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我眼中的道文化

道教与道家从严格意义来讲相互区分又相互依托、熔融。我们常把对“观念”的信仰与对“个体”的崇拜混为一谈。一般而言，人们选择一个所信仰的宗教首先应该是对其教义，即观念产生兴趣，进而开始对天地神明等个体的崇拜。这姑且认为是信仰的过程，那么因为什么而信仰呢？因为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俗、社会制度、礼仪范式等方方面面的统一机制，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也在不停的为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而助力、凝聚。而今，各国的不同文化在国际社会交往沟通中被当作该国的软实力，依此而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对外交往的共同话语与合作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文化的核心要点在于尚礼，依此而产生了忠孝仁爱信等中华民族的良好品德。至此，有人会问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出的，与道教文化有何干系？这里我们应该先做一个梳理：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进而后世有《周礼》，也就是说儒家的礼之根本授自于老子，而老子曾于《道德经》中就有关于礼的论述。众所周知，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奉为道教最高经典。其阐述“道”和“德” 的深刻含义， 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思想内容微言大义，一语万端。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学名著。

道教以“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为最高信仰，以“上善若水，返璞归真”为做人品质，其作为中华大地唯一的本土宗教，千年传承，大量的保留了、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其奉《道德经》为最高经典，这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哲学、逻辑、宗教、天体科学、生命科学、文学语言、医学、生理、心理、化学、生物、医药、物理、气象、环境，天文、地理、社会、伦理、宗教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乃至影响到世界。其内在严谨的逻辑，精美的文字，玄妙的思想，倾倒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吸引他们不懈研究，穷神探赜。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老子的思想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而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学、国人的审美意识也受道文化影响至今。另道教发展至今，在这个与其说是缺乏信仰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自信而盲目选择信任的时代，如一缕清风，以自身的力量浸润着这个社会的“自大”与“自卑”。

古往今来有不少大德贤士、学者，都著书立作阐述道家或道教文化。那么，立足当下，道文化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步有何意义呢？

2.文明冲突与文化自信的意义

要搞明白道文化对而今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文化自信对而今变革壮大的中国及中国民众有何意义，就要先从文明冲突讲起。

美国著名学者——年仅23岁便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并留校终身任教的塞缪尔·亨廷顿(于2008年去世 )先生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后来学界在对于其观点推敲与批判过程中进而认为：这种文明的冲突来自于没有核心国家的文明冲突。如而今世界上存在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即是因为二者不似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拥有产生于独立的国家自身的文明。

“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选择学习、吸收文化信息的同时，也选择了被同化、被消灭的压力和危险；相对应的是：与世隔绝的民族或社会群体既未感受到需要学习的刺激，也未感受到被同化、被消灭的压力和危险。然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某种外力所打破，而这种外力又恰好代表了文化格局中最锐利的锋芒，两种文化一旦发生碰撞和交往，其结局不言自明。压力和危险并不会由于躲避或隔离而销声匿迹；相反，压力和危险依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如期而至。因为在物质的、信息化的世界里，交往是绝对的；不交往则是相对的。”这是我的老师在其著作《中西方思想文化简史》讲义开篇中的一段话，信手拿来用在叙述文化自信与文明冲突的利害关系，我想一定比我这个还在大学三年级阶段的传媒学子的论述更为严谨、恰当一些。一个民族如此，一个社会群体如此，一个人亦如此。文化差异中的压力和文化变迁中产生的锋芒，需要每一个人去承受和消解，所谓“知耻而后勇”。躲避或隔离只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要不得，用不得，学不得，必须打开胸襟去勇敢迎接。以自身良好的文化与文明素养去接触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与文明。

可以追溯，人类过往的所有活动在文字的记录和作用下，像一幅徐徐翻动的画卷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在文字的记录和作用下，思想文化典籍将物种的起源、文明的嬗变、城邦帝国的更迭、民族部落的变迁、宗教哲学的扩散、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习俗礼仪法律的建立等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逐一道来，让它们像最伟大的剧目一样，一幕幕展现在当下世人的面前。正是这些研究和人类文化的沿革，使得人类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贡献得到了扬弃和传承。也正是有了思想巨人们的肩膀，我们才事半功倍，获益匪浅。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人，是人组成的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运动导致的诸种关系。在这些关系和变化中，最重要、最精细的部分肯定与人类思想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内容密切关联。思想和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思想和文化划分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截然不同；思想和文化反映出了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诸多规律，积淀并形成了人类社会运动的巨大惯性，表达了人类对于自己和对于自然界的基本认识。正是这些规律、惯性和认识构成了人们世代相传、学习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对于文化和知识的攫取是没有穷尽的。因为是它们让我们缩短了与生命终极价值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无尽的遐想。文化和知识作为人类社会最根本、最鲜明的标志物，植根于人们的内心，决定了人们的内在，并由最初的涓涓细流演化为奔腾不息的江河湖海。因为，人类可以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内心，并由此证明我们是“文化的人”，是“社会的人”，是“让自由的理想飞翔的人”。基于此，大家在学习中开始了成长，在自省中获得了精神的升华，逐渐变得纯粹和理性起来。

