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宗教是一种国际现象，我国几种主要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利用宗教的国际性特点，广泛进行民间交往，对信仰同一宗教的国家不断进行宣传，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1937 年9 月3 日，佛教界著名人士屈映光发表敬告全世界佛教徒书，呼吁广大教徒发扬大悲精神，担负起救护众生的重任。同年10 月15 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等呈文内政部，要求赴南洋各地筹募捐款。礼俗司10 月22 日在致内政部的呈文中则指出：“外出募款一节，似尚可行”，“拟批示照准”。随后，圆瑛法师和其徒明　一起，前往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介绍中国抗战情况，筹募捐款。1939 年11 月，以太虚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又由昆明启程，赴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暹罗、越南等国访问，历时半载，归来后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佛教与国际反侵略》一文，畅谈了这次访问的经过、收获和感想。1940 年11 月，乐观法师为首的“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又前往各佛国作进一步的宣传。

在对外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方面，伊斯兰教界人士表现尤为出色。1937 年12 月，伊斯兰教界志士联络各省知识分子，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前往近东各国，作抗日宣传工作。上海伊斯兰学校校长达浦生，也于1937 年底出访穆斯林国家。他趁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各穆斯林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云集开罗之机，进行抗日宣传。1938 年2 月，达浦生在麦加朝觐期间，出席了有15 万人参加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他利用这一机会，再次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并介绍了中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事迹。他还以阿拉伯文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发表了《告世界回教徒书》，详细论述了60 年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实况，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对日寇予以舆论上的谴责和经济上的制裁。此文发表后，在各国穆斯林人士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也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我国抗战。1937 年8 月31 曰，上海基督教各教会负责人联名以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揭露日寇狂轰滥炸屠杀无辜的事实，指出日本正在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间教会若不对此作出反映，即表明教会失去力量。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博士，于1937 年10 月到1938 年5 月，遍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爱尔兰、荷兰、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口讲笔述，揭露暴日真相。当时《大公报》载文指出：“于主教到大学演讲，到无线电台广播，在报纸上发表谈话，果敢地抨击强权，他不但坚决的反对日本的横蛮，且对于意德的行动敢加以声斥。”1939 年2 月，于斌主教再度赴美，吁请美国继续救济我国难民。他前后活动达8 个月之久，遍游了美国40 个州129 个城市，除了与有关赈济募款机关接洽外，还访问了美国朝野“有力之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大卫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拉博士等。

宗教界人士的外出宣传，加深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宗教界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国际社会开始不明中国抗日的真相，有的甚至为日本的欺骗宣传所迷惑。宗教界人士外出宣传后，国际社会才逐渐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形“， 所到之地，亲华的空气，随之浓厚”。如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埃及宣传之后，“埃及全国舆论已成大变，始了然于前受日方之种种欺骗，而转为同情中国之言论，对敌方经济制裁运动，亦获效果，敌人十数年来在各回教国欺骗蒙蔽之技俩，自此完全揭穿”。这表明，宗教界的外出宣传，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同时，宗教界的外出宣传，还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它们或来电慰问，或捐款救济。非洲基督教联合会、比利时基督教总会、澳大利亚全体基督教徒等于1938 年初来电慰问中国抗战。澳洲基督教会、美国基督教会、新加坡华侨教徒还筹募巨款，支援中国抗战。达浦生在海外奔走8 个月之后，带回各伊斯兰国家为中国抗战而捐助的经费20 多万元。于斌主教第二次赴美期间，也筹集捐款80 余万美元。缅甸回教徒开始对中国抗战并不关心，经宣传后大受感动，除捐款之外，还于1940 年3 月组织回教徒救护队来华服务，费用概由仰光回教社团负担，服务期为1 年。

此外，中国宗教界的外出宣传，激起了所经国家抵制日货的浪潮。如印度回民在欢迎中国回民近东访问团的大会上，当场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议，埃及经宣传后也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国际反侵略会援华反日会宗教伦理委员会，也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议。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战。

