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道教文化深厚，青海地域文化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昆仑山崇拜的昆仑文化是道教文化仙山崇拜的根底。

青海道教传播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宗教和睦共处、相互交流，为维护青海宗教和顺发挥了积极作用。青海道教文化在吸收其他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在影响其他宗教文化，互动融汇。

在青海，道教与藏传佛教相互吸收和融合。一方面，道教对藏传佛教元素进行了广泛吸纳。如乐都县引胜乡的“武当山道观”，同时设有各具道教和藏传佛教文化特色的香烛和煨桑炉，民众烧香之外，还要在煨桑炉内添放柏乡、糌粑面等，在神像前点燃酥油灯、敬献哈达。另一方面，藏传佛教也对道教文化进行了吸纳和改造。道教信仰中的关帝、文昌、二郎神等神灵，被藏传佛教吸纳改造为寺院护法神或地方保护神。六世班禅罗桑丹贝意希、八世达擦丹白贡布活佛等曾积极倡导和推动关帝进入藏传佛教护法神系统。此后，西宁金塔寺、塔尔寺、光明寺等一些寺院将关帝奉为寺院护法神，镇守寺院，驱除邪魔。许多藏族群众还将文昌帝君视为黑文殊菩萨的化身。

海西蒙古族地区最大的寺院都兰寺设有“关老爷庙”，每逢年节，周围赛什克乡、铜普乡及茶卡乡部分蒙古族群众常到关老爷像前烧香磕头、求签问卦。在民和土族纳顿节中，当地土族信众除虔诚信仰二郎神、九天圣母、龙王等尊神外，还在关王舞、三将五将舞等傩戏表演中，将关帝尊为核心，在全场表演中始终将其列于首位，连刘备也居其下位。青海贵德、共和、化隆等地藏族民众特别崇信文昌帝君，称其为“阿米尤拉”，意谓“地方神”。据民国时期姚钧著《贵德县志》：贵德城西的文昌庙“依山傍水，河流索绕。汉番信仰，士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盛，有事祈祷，灵应显著，久为汉番信仰祈福消灾之所”。

西宁市湟中县南朔山又被称为南佛山，《西宁府新志》记载“西元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唐缠沟脑。巨石崇竦，黛色侵云。即道藏之第四太极真洞天是也。俗呼为佛山”，著名道教人物张真人、苏真人被周边民众尊称为“张佛”“苏佛”，这也反映出佛道相融的印记。

在青海大部分地区，许多汉族、土族群众在建房时常在大梁上凿一小洞，并装进五色粮食和金银等物，钉好楔子后，用一画有太极图的红布包住，祈求粮食满仓、富贵满堂。在青海一些地区汉族、土族的葬礼中，会同时邀请道士与藏传佛教僧侣在不同宅屋念经超度。青海部分藏族民间还流行文昌帝君骰子卜，在民间祭神舞蹈中还把队形列为类似太极图的“双宝喜旋”。这些习俗中都能看到道教与藏传佛教的融合。

道教文化对青海伊斯兰教一些教派门宦的中国化也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道教中的“道”“无极”“太极”等概念被运用到伊斯兰教的话语当中。伊斯兰教一些门宦创始人的著述中，存留着与道士极其相似的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苏菲学派传教士阿布杜·董拉希在中国传教16年过程中，对中国儒家、道教、佛教以及诗文书画都进行过研究。嘎底林耶第七辈道祖、后子河门宦创始人杨保元（1780——1873年）在甘肃长麻尔(今玉门县境内)南山石洞、陕西北吉原坐静修道10余年，达到了“纯真无俗，天人浑化”的境界，其著作中也有大量与道教相关的内容，如“日月乾坤在内怀，光照普世无豪隔”“脱胎换骨游九霄，蟠桃会上一真人”“三字无极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成。八卦九宫安五行，八卦分，阴阳明”等等。杨保元撰写的《论出家》《出家修行》《无极说》《十八真言》《大道没在文字中》等，成为该门宦修道的歌诀。

道教在青海主要是随着羌族、汉族等民族在青海的活动而不断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道教不仅与其他宗教和睦共处、和谐交流，而且影响了部分外来宗教中国化、地方化的进程，维护了青海的宗教和顺。青海道教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肯定和赞许。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文载于《中国民族报》，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