大多数学习传媒的朋友，一定对《传播学》并不陌生。传播学是西方自16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科学革命以及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催生的生产力变革形成的人文社科产物，是基于职业和分工形成的总结和媒介运动规律。传播学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牵引方向，在这里深厚地指向了地中海蔚蓝色的地理区域，指向了北美广袤的新边疆。学界一味地崇尚传播学的解读和心得，并以此为学养成就的标尺。但我更倾向我的专业老师对此的看法：“殊不知，正是在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对实验学派的批判中，传播学才找到了控制与控制的悖论，才产生了传播学赖以更新和发展的路径。纵观鲍德里亚对后工业化社会场景的描述，波兹曼对电视时代童年消失和独立思维殆尽的忧虑，引发了我们对中华文化传播、中国传播事业的重新思考。 ”

自“四河一海”时代伊始，中国在大河灌溉的驱使下，产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后有漫长悠久的封建统一国家，局面一直延续到距今百多年前。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同一的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无与伦比；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对人民的巨大影响力，使中外史学家们深深震撼。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久远，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具连续性、未出现明显文化断层的文明形态，是有诸多原因的：

1.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在大部分历史时间内与人类其他文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它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由地中海把它们连在一起；也不像印度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由印度洋连在一起；中国的四周被山脉、沙漠以及辽阔的太平洋隔绝。这种隔绝的意义在于，中国可以在比其他文明面临更少的外来侵入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

2.中国庞大无比的人口数量有助于一种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人口在汉朝时就达到6000万人，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国门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产生的文化惯性，使得在与入侵者的文化发生碰撞时，同化对方的文化，并在自己的文化中融合外来文化中的精华。

3.中国自商代开始，就有了自己表意、象形性质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的意义在于，尽管中国种类众多的方言之间的发音差别很大，犹如意大利语与德语、西班牙语之间的不同；但其含义永远是一致的。这种共同的书面用语为中国文化在传播散发时，形成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时，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和工具。

4.自公元605年起，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官的权力归于中央；隋炀帝进而设立“进士科”，推行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实行了约1300年，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贤能之士，整个社会趋之若鹜，以经学为用，形成了巨大的内聚力，转移了社会成员的注意力，也为统治者的一统思想提供了足够的稳定性。

5.最重要的促成中国文化富有内聚性的因素，莫过于道家学说长期以来提供的道德标准、思想遗产和政治哲学。当然儒家与其他诸子百家也不可忽略，中国文明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道德伦理价值，教导人们在遵循道德伦理的前提下，服从家庭、社会和皇帝。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祭司阶级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些无与伦比的特征，保证了中国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所有政治变革，仅仅局限在了皇朝更替的传统框架之内，没有发生什么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迁、撕碎或者新生。

我们无法忽视一些历史的事实，也无法忽略近百年来中国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洋枪洋炮对闭关锁国的无情轰击，致使国家体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巨变；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入侵和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检索这些历史的同时，我们无法像欧洲那样，从希腊罗马开始的理性主义，经过中世纪神权思想的垄断控制，过渡到生产力的变革飞跃，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完成了政治体制、殖民经济和宗教文化的输出，进而实现了对世界的控制。思想文化是对政治、经济的一种折射，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这种结构巨大的历史惯性，是整个人文社科研究范畴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因此，“西学东渐”是痛苦的，“全盘西化”是错误的，对西方文化的照搬和盲目的承继是缺乏深层思考的；中国必须树立起对中国文化客观、全面的解读和意识，必须有本土化的探索研究。以此拥有自身的文化自信，而更加稳固的立足于国际社会，而非躺在光荣史上陶醉，这无异于喝慢性毒酒。

在多次与朋友交流道教或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在自己所学专业领域总想结合现实生活经历与实践时，我总有一种冲动想写点什么，总希望能参与其中有所表达。还有一年，我将告别我的大学生活，无论将来的人生轨迹平庸或起伏。相信，在生存与生活之间，我都将能做到独立的思考与面对。写这篇文章，有几个地方引用了网络资料、学校老师的讲述，在此一一感激。

恭祝读者诸君：顺心如意，身康体泰。

作于金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