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积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爱国传统及其弘扬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历史原因。中国宗教界富有爱国传统，每当民族危亡关头，常有一些宗教界人士奋起救国，以各种方式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继承和弘扬了这一爱国传统。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指出“教徒不爱国家，民族即不能爱教”，“爱教必先爱国”“， 国家利益高于宗教利益”。基督教爱国人士胡君素在《基督徒与抗战》一文中说“： 基督徒为什么要努力参加救亡工作呢? 因为我们认识这次的抗战，是为了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

这里也就道出了宗教界参加抗战的动因。《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宣言》也指出：“处此日寇毒焰方张、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趁此时机，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

这表明，宗教界已认识到爱国重于爱教，爱国是宗教信徒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爱国传统及其弘扬，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一。

(二) 空前的民族危机及由此给宗教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直接原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机的狂轰滥炸，日寇的烧杀虏掠，给宗教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寺庙、教堂和宗教基地被毁，不少教徒遇难，许多教徒生活颠沛流离。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 年底，有700 万回教教胞被杀害，3000余所清真寺被炸毁与焚烧。又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 年底，天主教徒死亡达39 人，其中有主教1 人，传教士27 人，神父4 人，女尼7 人。严酷的现实，使宗教界人士深感“中国人如果不关痛痒地活下去，我们只有任人宰割”。现实的刺激，是促使宗教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二。

(三) 宗教界自身组织化倾向的日益增强，是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组织基础。本世纪20 年代以来，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组织化倾向日渐明显，各教都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1929 年4 月，佛教界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它是一个佛教各宗派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不分宗派、出家在家均可参加。它从成立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全国各地佛教进行事宜。基督教界自20 年代本色教会运动以来，同宗派教会实现了大联合，除长老会早已与公理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外，1923 年后，信义会、圣公会及卫斯理宗各会相继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日趋联合和统一。天主教界于1935年9 月也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组织化作了尝试。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宗教界有了明显的组织化倾向，这就克服了此前宗教界一盘散沙的状况，有利于宗教界群体力量的形成。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的活动都是在一些全国性组织或地方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全国联合会、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等组织的建立，宗教界的组织化趋向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宗教界正是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来支持和参加抗战的，这也是宗教界在抗战中发挥作用的基础。组织化趋向的日渐增强，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三。

(四) 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又一因素。众所周知，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宗教信徒。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不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1937 年12 月20 日，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广播电台发表“耶诞节献辞”的演说。他劝告国人“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献身社会，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福利”，并号召“由东西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国的教友，协同中华国家共同合作，以期达到中华民国国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说中，蔡宁还提出了节食、捐献衣服、献金、减少生活必需品、打开家门收纳难民等八项工作，要求教徒实行。

此番演说出自一个外国主教之口，足以说明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信徒也富有教育性、鼓动性。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表专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为中国作人道正义的呼吁。上海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饶神父，为救济中国难民，1938 年5 月赴美请命，并晋谒罗斯福总统，请总统告以美国各界，全力赞助中国抗战。此外，有的外国主教和传教士或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或捐赠款项，或投身伤兵及难民的服务工作。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的同情和支持，是促成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原因之四。

(五)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影响，是促使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提出了“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宗教界的政治地位，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共产党还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1939 年5 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1941 年12 月和1943 年5 月，周恩来又二次会见吴耀宗，详细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9 年4 月6 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宗教政策的成熟及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不仅有利于调动宗教界的积极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对共产党的不少顾虑，从而促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总之，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宗教界之所以能对抗日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抗日战争对宗教界自身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又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对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这些变化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抗日战争提高了宗教界的爱国觉悟，培养了一批宗教界的爱国积极分子，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爱国革新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 抗日战争促进了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宗教界的组织化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一些超宗派的组织和各教派联合团体的出现，更加密切了宗教信徒之间的关系，这就为后来宗教界进一步发挥其社会作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三) 抗日战争推动了宗教界的世俗化，促使他们更加关心现世，积极投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活动之中。

(四) 抗日战争使宗教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促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前只看到或片面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甚至反动作用，转变到客观地估量中国宗教的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在看到其消极作用的同时，承认并利用其积极作用，且据此制定了更为成熟和完整的宗教政策，这就为宗教界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宽松环境。

(五) 抗日战争使宗教界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促使不少宗教界人士转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这就为后来各宗教摆脱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利用，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宗教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地位，又对宗教界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宗教界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既要看到其消极作用，更要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