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义与科仪关係疏远的原因

上海地区道教正一派科仪弱化、简单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承和交流的局限性。全国解放初十年，新政权诞生不久，对民俗特色比较浓厚的道教活动认识模糊，徘徊一阵后，道教稍有起色，接著是眾所周知的运动接二连三，使道教既失去传承机会，又遭受损失。职业化导致保守，生怕科仪外传会减少自己的生意，所以在收徒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经书上都要写明“道不外传”或“不传非人”字样。道教科仪的传承基本上在氏族或亲友间进行，直至今天，高功的一套只有高功法师自己明白于胸，其他道士只知道程式不知底细，客观上影响了科仪的社会渗透力。道教职业者有门户之见、地域之分，门派林立，各自为政，平时疏於交流，一遇政治风云，科仪随著人事的淡出而消失。

二是职业竞争主次颠倒。科仪本为主，其他为副。但近百年中，道士为了谋生，在商业性竞争中偏重於硬体的竞争，主要表现在道具、纸扎品的多寡，规模大小上，即在排场上别苗头，忽视了道教的内涵。道士们逐步背离了创制科仪的意义。对於某些科仪之“科”烂熟於胸，却说不出所以然，只能说先生如此教，我们只能照先生教的做。不瞭解道教科仪所体现的教义思想，阐演科仪几乎纯粹就是演折子戏了。在金钱的交往中失去了信眾和道士在信仰上的沟通与联繫，道教信仰一旦失去了团结人教育人的作用，道士的社会关係圈就缩小。道士口称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纯粹是一种买卖关係，有身份的道士也只能到茶馆酒肆等待生意上门。道士服务内容越来越少，越想要钱，越是找不到钱。道教作为精神生活的层面降低，而作为世俗生活的层面日益提升。道教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滑向下层，向来清高的道士成了穷困潦倒一族。因为钱的催化，有神论者比无神论者更无神，道士淡化了信仰，科仪的作用被忽视。道术失去了朦朧的神秘性。

三是继承问题，解放前夕和解放初，专事科仪的道士大多是衣食欠安、生活困苦的一族。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多在初小和高小之间，他们在传承过程中正如科仪行文所说“因臣愚昧谬，忝参法录，耳目闭塞，检棱不聪，所上表文，恐有差讹。行立不端，文字不正，脱落颠倒，音句不续，将前作后，以左为右”的不足，虽是谦虚之辞，但也属事实写照。以不足传不足，代代相传，焉能足乎？於是出现了继承不足、传承偏差的现象。1989年以来，上海道教有了年轻人，因用之急，而育之切，难免应急而挂一漏万。

四是缺少熟悉科仪的文化人的真正加入。歷史上曾经由於统治阶级的参与，使得一批读书人逐步进入道教的天地，有的成为道士，并为道教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產。这种辉煌在近百年的中国道教史上不再见到。少数研究仙学、养生的道教文化爱好者，与道教队伍若即若离。像陈攖寧这样矢志不移的人，为了研究道学，不得不提出仙学与道教分开，只讲修炼，不谈宗教。他到过全国许多香火很旺的道观，得到的结论是道士不懂修养，虽有少数做修养工夫的人，他们所晓得方法尚不及陈攖寧多，有许多问题不能回答，其他不出名的地方都是空跑，并无结果。试问：想涉足道教文化的人向谁去请益讨教呢？道教确实处在上无援手之恩，下无抬举之势，只能游移飘荡，任意东西了。近几年，道教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有关方面摘录的论文题目越来越多，大量的著作学问丰富，但术嫌不足（当然不是要学者像道士一样熟悉科仪）；有的誉美过甚；有的只是文言变成了白话，能直接指导当代道教振兴与发展的力作不多见。道教界与学术界的交流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化道教的层面，宗教功能的开发滞后，这只能有道教界自己去摸索。

