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是第一个把万物的根源追溯到“道”的思想家。在这之前，人们对终极的追问停留在“天”的层面，提出“天”与“人”的范畴。老子则把对“天”的扣问向前推进到了“道”的高度。先秦道家在推论万物的根源与万物、实在与现象、形而上的本体与形而下的器物、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以及万物之为万物的终极原因时，提出了“道”与“物”这对范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无终始，物有死生” （《庄子·秋水》）、“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山木》）、“物物者之非物也”（《庄子·在宥》）等都在向人们展示“道”与“物”这对范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

一、“道”与“物”

“道”的原始意义是道路、坦途。春秋后期的老子将“道”延伸为形而上的、非物质的宇宙本原、本体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它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道不是物，也不仅仅是使物成为物的理，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存在。“道”作为“万物之宗”、“万物之母”，是产生“物”的总根源，是独立于“物”而自在运行的抽象实体。“道”是能使“物”成“物”而本身不是“物”、却又遍在于“物”、“与物委蛇”的形而上的本体性存在。相对于“物”而言，“道”是形而上的、恒常的、不变的、独立自存的。它是精神性的本体，是超越物质实体而独立自存的最高实在。它先于万物，是万物的本源和条件。老子将其描述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

庄子也明确指出“道”是万物的根由，他说：

“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庄子·在宥》）

这个创生万物的“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它创造了时空，自身却在时空之外。我们不能用认识“物”的感官、知觉、理性去辨认之，也不能用表达“物”的普通语言去表述之。老子曾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第三十五章）感性、知性和理性只能对物加以认识，对“道”却显得捉襟见肘、鞭长莫及，无力为之。所以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则阳》）但为了对之进行表达，我们又不得不借助于语言。所以老子讲：“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庄子说：“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庄子·则阳》）既然是不得已而用之，我们当然也就不能被借用的语言所拘制，言不能尽意，得意之后必须忘言。那么怎么才能认识“道”呢？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莫若以明”和“堕肢体，黜聪明”都是让人们丢掉主观的成见、标准、框架和范式，采取静因之道让事物自己本然地呈现出来，让内心的清净照见事物的本然，让事物自己表述，而不是被动地被言说。这颇有点现象学“朝向事实本身”的意味。

道的“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和不可言说性均表明“道”对“物”的超越性，是道家在物之外、之后的形而上的寻索和追问，是在“物”的表象背后扣问更为根本的存在。

在道家看来，“物”是有形的、变化的、局部的、杂多的。所谓：

“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 （《庄子·达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

“物有死生”。 （《庄子·秋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庄子·寓言》）

“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

可见，“物”有貌象、形色、音声、生死和无穷无尽，是时空之内的存在，受质、量、度的规定。它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知觉，人们可凭借知性能力来认识和把握“物”，通过感官直接感知其存在。庄子就认为“言之所尽，知之所止，极物而已”。 （《庄子·则阳》）

综上所述，道家提出“道”与“物”这对范畴，向人们昭示除了“物”之外，还有“道”的存在，认为它与“物”是有区分的。“道”是形而上的先验存在，“物”是形而下的后天生成；“道”在时空之外，不能为普通逻辑认识，是先验知识和形而上学的内容；原始的“道”摆脱了因果，即在因中，也在果中。“物”存在于果之中，在时空之内，可以为普通逻辑认识，是经验知识和物理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