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遇航道长，人们亲切的称他为黎老，这名字不仅是道教界众人皆知，即使在社会各界中也是知名度极高的名流，中国道教协会成立的一九五七年，他即被全国道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任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一九六一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全国第二届代表会议，他被会议选举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于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二年被全国道教界连续任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由于多年道协会务工作的操劳及确已年事较高，所以一度体弱多病，他遂于一九九二年三月起担任中国道教协会五、六届顾问。黎老曾为江苏句容县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一九八零年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七年为全国政协常委，并曾兼任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黎老不仅仅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道教界高层人士，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贯爱国爱教，建国前，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就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爱国主义事业。建国后，更加拥护中共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根据工作需要，服从上级工作安排，无怨无悔地致力于道教团结进步的事业。黎老一生的经历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甚有人生趣味，仅藉此文奉献读者。
失慈亲 姑母善抚育
入道院 有缘继玄宗
黎遇航道长，道名顺吉，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西岗村。其母黎纪氏因外出未归，久无音讯，所以他幼年一直由姑母杨黎氏抚养。
父名黎洪春，先为瓦工，劳作中不幸因石灰爆炸而损伤眼睛，不能登高作业，只得放弃做瓦工的手艺。身处艰难的家境，面对黑暗的世道，黎洪春不由得心灰意冷，遂入江苏茅山元符宫西斋道院，拜于耿云清道长座下为皈依弟子。他白天为道观劳作，夜晚即向耿云清道长求道。由于他心中牵挂妻子遗下的骨肉，所以经常下山回家乡金坛探视。
黎遇航在姑母倾心抚养下，长得聪明伶俐，结实健壮，待到四、五岁时，愈发清秀讨人喜欢。杨黎氏知道此子是兄长的唯一的精神寄托，每逢父子相见或分别时，那父子间流露出的舐犊之情，恋恋眷眷，那种依依不舍之情令杨黎氏为之感动而暗地落泪。于是她多次劝兄长离山归家，父子到一起慢慢熬着过日子。黎洪春已看破世情，修道之心坚定，况家中除了黎遇航是他俗世生活的全部，其他再无可留恋。故经再三考虑，他特地回家与妹妹商量说：“孩子已经四五岁了，兄长我已能照料。将他放在这里，我心里也时时牵挂着，所以想就此将他携往道观相依生活。”
姑母听了，虽心中难舍，但又想到姑侄情虽重，但毕竟父子同心，兄长孤身一人，有此子相伴倒也是精神寄托，遂同意让侄儿随父共赴玄门。
元符宫耿云清道长道法玄妙，人品清高。他的徒弟中最为得意者当数徐龙田法师。徐龙田法师学问、道法，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凡道教音乐法务、吹拉弹唱、身眼手法等教门技艺样样精通，尤擅长于击鼓。他击鼓的技巧，初时起鼓，轻如蝉翼，仿佛晴空万里，继如夏夜蛙声，仿佛繁星璀璨，再则似千军过境，万马奔腾，又继之以雷击电闪，暴风骤雨，瞬然间又云散莺啼，再现青山万里。因他的悟性最高，所以耿云清道长也就是最偏爱他，他所在的元符宫西斋道院在各房道院中也是最兴旺发达。
黎洪春携子入道，耿道长见这孩子乖巧聪明，少而有礼，确是讨人喜欢，于是率众徒设宴接纳庆贺。酒至半酣，爱徒徐龙田又下厨动手烹调了他的两道拿手好菜蜜煎生梨片和清炒豆芽，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耿云清道长情绪很好，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在座的诸门下法派在‘定’字辈分”，他用手摸了一下紧挨他坐着的孩子小脑袋说：“可喜现在“顺”字辈上也有了传人。洪春，这孩子在家俗名为何？”黎洪春急忙站立起来，恭敬地回答道：“一直想请师尊赐名，故尚未起名字。”耿云清道长点点头笑道：“好，好，那么就取道名为‘顺吉’吧！其意是顺为太上无为之法，兆吾教继往开来，兴旺发达之吉”。众门下听了齐齐赞好，耿云清道长乐呵呵地继续说：“再起个学名，平常时好称呼。就叫‘遇航’吧，愿他常遇贵人，慈航普度。众人听了纷纷起身，举杯共祝。”
耿云清道长对爱徒徐龙田法师说：“此子生有异相，举止不凡。龙田收于座下为徒，好好调教，必有大成！”徐龙田法师当然高兴，这孩子一入道观即被他看准，甚觉有缘，但自己的师父在上没有允诺言辞，他也不敢有所表示。今听师父所嘱亲自安排做自己的徒弟，心中如何不喜欢。
黎遇航小小年纪即生活在道观之中，他耳闻目染的全是虔诚奉道积善做人，修持养生，长生久视的一套说教。日积月累之中很自然将自己陶冶培养成一个道行高尚的人。日常他除了受徐龙田师父单独亲传茅山道法之外，还广泛接受其他师父的热心指点。他虚心好学，善于提问，所以更受师长辈的喜爱。道门中颇多身怀特长绝技者，他们像辛勤的园丁，都乐意往这位健壮幼苗般勤勉好学的小道童身上浇水施肥下功夫。因而黎遇航这株茅山道教的幼苗，在道教的仙风甘露中得以茁壮成长。功夫不负有心人，师父们辛勤培育。小遇航自己勤学苦练，很快使他成了元符宫中的小能人。这时的他诗词文章、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科仪斋醮等道门绝技，多已熟练知晓。