更为重要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传，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宗教界宣传之后，“各国对我民族重新估价”，“完全改变过去错误的认识与态度”。如于斌主教在欧美工作期间，加拿大那瓦大学1938 年3 月的一份杂志载文宣称：“我们以前过于不认识别一民族，过于按我们简陋的智识去推测，难得别一民族的真正代表人，到我们中间来，使我们的错误能够纠正，我们对别一民族，得一正确的观念。”爱尔兰舆论界在于斌主教访问后也指出：“中国人已不是无思想的落后老朽，中国人的见解，已达到人类思想的高峰。”这说明，欧美人士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他们“后悔以前过于低看了中国”，认为中国人“有志气有决心”。

还应当指出的是，宗教界的外出宣传对于激励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园瑛法师前往南洋各地宣传时，曾劝导当地华侨筹组“华侨筹款委员会”，提倡发起“一元钱救国运动”，激起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踊跃捐款。于斌主教在美期间，各侨胞团体纷纷要求演讲。于主教对我国抗战以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财政等问题，均作了精审的分析，并以事实说明我国最后必获胜利，由此“侨胞爱国情绪日益增加”。

可见，宗教界的外出宣传是富有成效的，对于赢得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起了积极作用。这是宗教界对抗日战争的另一贡献。

(四) 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宗教界尽管财力、物力的来源有限，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样做到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1. 购买救国公债。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了5 亿元救国公债，宗教界也承担了部分推销公债的任务。基督教青年会负责推销公债10 万元。为了扩大推销范围，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发起了劝募救国公债运动，各教堂分头成立劝募队，以促进救国公债的购买和推销。1937 年11 月，张宪秋在《大公报》发表《献给基督徒》一文，号召广大教徒，在圣诞节到来之时，节省其他消耗，用“救国公债”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礼物。伊斯兰教、佛教界人士也参加了推销、购买公债的工作。2. 捐赠物资。抗战开始后，宗教界普遍发起了爱国捐献活动。由于抗日军队缺乏应有的御寒供给，宗教界捐献最多的是寒衣。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就制作棉背心，分发前方战士，深受前线战士的欢迎。汉口中华基督教会的女信徒们，也自动地为前方将士以及后方困苦的难民缝制寒衣。甘肃卓尼僧侣，还捐出羊皮1000 张，作前方将士御寒之用。

此外，宗教界有的收取特别捐款，购买慰劳物品，送交前方战士;有的女信徒献出金银首饰，支援抗战，也有许多宗教界人士直接捐款，支援前线和救助后方。宗教界对抗战的财力、物力援助尽管有限，但也做到了尽其所能，其贡献不应当忽视。

(五) 组织武装直接参加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河北、山东、山西、安徽、陕甘宁边区等地，便建立了数十支穆斯林武装，其中，冀中和渤海地区的两支回民抗日游击队影响最大。1943年12 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时，有佛教僧侣22 人参加战地运输队，随军出发，并拒领5000 元安家费，其中3 人后来在密支那战役中牺牲。抗战之中，佛教徒除了入伍从军外，还有不少人奋起组织游击队。其中有五台山僧侣游击队，以杀生制止敌人对手无寸铁同胞们的屠杀。湖南南岳以碧吾法师为首的“游击队”，更是征战连年，名震三湘。基督教界也组织十字挺进军，挺进敌区参加抗战。该军由4 个连组成，由团长李仲山率领，于1939 年10 月抵达山西参加抗战。随远征军入缅、印作战的，也有不少基督教徒。

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宗教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应当充分肯定其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当然，宗教界内部各教各派之间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在抗战中也有一些消极表现，如少数败类依附于日寇，为侵略者张目;有些宗教界人士进行反共宣传，使不少教徒对共产党产生了错误认识;有的宗教界人士还反对对日使用武力，主张“另辟途径”以“基督博爱之旨，拥护非战公约”。不过，这些不是当时宗教界的主流，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宗教界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