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语出《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释说，圣人“观天之神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具体来说，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尊崇神道，祭天祀神，这是宗教方面的事情;二是推行教化，明礼易俗，这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事情。这两方面由“圣人”连接担当起来，从而将天与人亲密合一。

儒家的“神道设教”，既为人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必然的本原依据，又不致使人窒息于宗教神权的压制，从而能真正地实现人之为人。我们考察一下“神道设教”的内涵和源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蕴含的这种人文意义。

统观《周易》，所谓的“神道”，其实指的是“天道”——“神”即“天”，是宇宙中最高的“至上神”。“天”成为最高的神祇，发生于西周，是周代对殷商宗教的一个重要损益。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殷人所谓的“至上神”被称为“帝”或“上帝”。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中说，在出土的殷代卜辞中，殷人心中的“帝”不但主宰自然界的晴雨饥馑，也主宰王朝的政务，举凡征战、建都、任官等，都要听从上帝之命。而周革殷命之后，周人更是习惯地把至上神称为“天”而不是“帝”，这在《周书》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所谓“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

而在《诗经》中，更可以看出“天”(或说“天帝”)对周人生命的必然性意义——天给予人和万物以生命，天(帝)是人和万物的始祖。天除了赐予人以生命，还发出命令、指令，教导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天监视君主和下民，所谓“天命降监”。由此引发的意义在于：人要敬畏天命，遵循天命，而不能放任自流。其次，“天命靡常”。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获得天命，是通过暴力取代殷商政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易传》中所说的“忧患”意识：王朝更替虽由天命决定，但是天命并不是像纣王所说那样永恒不变。最后，为了获得天命并维持天命长久，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强调明德慎罚，不违背天意而胡作非为。周人意识到天命的转移不是任意的，而是以一定的理性原则为依据，上天不会把大命给予不行德政的人。敬德者得天下，丧德者失天下。

西周的天命观到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天依据人的德行而赐予天命或者福祸，称为“天道”。《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观周，入太祖后稷之庙，见有金人焉，三缄其口，其背铭文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语。

综上所述，所谓“神道”，就是由殷周至春秋战国一脉相承的天命天道，即天命取决于人的道德。那么，圣人既观“天之神道”，应“设”怎样的“教”呢?当然，教导百姓祭享上天是必不可少的。周初的时候，周公制礼作乐，明确规定了对天祭祀的各种礼节。而《周易》所反映的祭天祀祖的信仰也十分强烈。不过，献祭上天的物品再多，也比不上美好的德行。这就是所谓的“黍稷非馨，明德为馨”。所以圣人观天之神道，就应以道德教化民众。

由圣人教化民众，这也是天之命，天之道。《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逸文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意味着，天神降生下民，替他们立了君，立了师，并要做君、师的人协助上天治理下民，所以才宠爱他们，给予他们统治的权力;从为君的政务来说，要行德政;从为师的职责来说，要对民众进行教化。而圣人的使命就是使民众觉悟。圣人教化民众，就是要使民众真正成为人，知人兽之别，知人伦道德，实现和谐社会。孟子的主张是对孔子“富而后教”思想的深入。

《易传》继承了孔孟的此种观念，其文多言教化。《象传·临卦》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象传·观卦》说：“风行水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象传·坎卦》说：“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而推行教化，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利用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宗教崇拜，因此《彖传·观卦》主张圣人“神道设教”。《国语·周语上》记载内史回答襄王的话说：“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尊崇天神日月，设立祭祀，春分之日拜日，秋分之日拜月，并以此教化民众尊事君主。圣人教导民众行德守礼，就是崇君尊天的最好体现。

德国的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说：“要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几乎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信号和标准了——那就是看这个民族是否达到了这一程度，纯粹道德的命令是否得到了它的宗教的支持，并与它的宗教生活交织在一起。”先秦儒家提倡的神道设教，就是将道德与宗教完美地结合到一起，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尽管在现代社会，宗教似乎远离了人的生活，不过神道设教的意义并不会因此贬损。也许正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思考儒家神道设教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