这时，茅山道教界的前辈道长们为了培养道教后学，也专门在社会中聘请饱学之士来道观传授小道士文化知识，茅山元符宫聘请的是一名茅山地方知名的年轻学子叫吴济之。吴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他对黎遇航道长后期的成长和进步影响很大。黎遇航本来聪明好学，又得名师指点，学业更加如鱼得水，进步很快。他的人品、学问、道学哲理诸方面都得以突飞猛进的提高，很小即成为师父徐龙田的得力助手。在他九岁时，已能登坛任高功法师，领着一批年龄比他大很多的法师在经坛上做道场。他那时年龄小，每次登坛做法事，都是由师父将他抱上醮坛。道场中的高功是醮坛中最高地位的法师，他担任起来挥洒自如，熟练地应善男信女的要求，做超度、祭奠、祈福、消灾各类法事活动，信徒教众更是相信这位童身登坛的高功法师，真能代天说法。
随着他的年龄增大，阅历逐渐增多，视野更为开阔，知识也随之不断提高，想的问题也就更多了，十八、九岁时，师父徐龙田就让他承担起带徒弟的任务。在师父的督促下，他相继收了四个比他年纪小不了多少徒弟，分别是周念孝、欧阳念平、陶念忠、汤念仪。如不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他很小就将成为一代年轻的宗师，为弘扬茅山道教文化做更多的贡献
八一三 淞沪开战
离乡土 初涉逃亡
黎遇航道长从小即随父亲黎洪春皈依道门，在茅山元符宫修道，由于他聪慧勤奋，人才出众，甚得师辈长者的喜欢。师父们肯教他。他自己又能博学强记，所以很快就成为了同门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当他十八、九岁时，师父们就推其授徒为师了，于是不久即有四名皈依座下的少年徒弟。当然，在道学上他为人师毫不逊色，门派中更是名正言顺的师父，但虽然他少年老成，在年龄上毕竟是个小青年。他与四个徒弟互相体贴，亲如家人。但既然带了徒弟，行为举止就更要循规蹈矩，于是他变得更加成熟了。
这太太平平的茅山之中，本是世外桃源，神仙福地。晨钟幕鼓，早晚功课，道士们在山中古观内修持炼养。突然间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人毫不掩饰地侵占了华北。于是举国震动，华夏儿女忧心祖国危亡。随着大片河山沦入日寇铁蹄之下，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寇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八月十三日，日本军队竟向上海中国驻军发动大规模进军，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
上海开战，近在咫尺的茅山犹如一片静池中猛地投入一块大石，自然也是人心浮动。其实此时全国的形势都是一片乱糟糟，一如庙观之中当家无能，道士受罪；国家政府无能，自然是百姓遭殃。这时的茅山之境，有过不完的广东兵和无处躲的老百姓；政府军在撤退，老百姓在逃难。一时间茅山的道观中也住满了逃难的老白姓，到处风声鹤唳，来来往往的人们也不知道往哪儿跑。
一天晚上，忧心忡忡的父亲悄悄对儿子说：“顺吉（黎遇航道长的道名)，你带上个能干的徒弟，往安徽方面去吧。安徽那边有打鬼子的部队。听说日本鬼子凶得很啊，鸡犬不留，简直没有一点人性！上海离茅山太近了，你是我的命根子，你不走，我心不安啊！”
师爷、师父们知情后，对他说：“现在这仗不是还没有打到茅山吗，你现在也不小了，元符宫主要靠你来当家主事，但当家人过去都要先出去历练历练，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识识社会中的人情世故。你缺少这个过程啊，现在是出去走一走的时候了。观中的事情现在有我们几个顶着，你不用担心什么的，出去跑一些地方，如没有什么事了，就早些回来。”
师爷的话合情合理，何况当时战事还局限于在上海地方和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不支持他们抵抗，但他们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战斗的英勇顽强，日本人能否拿下上海，真是个未知数。黎遇航遂听从师爷的话，嘱咐徒弟们照顾好观中的长者前辈，安排好观务，带上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徒弟，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第一次离开茅山出门远行，当时他才二十一岁。
山高路远，出门真是辛苦。没想到当他们师徒刚走到安徽含山时。师徒俩竟然各自走散。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连喝口热汤、吃碗热饭竟成了奢侈而不可能的事情。真是世界之大，人群攘攘，见面不识，均是路人！黎遇航虽少失母爱，但从小是在亲人和师长们的呵护溺爱下长大，哪曾吃过这苦，所以心中更觉甚是凄凉。这时国家的多灾多难，伴随着人生的坎坷艰辛，既使他增添了生活的阅历，也使他对陷我山河的日寇更增加了切齿之恨。同时他的思想上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彷徨。
中国会被日本军国主义灭亡吗？道教经得起这场兵灾的洗礼吗？自己今后的路将要如何走？此时他感到一片迷惘，当时，这些问题对他来说，确是难以解答，一切是如此的未知和不可预测。
在安徽含山时，他夜晚在旅店中住下之后，面对着枯黄的油灯，孤身的孤影，心中不由得惦记起茅山道观中的师长、自己的父亲和与自己在含山走散的徒弟，胸中顿生酸楚之感。虽然明天还要赶路，但他的心又不能平静下来，躺在床铺上眼睛望着那小茅屋的顶梁。他干脆披衣坐了起来，就着那暗淡的油灯，将沉沉的心思磨入了深深的墨砚，他提笔写下了配载当时凄切心情的一首诗作。题为《抒怀》：
只身脱险到含山，受尽饥兮忍尽寒。
自笑不如空际雁，家山万里任回还。
诗中直叙了自身的窘困无奈和思念家乡的情愫。实际上这正彷如客旅人生大海中的旅客，忽然间迷失了方向，潜意识中他渴望得到前进的航向和信息。多少年后，黎老整理诗文草稿发现此诗作时还是感慨良多。
后来黎遇航道长到了安徽六安、固始，经人引进入大别山中。在谷深林密的大别山中，真使初入世道的他心中发怵，这不由的使他内心更是感慨万千。在此情况中他也有一首咏怀诗，表述了他当时的情怀。诗曰：
