

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恩赉帑金三百为香火供,赐御书禁扁三:一曰清虚静妙,一曰穆清元始,一曰珠杓朗耀。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礼亦如之。

从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四次南巡驾临玄妙观,不仅仅是在经坛祈福,更是赏赐香火钱和御书匾额,足见玄妙观在这段时期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也从侧面显示出苏州道教在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的地位。这一时期苏州玄妙观的修缮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同治苏州府志》载:

乾隆三十八年冬,观外居民不戒于火,延及殿门与雷尊殿门,于是巡抚萨公饬诸僚属议修缮,劝输助遴高资者从,使章其事,期年告成,计工二万六千有奇,费白金六千二百两有奇,举殿阁之摧毁剥落者,并加丹雘,仍粲然复旧观矣。

此次修缮与前次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但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之前的修缮都是由道观的道士如施道渊、陆义存等提出,由民间善款资助完成。这一次却是巡抚与僚属商议修缮,得到了官府的资助。

到了嘉庆朝,嘉庆十二年(1807)的《三茅殿重修斗姆阁记》碑刻载:

郡城玄妙观有十三院,院各奉斗。三茅殿之有斗姆阁,其来久矣。肇始于乾隆元年丙辰,雪怀施先生为文记之。阅六十余年,住持许端璋增修焉,像设庄严……犹记庚戌辛亥间,火神殿告成,仅隔十年,又有兹阁之役,前此乐助善信,如顾、如施、如彭、如宋诸家,均各有后,复观厥成……

嘉庆十二年对于玄妙观斗姆阁的重修,由住持许端璋发起,得到信徒诸家资助。总体说来,在乾嘉时期,在道教整体式微的趋势下,苏州道教仍然在民间拥有良好的信众基础,得到了信众的有力支持。

(二)高道弘法——以施道渊为例

据方志记载,清代苏州道教高道有李朴、李湛然等13人,他们在苏州朝真观、清真观等道观修行传法16,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施道渊。

施道渊,字亮生,别号铁竹道人。生吴县横塘乡,童真出家,为朝真观道士,遇异人张信符,授以丹诀。年十九从龙虎山徐演真,受五雷法,能驱役百神。时为人除祟魅、疗疾苦,不以取利。初筑室尧峰,晨夕修炼,移住穹窿山,即茅君故宫,鸠材修缮殿堂齐寮,以次鼎新。顺治戊戌,五十三代真人张洪任请于朝,赐额上真观,并赐道渊号养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师,由是四方征请,凡建名胜一百七十余所,塑像八千七百二十有奇。郡中玄妙观殿宇倾圮,太傅金之俊延道渊主观事,修复三清、雷尊诸殿,建弥罗阁,规模宏整,所费巨万,一钱不私。晚游闽越,探真访道,犹多救济。康熙丙辰,裕亲王召主醮。京师乞归,丁巳除夕谓众曰:明年此夕,不复与汝等聚矣。戊午七月果化于山观。

施道渊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仙逝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方志载其曾于19岁师从徐演真。徐演真,据目前所见,并无更多资料。从施道渊随其习得“五雷法”和“驱役百神”来看,徐演真道行高深。施道渊得其真传,凭借所习精深道法,“为人除祟魅、疗疾苦”。顺治朝时更得五十三代真人张洪任推举,赏赐上真观,并赐法师讳号,由此声名大噪。能得到五十三代真人的推荐,可以说施道渊已经颇有修为,并受到了认可。其后玄妙观殿宇失修,更是延请施道渊主持修复事宜。康熙朝时裕亲王召其入京,主持斋醮,足见施道渊在清初的顺治和康熙两朝地位尊崇。

施道渊不仅得到清廷器重,更促进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发展。高万桑指出,施道渊先于穹窿山将三茅观建造成了宏伟的宫观群,一跃成为江南地区的道教中心,后任玄妙观住持时,修复诸殿,恢复旧时风貌,两项举动扩大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影响力。熊建伟考其生平,认为施道渊让苏州道教与民间的结合更为紧密,本地名流如张适、郑敷教和徐崧等都与其交流频繁,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在苏州地区的传播。顺治、康熙两朝对于道教采取的是沿袭明时旧法,加以保护、保持中立的态度,很大程度是出于笼络汉人的目的。在这一时期的整体政策下,加上道教式微的趋势,施道渊以一个高道的身份,复兴了苏州两处名观,同时还拓展了道教的信众基础,为这一时期道教在苏州地区的传播弘扬作出了贡献。

总体来说,无论是道观修缮,抑或是高道对于道教发展的推进,都反映出了在清代前中期,苏州道教的发展稳定且积极。

道教对苏州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以上两处可以看出,在清朝前中期,清朝统治者对于道教采取了不过度倚重的态度。《清稗类钞》中记载:“国初,沿明例,以道士充太常寺乐官。乾隆朝,高宗特谕廷臣,释、道二氏异乐,不宜月之。乃令道士改业,别选儒士为乐官。”同卷亦有:“康熙丙寅,奉旨:张继宗见号真人,即着照所袭衔名给与诰命。一切僧道,不可过于优崇,致令妄为,尔等识之。”

在这种情况下,苏州道教与当地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并对之产生影响。碑刻《圆妙观道士禳灾灵应碑记》中提到:

今乃于玄妙观庄炼师遇之,炼师名椿字玉臣……乙亥夏午,吴中亢旱。丙子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既而甘霖立沛,沴气旋消,吴民大悦。时维扬旱疫亦与吴同,盐台复延师祈禳数日,立效……

庄炼师道法高深,吴中百姓相信其有求雨之术,因而在吴中遭遇灾害之际,能够想到延请庄炼师祈雨,而地方大员更是率领下属按照道教礼仪斋戒祷告。在当时的苏州地区,道教得到了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的普遍接纳。

同时,道教的习俗也对民间节日风俗产生了影响。《清嘉录》中有三处记载:

正月九日为玉皇诞辰,元妙观道侣设道场于弥罗宝阁,名曰斋天,酬愿者骈集。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尊诞,城中圆妙观,阊门外四图观,各有神象。蜡炬山堆,香烟雾喷,殿前宇下,袂云而汗雨者,不可胜计。庙祝点大烛之赀,何止万钱。有为首者,集众为醮会……自朔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郡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或有闻雷茹素者,虽当食之顷,一闻虺虺之声,重御素餚,谓之接雷素。

二十五日为辛天君诞辰……凡奉雷斋者,至日皆茹素,以祈神佑。又月之辛日,及初六日,俗呼三辛一板,六不御荤,谓之辛斋。

这三处记载的民俗节日都与道教神祇有关,从其中的描述来看,苏州地区百姓对于这几个节日是非常重视的。即便苏州百姓不一定都是道教信众,但是对这几个节日都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度,不仅遵奉了致斋这一道教习俗,更是集会祈求神明庇佑。原本的道教祭祀活动转变为民俗活动,道教对苏州当地百姓生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转自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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