五是绝大多数斋主不瞭解甚至不能瞭解科仪内容，对科仪的阐演优劣缺少评判的标准，斋主只求过程的多，求质量的少。道观没有质量监督，念错唱错无人闻，做快做慢随心所欲，也是做过算数。社会对道士宽容而导致道教团体对道士阐演科仪和修炼方面的宽容，进取心在宽容中懈怠，在宽容和轻视中失去自我。科仪的整理和发展自然处在休眠状态，所谓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只是在一条狭小的通道中传播，大多数人处在信与不信之间或者处在单一的鬼神信仰的层面上，於是有了道教无秋天的戏言。

教义与科仪印证的基本途径

道教能绵延流传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科仪的功劳。科仪的意义在於为活著的人服务，即使是超度亡灵的科仪，表面上看是为了超度，实际上还有勉励、教育活人的作用，通过科仪传递教义思想，使后人知道如何做人、如何修道。正因为如此，所以崇道的皇帝十分重视科仪，歷代高道也重视科仪。寇谦子、陆修静、王重阳对道教的改革是大刀阔斧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破大立，修订或完善道教戒规科仪，使道士个人礼仪体现教义，使科仪反映教义，在拯救中振兴道教。

科仪种类的日益减少和简化，或许有人认为这是高级宗教的必然趋势，但这对民族性很强的本土宗教来说或许是个不祥的信号。虽然短时间内看不出对道教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但势必会影响到多数人“怎样去信道教”这个大问题。如果科仪的简化和淡化成为一种趋势，那么道教将淹没在习俗中。从发展传统文化的眼光来看，即使中国和世界全部接轨，而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是不可能接轨的。传统文化与道教有密切的联繫，道教文化的萎缩必将削弱民族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所以不能让支撑道教文化的道教科仪萎缩，其理与国家保护和重点扶持京昆剧种一样，是属於民族的象徵之一。道教的传播手段过去还借助于神仙道化剧、宣卷等民俗文艺样式。现阶段传播道教的手段并不多，所以忽视了科仪就是忽视了道教的传播。前些时候大家都在说，道士热衷於敲敲打打，这是在批评道士只关心科仪活动而不重视文化建设和研究，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看作是不要敲敲打打，如果不做科仪而只有几本经书或几本研究经书的书，那么道教只是文化的道教，只是歷史的道教，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道教神学功能消失而徒存认识作用了。

要使道教科仪尽可能地印证较丰富的教义思想，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一道教要以形像赢得社会地位。道教从久远的歷史走来，各种陋习乃至糟粕侵害著它的机体，如果机体不健全，科仪再多再精彩也不能深入人心。实践教义的主体是道教徒，然后才是广大信教群眾。在一个多元信仰的国度里，要想赢得更多的信徒，教徒首先要从威仪和品行上努力体现教义，让道士的形象可敬可信，可学可随。

第二要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不抓文化建设，道观照样可以生存，文化建设只是一种摆设，你宣传得再好，不信者就是不信，信者你不喊他，他也会乖乖地来。这种认识很普遍，也根深蒂固。这就是道教不兴旺的人为原因。所以几十年高叫弘扬道教文化，就是弘而不扬。有事业性的道长应该打破这种认识上的坚冰。走近才能亲近，亲近才能走进，走进才能奋进。文化投资的作用不能小覷。就目前情况看，单靠道士整理、阐说教义，无论从文化根底、专业理论基础、专业研究态度、文字表达能力诸方面都有较大的不足。广纳社会贤才，依靠学术界的同志，深入道教活动场所，真心实意为道教的未来献计献策献智慧，在传统的基础上共同开展教义的专题研究，是必要的。

第三具体做法上是否可以根据不同教派分类进行教义研究。道教分为正一派和全真派，太粗略了些，这是元朝统治阶级的错误与责任。每一个教派都有发生发展的地域，有不同的民俗习惯和人文背景。就道教而言，不同时期的不同派别，其教义也是不尽相同的。将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不同教义糅合在一起，这给科仪体现教义带来不少困难。总领三山符籙不是兼併与替代，就上海道教而言先看一看教义中哪些内容来自天师道，哪些内容属於灵宝派，哪些内容保持著上清派，哪些内容吸收了全真派。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取捨增损，使教义之间不发生抵触。