山路崎岖远，林深不见庄。
迎风难跋涉，何处是家乡。
这首诗进一步凸显了他当时的无奈，甚至思想深处的绝望。对于他这一名虽然已走出茅山，从前却没有离开过师长亲人的青年，这确实是再自然不过的心境了。
感怀悲伤，但同时他自觉比以前见识广博视野开阔了。他不由得想，难怪以前当家道长会让座下高徒出外参访，数年后再回道观中必扶其当家主事，这不就是广增其阅历吗！在外遇事见人多了，人情世故也渐渐明白了许多。过去常听师长们说：“在家不端凳子给人坐的人，出外也就没有凳子坐！”简单朴实的一句话，细想起来其中亦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尊重朋友，尊重别人，关爱他人，才会有友谊，才会有朋友，别人也才会尊重你。想到这些，黎遇航将旅途中的艰难困苦，就当作了磨砺和历练，于是他的心情就逐渐好转起来，由消极悲观的情绪变得对周围一切都积极、热心、关注起来。
大别山中有一处古城堡，是晚清时“洪杨革命”留下的遗迹，此时是一位叫李长寿的人作堡主。这座古堡四周围有坚实高厚的城墙，与外界交通有宽厚的吊桥。古堡内庄子里有地方武装维护治安，庄里管事的人是二堡主李修远。黎遇航看到庄内这样的形势状况，心中想：“小日本鬼子如到这里来，人地生疏，庄子里的地方武装就可以抵抗那些没有人性的畜生了！”在这座古堡中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是他小时候在茅山道观中的授业先生吴济之老师的同学巫兰溪。黎遇航虽然尊重这位先生的同窗，但却不愿与他交往，更不肯跟他去跑，因为他知道巫兰溪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巫兰溪后因事被蒋介石取消国大代表资格)。黎遇航虽然年轻，但心中的是非标准很清楚，他认为国民党那么多军队，主要不用来抵抗外寇入侵而热衷于与共产党斗，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敌寇铁蹄之下，所以他心中对国民党并无好感！
黎遇航后来独自经固始到中州黄川，经河南信阳、湖北孝感到汉口。他要往湖南去，因怕飞机轰炸只能夜晚过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他辗转到了长沙，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四月底经株洲到达江西梓墅，再往江西吉安。在此他遇到与茅山紧相毗邻的磨盘老乡周长青，见到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他的思想由此而有了新的认识和觉悟，他感觉到中国有救了！因为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他们是抗日救国为人民的军队。当从新四军先遣队东进时，他与周长青熟悉茅山情况。遂为新四军部队作向导而随之回到茅山，从此投入轰轰烈烈的茅山抗日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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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顽寇 道徒赴国难
焚九霄 火焰连天烧
黎遇航静静地坐在父亲和茅山元符宫诸位遇难道长的灵位前，眼中夹着泪花。多年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了，师爷让人抬出自己的楠木大棺材给父亲先用了，现在他早已在大家的哀痛悼念中入土为安了。在人间亲情中，还有什么能代替父子之情呢？一九三八年九月间他曾作诗《痛悼慈父遇难》诗曰：
昔日中秋节，令人欲断魂。
神州来日寇，烧杀进山门。
玉殷遭回禄，琼楼瓦砾存。
推窗亲冢现，含泪忆尊恩。
诗中表达了他对仇敌的激愤和对亡父的哀悼。
黎遇航道长在元符宫新建的木楼中，走到向南的木窗前，遥望大茅峰顶，现在大茅峰顶驻扎着鬼子兵。日本人狡猾得很，他们威胁着九霄宫的道士，将那里作为据点，在山下南镇街则修起一个与之遥遥相对的大炮楼，山上山下联络沟通情况。在大茅峰九霄宫的建筑中，鬼子设有瞭望哨，方圆数十里范围有什么情况发生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他们对茅山进行了扫荡和烧道观，是因为茅山是新四军出没的好战场，道观可让新四军驻兵休整。他们野蛮地屠杀道士，是因为道士就是中国人，会给新四军送情报办事，或者认为许多道士穿上道袍是道教徒，脱了道袍就是新四军。
黎遇航看着鬼子竖在大茅峰上的膏药旗，心中愤愤地说：“小鬼子也学会利用茅山的地理优势了，不能让他们这么得意！”此时他公开身分虽然是道教人士，但在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后他实际就已经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粟裕领着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地方名流、知识分子诸如樊玉林、巫恒通等人都投笔从戎，挺身而出。他们的同窗、朋友、学生、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被动员起来，团结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周围开展抗日工作。茅山的道观中，当时有两名教小道士念书的先生，黎遇航就是他们最得意的学生。
吴济之参加抗日工作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零年担任抗日政府县参议员，并曾任抗日政府茅山游击区副区长，一九四零年十月随大军北撤过江，建国后转地方工作，这是后话。另一名叫张明贵，是九霄宫的教书先生。抗战爆发后，张明贵也加入到抗日队伍之中，曾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一九四三年他用在茅山道观中学到的道教书符知识，设计过一幅似符似画义似篆字的漫画，称之为“钟馗符”，在敌占区到处张贴。漫画之下有注释文字内容为：“癸未年（一九四三年），大劫年，人畜遭灾，若逼此难，须军民合作，共赴国难，抗击日寇”等等内容。道士书符驱邪是南方民风民俗，而钟馗捉鬼打鬼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借用传统形象，号召南方军民团结起来抗日，学习钟馗大无畏的精神，痛打小日本这个恶鬼！建国后，据知张明贵也转入地方工作。
