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建民:道教“农道合修”思想考论(3)

哲学中国网 盖建民

2016-02-28 11:53:56

《洞灵真经》的“农道”思想。《洞灵真经》本名《庚桑子》,亦名《亢仓子》,旧题周代庚桑楚撰。《庄子·庚桑楚》有庚桑楚居于畏垒之说,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居三年,畏垒大壤。”后来唐代崇道皇帝唐玄宗在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的同时,也根据《庄子·庚桑楚》的典故,诏封庚桑楚为“洞灵真人”,故道门将《亢仓子》尊称为《洞灵真经》。但《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记录。唐代柳宗元著有《亢仓子辨》,认为是后人伪托。《新唐书·艺文志》有“王士元《亢仓子》二卷,取诸子文意,补其亡”。《孟浩然集》王士元序云,于终南山“修《亢仓子》九篇”。故学术界一般认为《亢仓子》乃王士元所作[[45]]。今《正统道藏》所收《洞灵真经》为一卷本,另有题为“何璨注”的《洞灵真经》三卷。《洞灵真经》一卷分九篇,依次为《全道篇第一》、《用道篇第二》、《政道篇第三》、《君道篇第四》、《臣道篇第五》、《贤道篇第六》、《顺道篇第七》、《农道篇第八》、《兵道篇第九》。从《洞灵真经》的思想内容上分析,其作者是以老庄思想为旨,杂采众家之说,阐述道教理国治身之道。道书《洞玄真经》特辟专篇《农道篇第八》,汲取《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中的重农理念,系统阐发了颇具特色的“农道”思想。兹撮要分析如下。

首先,《农道篇第八》开篇就指出“人舍本而事末”的危害性,强调“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云:

人舍本而事末,则不一令;不一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人舍本而事末则兀(其)产约,兀(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国家时有灾患,……人舍本而事末则好知,好知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先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人农非徒为坠利也,贵行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安则主位尊……古先圣王之所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诸候耕籍田……[[46]]

这里所说的本即是农桑之业,末指工商之业。何璨注云,“本谓农也,末谓趋浮利也。”[[47]]人舍本而事末就会导致政令不一、多巧诈、轻易迁徙,使国家出现灾患。所以古代的先哲圣王“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即以农为治国之本。何璨释《农道》篇题云:“谷者,人之天;理国之道务以农为本。”[[48]]准确点出了《农道篇》的旨要。不难看出,作者这里是完全引用《吕氏春秋·上农》之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治理国家必须以农为本。

其次,《农道篇》提出农之道关键在于劳力的投入,“敬时爱日”不误农时。“故敬时爱日,埒实课功。非劳不休,非病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料师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49]]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显然这一思想也《吕氏春秋·上农》中不误农时思想的翻版。

农道合修

第三,独具特色的“耕道”思想。《洞灵真经》之《农道篇》除了阐述“以农为本”的道理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具体论述了“耕道”,云:“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谓耕道。”[[50]]耨指锄草,耰乃锄草的器具。这里所说的“耕道”即指农业生产技术,耕道思想是《洞灵真经》农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其“耕道”思想十分丰富,既有“无失人时,迨时而作,过时而止”的适时耕作思想,也有农田整治与耕耘技术思想,以及农田管理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贵思想。限于篇幅滋不细述。上述农学思想,有不少是直接采自《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同时作者也做了不少的发挥和演绎,其中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农道”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洞灵真经》之《农道篇》乃是探讨道教农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发掘研究。

三、“农道合修”与道教教义思想

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农道合修”的命题,并非自己向壁虚构,理由有三:

其一,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用法。唐代道书《洞灵真经》辟有《农道》专篇,尽管《洞灵真经》里的“农道”似指“农之道”。但在道门看来,“农之道”也是道门中人修道证道的内容和途径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前文已论述,此不复言。

其二,道教重视农桑之业,道门人士“农道合修”有其自身的内在“道理”。因为中国乃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农业为本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对道教影响甚深。出于解决道士自身生存和道教组织发展的需要。无身不能成道,道士修仙通常选择远离市井的洞天福地,人烟罕至,不事农桑就难以生存,更煌论飞身成仙了;道门虽有辟谷一说,但道士修辟谷之术最初的一个本能动机就是为了应对饥荒不测[[51]]。受“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戒律的影响,道门中人以力耕自食为荣;而且道士多农桑子弟出身,力耕与修道并举也是自然之事。  

其三,“农道合修”乃道门的历史传统。稽考道教历史,历代农道合修的道门隐士层出不穷,农道合修业已成为一种修道证道、济世利物的道门风范,蔓延不绝,至今仍有余音。旧题刘向撰的《列仙传》中就有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仙人隐士。如宋人寇先,“以钓鱼为业”,“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着冠带,好重荔枝,食其葩实焉。”[[52]]又有祝鸡翁者,“养鸡百余年,鸡有千余头”[[53]];常山道人昌容,“能致紫草,买与染家,得钱以遗孤寡”[[54]];还有食术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的高道商丘子胥,“好牧猪”[[55]];而济阴人园客因擅长桑蚕之业,身后为乡人设祠供奉,成为桑蚕业的保护神。葛洪所撰《神仙传》也记载高道阴长生“治生佃农之业”[[56]],并云张道陵“退耕于余杭”[[57]]尽管上述这些记载难以一一据为信史,但从中我们可捕捉到道教贵农、重农的道风。其实,葛洪本人就是农道合修的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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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中国网 盖建民