第四，在坚持道教基本信仰，确立教义系统条文以后，从教义出发确定与之相应的科仪，像编剧本一样，一幕一幕地编写科仪，使科仪单本化、多本化、系列化。

歷史上道教科仪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出於对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神的尊重，仰其风调雨顺的祭祀科仪；二是出於对亡灵的亲情，期盼亡灵勉受地狱之苦，早登仙界的超亡科仪；三是出於对妖魔邪祟的厌恶或恐惧而施行的镇厄驱邪的科仪。四是因为洗雪精神，督促自身修炼需要的净心科仪。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可以偏重在后面三大类。

自古以来经书神授，我们可以从神授的经书中根据教义的需要，吸收营养，或删繁就简，将具有神秘性、文学性、实用性的经文章句整合成新的科仪满足信教群眾的精神需要。每一出科仪的经文重点要让他人一目了然。一所道观供奉的每一尊神像都应该有它的经与懺，这些经与懺都应该清楚地表述它的教义思想。在科仪上要有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要从坛场的佈置，道具的运用，韵腔抑扬顿挫、环境气氛等方面配合宣传所具有的教义思想，如强调清虚柔弱的科仪就不应该用五铜器、嗩呐；驱邪的科仪就不应该用细乐。迎神用细乐，召将杀伐可以用锣鼓配以步罡掐诀。新编的科仪要尽力避免不分性质不分物件的随意运用的旧习，彻底改变诸如清微法事拜玉皇懺、超度也用玉皇懺、信眾要纪念吕祖，道观拿不出科仪，只好以誥为经敷衍应对，西王母是道教重要的女神，信眾要纪念西王母，道观里没有相应的科仪的现象。有神有科仪就有信眾，有神有信眾而没有科仪最终将失去信眾。如果几部经懺、几出法事能解决一切，那么道观里也用不著供奉那么多神灵了。这就是最基本的印证，可能还有更多的印证方法。说是容易的，实行却不容易。

一齣科仪可以反映几层教义，几齣科仪可以反映同一层面的教义，这在道教传统科仪中可以得到印证。有教义而无科仪的，要挖掘或根据经典创制科仪，做到教义与科仪的互相印证；抽象得实在没有办法使之印证的，可以借助戏曲表演的形式，依靠情节说明教义。扩大道教的受眾面，使道教眾多教义不再成为装饰。

做好继承者，争做开拓者，顺应自然与科学，这是道教自身建设的需要。宋明时期的道教因为“上层道教人士只知干禄求荣，养尊处优，因显贵而日趋腐朽，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研究道术的动力和压力，由术的综合而导致道的创新解释无人去做，教理教义方面无所作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道教进行革新和发展，促使道教整体上开始衰落。”（《宋明道教思想研究》14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我们要牢记这一歷史教训。在阐演科仪中展现自己的修行和德行，从而更好地发挥道教的教化作用。坚决克服“略遇见一科不加精寻，率意施用，遂致矫错，亡首失尾，永不悟非，” （道藏6册563页）的歷史缺点，既谨依旧典，又适应当今需要，紧扣教义去创制21世纪的科仪。

法国著名道教学者施舟人《道教的现代化》（载香港《弘道》12期）说“我们认为，如果把道教的思想与西方的宗教思想做比较，道教是最自由、最自然和最灵活而健康的思想体系。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教义（DOGMA）。因为没有固定的教义，所以没有偏见，也没有思想统一和遵从正统教义的要求。”应该怎样正确理解施先生的这一论断呢？肯定乎？讚美乎？讥讽乎？没有教义的宗教只能是作为一种漫长的追求，教义没有了，宗教也就没有了，这时候每一个人都返朴归真了。为了修道的需要，现阶段的道教应该是有固定教义与科仪的。我想也许是因为教义和科仪失去了有机的必要的印证，教义成了空洞的说教，科仪失去了灵魂，於是才有了道教没有固定教义的判断。

在对道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詮释之际，不应该忽略科仪建设，而应该从科仪与教义的印证上梳理与新编科仪，摆脱杂而多端，多而无序的歷史阴影，从适应当代社会的高度去开拓更多的弘道新途径。

（本文作者：张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