日寇在茅山道观中所施的暴行，进一步告诫宗教界人士，爱教更要爱国，尤其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依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存在，所以茅山的道士中许多人在抗战中参加了抗日部队。黎遇航的徒弟汤念义和陶念忠，后来也先后找到师父，这两个钻入水沟中才逃出性命的小道士对师父说：“国已不国，斯道安存？道观已被日寇烧毁了，请求师父让我们参加新四军队伍去吧，我们要到战场上去，要与日本鬼子直接战斗！”
黎遇航看着两个尚存稚气的徒弟，虽不忍心让他们去冒险，但国仇家恨，他自己的心中也恨不能与徒弟同去投军上战场，痛痛快快真刀真枪地与日寇厮杀，但他有更重要的任务。他对徒弟说：“好，没有国家，哪有道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打日本救中国！”他慷慨激昂地答允了徒弟们参加新四军的请求：“不过不要一下子全走，念忠年龄太小，等一等再走吧！”那时候樊玉林负责句容、丹徒、丹阳、金坛四县总会的抗日工作，人称樊司令，这位樊司令在抗战年代使敌人闻风丧胆。他是黎遇航内子的表叔，平时很开心黎遇航政治上的进步，黎在于他交往中也很敬重其人品情操，故在一九七三年黎遇航曾作《忆樊老》诗颂扬他：
樊君多智性刚强，杀敌威名震四方。
义重情长人敬佩，宽宏大量非寻常。
话说当年黎遇航去找他，请其安排让徒弟汤念义参加新四军。樊司令赞许黎遇航和道教界人士抗日救国的义举，表示会将汤念义安排在四县总会的抗日队伍之中。
汤念义的俗家是常州金坛市（原属丹徒）登科乡朱村人，他加入樊司令率领的四县总会抗日武装后，在队伍中进步很快。因他工作踏实，作战勇敢，很快就由战士被提升为后勤处干部，任事务长。后勤处干部接触前线的战斗较少，这可不合汤念义的脾味，他参加新四军就是要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终于有一次，汤念义所在的部队于日本鬼子在茅山乾元观附近接上了火。当时后勤部门设在后方句容县境内的唐家边，由于日寇集中的兵力较多，前方打得很激烈，我们人员伤亡较多，战场压力很大。汤念义知情后主动请战，获准后他提着盒子枪，带着队伍从后方赶到了前线，与战友们一起并肩战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汤念义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汤念义牺牲后，黎遇航又将另一个徒弟陶念忠送到了区大队参加了抗日队伍。陶念忠在战斗中也表现得英勇顽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立功负伤，建国后转入地方工作。
尽管日寇十分残暴、疯狂、野蛮。但黎遇航和他的道友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相反更激起茅山儿女的反抗精神。他们埋葬了同伴的尸体，擦干腮旁的泪水，又挺起胸膛去与敌人战斗。在抗战的年代里，茅山道教徒不仅主动为新四军带路，筹备军粮、送情报、看护伤员，还直接配合新四军派出的武装人员进行锄奸活动。
那时茅山南镇街的大碉堡里有一个经日寇专门训练过汉奸特务潘翻译，真名叫苏光普，他经常往来于鬼子设在大茅峰九霄宫的据点和山下南镇街的大碉堡，给日本人效劳起来点头哈腰很卖力。平时在山下这个汉奸特务经常跟随着鬼子在茅山四乡挎个盒子枪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茅山人对他恨之入骨，新四军武工队的便衣班也早就要逮捕他，但这个汉奸很狡猾，一时无法下手。
黎遇航自从秘密参加抗日工作，不仅担任着新四军军粮保管员，而且还在茅山任一个情报站的站长。他就如何活捉潘翻译的事情，与武工队便衣班的人商量了具体办法。当如此这般敲定方案后，还决定潘翻译如愿意反正，还可以放他回鬼子碉堡，目的是为新四军做内线，为抗日做些有益的事情，如他顽固不化就干掉他。
这个潘翻译不仅贪财好色，且嗜赌如命，黎遇航根据山里人打狼套狗的方法想出一个主意。提出了套他的方案，其时适逢南镇街鬼子大碉堡缺一名烧饭伙夫。在山下老百姓中找，鬼子又不相信，于是黎遇航托人将茅山九霄宫道士李浩歧设法介绍给潘翻译。李浩歧到山下大碉堡给鬼子做饭后，不久即与潘翻译混的很投机，潘翻译每次外出都要带上他。这个汉奸特务的赌瘾很大，李浩歧就诱他到大碉堡外南镇街去赌。
潘翻译为人行事十分谨慎，出外赌钱嫖女人，都带儿个挎短枪的伪军做保镖。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这次潘翻译带着李浩歧和两个伪军又到南镇街白鹤泉东的茶馆里来玩麻将，他神气活现的屁股上插支王八盒子，李浩歧也在腰上插颗手榴弹。潘翻译在椅子上坐下后，翘起二郎腿，茶博士立即热情送上好茶，两名伪军则被让到一边的房间中去灌黄汤了。潘翻译正玩得开心，不想凭空里一块黑布飘来，遮住了他的眼睛，枪很快被摘去，随之嘴巴被堵上，双臂被反扭用麻绳捆了起来，然后麻袋一丢，便衣班的大个子麻利地往肩上一扛，几大步转入屋后的山林中消失了。
等到万事停当，只听得李浩歧大呼小叫起来，并且还追出屋去扔了颗手榴弹。当两个伪军提着枪醉眼朦胧地跑出来时，李浩歧惊慌地说：“潘翻译被新四军抓走了！”两个伪军哪里弄清东西南北，朝着李浩歧手指的方向，胡乱开一阵枪，知道没甚么结果，只好慌慌张张地跑回大碉堡给鬼子报信。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做得天衣无缝。谁知两个月后。潘翻译又神奇的跑了回来。原来这是由于抗日政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星，打击日本侵略者，部队首长给潘翻译讲形势，讲政策，讲希望和要求。潘翻译是个很狡猾、很有心机的家伙，他满口答应了抗日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但被放回去之后却没有放弃汉奸卖国的行径，反而将他在根据地所见所闻向敌军做了详细的汇报，随之大碉堡的鬼子开始四处抓人，茅山四乡许多百姓和茅山九霄宫等处道观的道士，都被赶到南镇街大碉堡的广场上，潘翻译和日寇军官一起站在大碉堡的窗口，让人群不停地从窗口走过。潘翻译初步辨认，有四十余人被逐个从人群中拉了出来，道士陈宪荣、徐钦神亦在此列。潘翻译对茅山道士虽然不能个个叫出姓名，但却每个人他都认得，四十余人受尽日寇残酷凌辱后，一个一个陆续被地方保长保了出去，唯有陈宪荣和徐钦神任何人去保也不出。