    2016-02-28 1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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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建民:道教“农道合修”思想考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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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灵真经》的“农道”思想。《洞灵真经》本名《庚桑子》,亦名《亢仓子》,旧题周代庚桑楚撰。《庄子·庚桑楚》有庚桑楚居于畏垒之说,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居三年,畏垒大壤。”后来唐代崇道皇帝唐玄宗在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的同时,也根据《庄子·庚桑楚》的典故,诏封庚桑楚为“洞灵真人”,故道门将《亢仓子》尊称为《洞灵真经》。但《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记录。唐代柳宗元著有《亢仓子辨》,认为是后人伪托。《新唐书·艺文志》有“王士元《亢仓子》二卷,取诸子文意,补其亡”。《孟浩然集》王士元序云,于终南山“修《亢仓子》九篇”。故学术界一般认为《亢仓子》乃王士元所作[[45]]。今《正统道藏》所收《洞灵真经》为一卷本,另有题为“何璨注”的《洞灵真经》三卷。《洞灵真经》一卷分九篇,依次为《全道篇第一》、《用道篇第二》、《政道篇第三》、《君道篇第四》、《臣道篇第五》、《贤道篇第六》、《顺道篇第七》、《农道篇第八》、《兵道篇第九》。从《洞灵真经》的思想内容上分析,其作者是以老庄思想为旨,杂采众家之说,阐述道教理国治身之道。道书《洞玄真经》特辟专篇《农道篇第八》,汲取《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中的重农理念,系统阐发了颇具特色的“农道”思想。兹撮要分析如下。

    首先,《农道篇第八》开篇就指出“人舍本而事末”的危害性,强调“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云:

    人舍本而事末,则不一令;不一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人舍本而事末则兀(其)产约,兀(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国家时有灾患,……人舍本而事末则好知,好知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先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人农非徒为坠利也,贵行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安则主位尊……古先圣王之所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诸候耕籍田……[[46]]

    这里所说的本即是农桑之业,末指工商之业。何璨注云,“本谓农也,末谓趋浮利也。”[[47]]人舍本而事末就会导致政令不一、多巧诈、轻易迁徙,使国家出现灾患。所以古代的先哲圣王“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即以农为治国之本。何璨释《农道》篇题云:“谷者,人之天;理国之道务以农为本。”[[48]]准确点出了《农道篇》的旨要。不难看出,作者这里是完全引用《吕氏春秋·上农》之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治理国家必须以农为本。

    其次,《农道篇》提出农之道关键在于劳力的投入,“敬时爱日”不误农时。“故敬时爱日,埒实课功。非劳不休,非病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料师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49]]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显然这一思想也《吕氏春秋·上农》中不误农时思想的翻版。

    农道合修

    第三,独具特色的“耕道”思想。《洞灵真经》之《农道篇》除了阐述“以农为本”的道理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具体论述了“耕道”,云:“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谓耕道。”[[50]]耨指锄草,耰乃锄草的器具。这里所说的“耕道”即指农业生产技术,耕道思想是《洞灵真经》农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其“耕道”思想十分丰富,既有“无失人时,迨时而作,过时而止”的适时耕作思想,也有农田整治与耕耘技术思想,以及农田管理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贵思想。限于篇幅滋不细述。上述农学思想,有不少是直接采自《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同时作者也做了不少的发挥和演绎,其中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农道”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洞灵真经》之《农道篇》乃是探讨道教农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发掘研究。

    三、“农道合修”与道教教义思想

    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农道合修”的命题,并非自己向壁虚构,理由有三:

    其一,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用法。唐代道书《洞灵真经》辟有《农道》专篇,尽管《洞灵真经》里的“农道”似指“农之道”。但在道门看来,“农之道”也是道门中人修道证道的内容和途径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前文已论述,此不复言。

    其二,道教重视农桑之业,道门人士“农道合修”有其自身的内在“道理”。因为中国乃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农业为本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对道教影响甚深。出于解决道士自身生存和道教组织发展的需要。无身不能成道,道士修仙通常选择远离市井的洞天福地,人烟罕至,不事农桑就难以生存,更煌论飞身成仙了;道门虽有辟谷一说,但道士修辟谷之术最初的一个本能动机就是为了应对饥荒不测[[51]]。受“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戒律的影响,道门中人以力耕自食为荣;而且道士多农桑子弟出身,力耕与修道并举也是自然之事。  

    其三,“农道合修”乃道门的历史传统。稽考道教历史,历代农道合修的道门隐士层出不穷,农道合修业已成为一种修道证道、济世利物的道门风范,蔓延不绝,至今仍有余音。旧题刘向撰的《列仙传》中就有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仙人隐士。如宋人寇先,“以钓鱼为业”,“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着冠带,好重荔枝,食其葩实焉。”[[52]]又有祝鸡翁者,“养鸡百余年,鸡有千余头”[[53]];常山道人昌容,“能致紫草,买与染家,得钱以遗孤寡”[[54]];还有食术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的高道商丘子胥,“好牧猪”[[55]];而济阴人园客因擅长桑蚕之业,身后为乡人设祠供奉,成为桑蚕业的保护神。葛洪所撰《神仙传》也记载高道阴长生“治生佃农之业”[[56]],并云张道陵“退耕于余杭”[[57]]尽管上述这些记载难以一一据为信史,但从中我们可捕捉到道教贵农、重农的道风。其实,葛洪本人就是农道合修的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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