原来潘翻译被抓到新四军的交通站后，陈、徐两位道长不慎被这个汉奸发现认出，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再说李浩歧虽然扔响了手榴弹后和两个伪军跑回了大碉堡，但当场就他一个人随着潘翻译，其他两个伪军也一个劲将事情往他身上推，所以鬼子认为是他在其中弄鬼，就对他严刑拷打，他的头发被鬼子兵一撮撮地全部揪光，但他终究一字未吐。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后，他才获得自由，随之参加了新四军。陈宪荣和徐钦神被日寇押到了句容县城，鬼子对他们用尽了酷刑，在严刑拷问下他们始终没有招供。日寇无计可施，于是就将陈宪荣枪杀于句容东门桥畔，徐钦神则被丧心病狂的日寇放出狼狗活活咬死。建国后潘翻译被人民政府逮捕，公审后枪决。现在回忆起这件往事，黎老仍为当年由于经验不足而造成行动失误，导致两位优秀道长牺牲而伤神和内疚。
自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趁茅山扫荡之际占据了大茅峰九霄宫这个茅山制高点，对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妨碍很大。新四军曾组织数次偷袭强攻，试图挖掉日寇安在大茅峰这双眼睛，但敌人居高临下，新四军损失很大都没有成功。每次战斗从深夜打到黎明，牺牲好几名战友，却最终解决不了问题。到了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抗日政府在金坛境内支高河南庄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开会讨论这件事情，提出在日军换防之际，出其不意冲上大茅峰，拔掉这个据点，将九霄宫道观放火烧掉。
各界人士都看着道教在场的人士如何表态。为了中华民族御敌与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道教界又有甚么舍不得昵？黎遇航代表道教界站起来从容地表态：“顶宫（即九霄宫）是道教的庙观，但现在鬼子在利用它监视我抗日军民的行动，不利我们革命工作，烧了吧！”于是他回茅山道观后积极做九霄宫道长人称“七老太”的腾瑞芝等有威望道长的工作，要他们留心找机会将道观贵重的宗教物品转移出去。因为是战乱年代，当时茅山的社会情况也很复杂，中央军、汪派、土匪在茅山的活动都非常猖狂。为了保障九霄宫道士搬运贵重物品的安全。新四军有关负责人说：“你们搬东西下山，有我们新四军暗中保护，没人敢来抢夺、现在将庙观烧了，待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了，再盖新的！”后来，新四军利用大茅峰据点日寇换防的间隙，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冲上九霄宫一把火把庙观给烧了。这以后直至一九四五年日军撤走，敌人再没有上大茅峰去。
新时代 道教脱旧胎
振教育 道长任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了，为了局势和平稳定，新四军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北撤过江。黎遇航是道教界人士，他的身份便于留在茅山地区工作，所以这位元符万宁宫的住持就留在了江南。又经过漫长的三年时间，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总算度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
黎遇航道长并不因自己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对革命的贡献而居功自傲，或向政府索要回报和待遇。他认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自己虽然是一名道教徒，但每个人与国家关系就如同毛发于肌肤的依附关系一样，皮肤不存，毛发无依。他觉得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在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候，都应该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他和其他道教人士一样，欢呼新中国的成立，同时认真去做自己的本职。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没有忘记道教，江南解放不久，江南行政公署立即派来一名叫张燕的干部，到茅山来把全山道士组织起来学习时事和政策，帮助道教界跟上时代的进步。黎遇航道长积极配合政府派来的干部，做好道众工作。他们将三宫五观的道士都集中到元符万宁宫来学习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茅山前辈道长有九霄宫腾瑞芝道长、元符宫吴明皋道长、二茅峰魏明皋道长、乾元观赵永海道长等人；同辈道友还有朱易经、施觉义、马易芳、王浩俊等人；徒弟辈则有周念孝、欧阳念平等数十位道教徒。他将大家发动起来，团结在政府周围，响应政府号召，学习中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的方针政策，了解中国革命的道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黎遇航和茅山的道教徒通过学习坚决表示，茅山道教界要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组织道教徒学习的基础上，茅山道教界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黎遇航道长的带领下，茅山道士炼过焦炭，烧过石灰，还用山地的荆棘条编织箩筐，耕地种粮食等。他们的劳动成果除自给自足外，还运出山外参加交流，换回劳动生产中需要的农具和各类物资。
政府并没有忘记黎遇航道长，根据他的年龄、工作能力和文化才干等条件，有关部门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为茅山地方教育多做些工作。找他谈话的部门负责人说：“今后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未来的社会没有文化可不行啊！”于是他服从政府教育部门的安排，下山到茅山地方下泊宫担任学校教师。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七月，他无怨无悔地一自坚持在那做教育工作，从教师直做到校长。
政府部门更关心黎遇航道长本人政治进步和茅山道教事业发展，一九五一年他被选为句容县人大代表，一九五四年又被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道教界名宿在北京发起组织成立中国道教协会，他被推选出席会议，在中国道协首届代表会议上，他被全国道教界选举担任副秘书长，同年九月他奉调北京，到中国道协本部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国道协第二届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举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务，从此他带领中国道教界为道教事业的进步作着积极的贡献。
受教诲 大义解情结
护庙观 巧计保文物
随着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因为工作需要，黎遇航道长被调往北京，从事中国道协的日常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接触面更宽，并且有机会亲身聆听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教诲，直接反映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许多难忘的往事中，当己经退居二线的黎老仍常与人谈起的是他对新中国政府首任总理周恩来的钦佩和敬仰，周总理的思想、智慧、儒雅及高尚的人格对他的教育和感召，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震撼。
黎老说起自己被调到中国道教协会工作后曾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一次外事接待中。自从他到北京后·外事接待任务日渐频繁，那时他曾接待过外国要人及学者苏哈托、施博尔等人，外事活动在中国道协也是常有的事。一次有个日本代表团到京访问，要求参观著名道教场所白云观，中央通知中国道协黎遇航副秘书长负责接待。黎老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难以释怀，他对日本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仇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受到的侵略，他们任意践踏祖国领土，残害同胞，仅“南京大屠杀”死难的中国人就有三十余万啊！还在茅山道场烧我道观，血洗道场，连山中修道手无寸铁的出家人都不放过。他那艰苦一生的父亲当年只有四十余岁，也被日寇杀害！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小鬼子们仍下血淋淋的刀枪，拍拍屁股就摇摇晃晃回国去了。每想及此，他恨不得抓一个日本人来痛打一顿解恨。
黎遇航道长虽是修道之人，讲慈悲为怀，与人为善，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所以当中央有关部门安排请他接待日本这个访问团时，他想都没想就立即在电话中回答说：“我与小日本不共戴天，我不愿意接待他们！”，这使负责安排工作的领导人颇为为难。此事终于惊动了周总理，当他弄清楚黎遇航道长心灵的创伤和心中情结后，特地打电话开导说：“过去侵略我国的是日本反动军阀，现在来参观的是日本百姓，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与日本人民是要友好的。”周总理的话拨开了黎遇航心中的迷雾，于是他接受了接待任务，并圆满完成。后来日本来访的团队日趋增多，他都有礼有节，周到圆满地给予友好的接待。
纳百川方为海。黎老说：“周总理的胸襟和智慧就如同海洋一样”。他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来加以证实。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拼命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在这些青少年眼中，北京城什么东西都是要破的“四旧”，许多文化古迹都被砸得一塌糊涂。北京白云观是历史悠久的道教场所，留存有许多宗教文物古迹，这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社会的财富。但是，那些不懂事的红卫兵可不理这些，在他们眼中一本纸张发黄的书，就是“黄色书籍”，塑有神像住有道士的庙观自然是“牛鬼蛇神”聚集的场所，当然是要砸烂的了。
眼看红卫兵们就要闯白云观破“四旧”了，黎遇航非常焦急，情况紧迫，他急忙向中央求救。李富春副总理接电话后转告周总理，总理亲自接电话听他汇报：“总理现在红卫兵闹得很凶，白云观快守不住了，您是否能派部队来保护白云观防止红卫兵破坏文物啊？”，周总理很为难地说：“部队都派到颐和园等地方去了，现在已没有部队可派了。”
这时候黎遇航确也不愿周总理为难，忽然他心中一亮有一个主意，于是急忙对着话筒说：“我有个办法看行不行，我有个师弟的儿子是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头，我们把价值大的文物收藏起来，然后叫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来，把价值不大的坛坛罐罐砸一砸堆在观门口，就说红卫兵已破过“四旧”，您看这样行不行？”总理听了哈哈笑着说：“这个办法我看行，就这么办！”征得总理同意后，道协人员连夜准备，很快实施了这个方案。后来人大附中的红卫兵还没到，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先来破“四旧”，但白云观中除了建筑物，他们什么也找不到，扫兴之余红卫兵就把白云观的住持道长拉到钟楼中痛打一顿。
黎老还常谈起周总理和大家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情景。一九五八年，中央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 黎遇航道长被分配到国务院第二小分队。 一天，周总理也来到工地参加劳动，他和大家一样住账篷，喝小米粥，吃窝头咸菜。周总理听大家与自己讲话都要先称总理，小分队的赵队长也不给他派重活，于是他对赵队长说： “在这里你不能叫我总理，要叫到国务院再叫，现在你是队长，请把重活累话分给我干。”总理被分配为推土车拉纤，人们怕拉车时磕了总理的脚，便把他拉车上的绳子放得比其它拉车的绳子长一些，但总理却将长出的绳子绕起，他说这样拉车用得上劲。周总理虽然在水库只劳动了两天半的时同， 但他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却铭刻在黎老心中。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黎遇航曾结识了许多中共党人，如陈毅、叶飞、汪大铭、胡宏、宋亚欣、彭炎等等，他们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付出，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民族大义、牺牲精神，无时不在感召着黎遇航道长这位道教界人士。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总理曾数次到北京白云观，黎遇航道长多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如沐春风，如春风化雨！他对中国共产党更产生了由衷的敬爱之情。 一次他向周总理说：“我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总理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是道教的头，加入了共产党，人家问你； 你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道教？就不好回答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入党”。看着黎遇航颇感失望的神态，总理鼓励说：“你好好干，把道教协会工作做好，那你比在共产党内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黎老正在上海，当他突然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脑中浮现着周总理一幕幕活生生的画面。他眼晴不由的涨满了泪水，他用震惊而颤抖的手展纸提笔，写出这样一首悼念英魂的诗作：
惊闻噩耗突传来，无比悲兮无限哀；
热泪盈眶强抑制，丰功伟绩难忘怀。
毕生奋战创新业，昼夜操劳志不衰；
马列精神为指导，全球共赞是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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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艰 作爱国教育
题诗作 显雅人风骚
“文革”波及社会各方面，很自然也影响到黎遇航道长的生活。一九六九年他被“疏散”，带薪回到当年修行和参加抗日支持革命的茅山故地，这时他当然不可能再到道观去修道，而是必须为生计奔波，参加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但他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他相信终有一天中国会改变“文革”的错误路线！他积极主动去参加地方血防工作，认真去做计划生育宣传等社会工作，他还利用这段时同撰写《茅山抗日革命史》，利用各种机会向社会各界宣传，介绍抗日战争年代中，茅山地方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事迹和可歌可泣的悲壮动人的历史事件。年年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机构的群众到茅山参拜烈士墓地，按受爱国教育。当年人们都经常见到一位身着中山装儒雅清秀的中年人，他像教书先生给学生讲课似地用清晰顿挫富有情感的语调，给前来瞻仰的群众做慷慨激昂的义务讲解，那就是当年带薪回乡的黎老。他熟悉抗战年代茅山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的烈士就是他昔年的战友，所以他讲得有声有色，悲壮处使人难免唏嘘落泪，激昂时更使人鼓起一腔豪情。在“文革”那特殊年代，这确是黎老为爱国教育所做的特殊贡献。现在茅山掩埋烈士的墓地旁，已建起新四军抗日纪念馆，墓地前的山坡上坚起了壮观的抗日英雄纪念碑，这里已经被政府部门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道教协会于一九八零年恢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文革”颠倒的一切都在拨乱反正。黎老被重新调回北京，在中国道协第三届代表会议上，他被全国道教界选为中国道协会长，同年被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黎老非常珍惜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机遇与福音。“文革”十年许多道观被破坏或封闭，道教界的许多人被迫离开了道教活动场所，因此留下了落实宗教政策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努力促进解决由于“文革”给道教界造成的各种矛盾及后遗症。在这段时期中，黎老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精力特别旺盛。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六年，他连续不断地跋山涉水，走访了全国许多道教名山大观，有些地方他甚至连续数次前往考察。据不完全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先后数次前往罗浮山、武当山、龙虎山、青城山、终南山、华山、武夷山等处名山大观考察。
道教界不少道教徒都认识黎遇航道长，黎遇航道长也几乎认识道教所有略有声望的黄冠道士。他平易近人，从不摆出老前辈的架子，相熟人中有年轻人遇事也敢与他争执，过后他也不会计较，但与他相处过的人却对他更为尊敬。黎老时常怀念过去与他共事的同事如岳崇岱、陈撄宁、易心莹等人，他们都是建国后创立中国道教协助会的前辈。一九九零年他曾作《缅怀陈撄宁先生》的七言诗，他说“陈老一生爱读书”，颂扬这位道教学者“老壮佳作能阐述，医学丹道皆自如”。诗中赞美，表达了黎老对陈撄宁前辈的仰慕和敬佩。
在教内黎老不提倡同仁多论教派的是非曲直，他觉得教派只是道教在一定历史过程于鉴别真伪的标识，而时至今日，各种互相证明身份的手段已经很多，教内原有的教派中修炼诸法门方面的差异也都在相互融汇，大家共奉太上，同为玄门，都以道为最高信仰，若还过多强调道派之间的差异，则已失去现实意义。他认为今天的道教内部更要讲团结，团结才能进步；更要讲适应，适应才能存在和发展。他特别重视与各地不同道派的当家、住持们加强联系，相互交流，搞好团结。
黎遇航道长是政协委员，后有担任政协常委，如安排往各地考察，他必往当地名山大观去参访，一九八三年春他在山东考察，抽时间去崂山拜访当时还健在的道教界知名武道士匡常修道长，不想匡老又是外出，黎老要随团组活动，不能再等，即留一道《访友》为念：
寻真误入蓬莱岛，山风不动松苍老。
采药道童尚未归，白云满地无人归。
后匡常修道长归来，捡到此诗甚为感动。黎老是一名颇有激情的诗人，他赴各地考察或开展教务，几乎都有作诗留存。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自己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心境。有时他处身较为艰难的环境中，但由于其精神境界的超脱，却能为人展示出一种美的意境。如一九八二年秋他赴辽宁省的道观考察，当清晨登千山时，秋雨绵绵不止，他不由得吟《登千山》七绝诗一首：
清楚冒雨入千山，步步登天雨雾攀。
若问群峰传圣迹，莲花朵朵落人间。
诗意表达了他虽然在绵绵秋雨中跋涉登山，无意行走较为艰难，但不难看出诗人的心情却特别好，因为他行走中还想到“莲花朵朵”的千山来源典故。
在中国道教协会工作的岁月中，黎老与在协会机关工作的专家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有话愿意与他说，有意见愿意向他提，有得意之作或高兴的事情都主动找他交流。有一位在中国道协工作的王沐老先生，年已六、七十岁，一九八四年适逢“甲子”年，王先生为重逢甲子年而深有感触，遂作诗一首以抒情怀：
重逢甲子欣开怀，人海漂流忆双迁。
骇浪惊涛启夙愿，清风明月证前缘。
已忘曾作青云赋，且喜晚参黄老篇。
有幸蠹鱼三食字，身居琅苑自长年。
诗成后，王沐特地奉予黎老指正，黎老很尊重他的感情，不仅与他交谈永颂，还认真思索，以七律《和王沐老师原韵》奉还，诗曰：
重逢甲子寿绵延，目睹沧桑几变迁。
鬼怪猖狂何足惧，神灵护卫藏机缘。
才华素抱青云志，德重长修黄老篇。
身入蓬莱永自在，祝君无恙享高年。
一九八六年中国道协召开第四届代表会议，众望所归的黎遇航道长再次当选为第四届会长。一九八七年他被任为全国政协常委，兼任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在任职期间，曾于一九八七年访问香港道教界，后他与赵镇东、李显华以及香港名人安子介之子安如盘都有很好的交往联系，为促进海内外道教界同门情谊，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了有益的工作。他重视道教文化的宣传弘扬，一九八七年中国道协创办《中国道教》杂志，他兼任杂志社社长。他重视道教界知识人才的培养，一九九零年中国道协创办了中国道教学院，他亲自担任首任院长之职。
黎老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广泛地团结道教徒爱国爱教。在他担任中国道教协会主要领导职务期间，有效地保证了全国道教界紧密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一九八九年国内发生一场巨大的政治事件，但在中国道协的正确引导下，全国道教界保持基本稳定而没有卷入其中，这不能不说与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有关。每当国家重大决策出台之前。他和其他宗教的领袖们必被中央邀请参政议政，商谈国事。至今，他已数次受江泽民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黎老在道教界更受到普遍尊重，他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于一九九二年退下会长之职，但从中国道协第五届代表会议起，他一直被聘为道协的顾问。黎老善诗词书画，教务之余多有所作。近年他的诗词被编辑录成册出版发行，集名《遇航诗词集》。内容分为几部分，思想篇主要是思想政治方面诗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从心灵深处表达了我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亦表明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忠心。”对道教篇黎老的解释是：“不仅表达了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明了我对道教的虔诚信仰。”叙怀篇则是即景抒情，赠送友人的诗词。
黎老是一名爱国主义战士，也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更是为人所敬仰尊重的道教前辈。
（本文曾发布于《中国道教宗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