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讲“修炼”成仙。达成“即身成仙”，何等逍遥自在，自然是让人羡慕的乐事；而“修炼”过程本身，历代高道也多强调其中之乐趣，将“修道”之是否快乐，作为道人是否了悟“真道”的一个证明。自汉末道教正式建立以来，以“快活”为中心的“类审美”体验与感受，在“修道”、“炼养”之中就是重要心理和精神需求。问题是，这种来自“修炼”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追求，怎样逐步发展成为道教文艺家的审美的体验和追求，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道教文学艺术创作，影响了道教艺术精神的与时俱进。

一   早期道教的“乐活”观

《庄子》就以神龟宁可“曳尾涂中”的寓言，来强调“生”的美好和重要；以“鼓盆之乐”来阐释自己“生”亦“乐”、“死”亦“乐”的超脱境界。早期道教追求“即身成仙”之“乐”，其实并非庄子式的“蝴蝶”或“鱼”之“乐”，而是“不老不死”“神仙”之“乐”。

“乐生”，是早期民间道教的艺术精神核心。在汉末，道教刚刚成立之初，作为最富大众性的早期民间宗教的太平道，其传教方式和吸引群众的办法，就是用宗教形式的医和巫，来救治人们的肉体，解除人们现实的灵与肉的苦难，进而获得信众的。再加上它的很有“互助组织”意味的宗教组织形式，有利于团结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抗拒现实生活的压迫和痛苦，因此，当农民起义需要它作为信仰和理想的支柱的时候，宗教组织很容易就变成了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太平道的这种“此岸性”，自然会反映到它的宗教思想的方方面面，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所以，《太平经》说：“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它认为，人间最美好（即“最善”）的事，不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或者发财致富、锦衣玉食，甚至也不是“彼岸”的、“天堂”的幸福，而是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现实的平凡生活之乐，一种现实的审美的愉悦。这种以“生”为“美”的观点，被认为既是一种本能，又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被道教认为是最美好的、非功利的、充满了审美情趣的人生态度。“生”，是人生目的，也是审美态度，更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的快乐和最神圣、最崇高、最伟大的美。所以，《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2。“寿”，就是长生不老（即后来的长生成仙）的古代的通俗说法；“善”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有“好”和“美”的涵义。也就是说，健康长寿，在道教中是永远的宗教理想和至高的美学境界。这其实就是道教的“生－美”思想的总纲，也是道教美学思想核心的“道－美”观点的进一步“世俗化”和“人道化”。道教的“生－美”观点，明显带有早期道教所吸收的那些民间宗教思想的色彩，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它不但比这时已经进入中国的佛教的思想具有更强的民族特色，而且比汉末－魏晋知识分子追求生命“自由”的“玄学”及放诞作风，具有更为脚踏实地的“现实性”和“务实性”。

自然，神仙之“乐”，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是需要努力“修炼”方有可能。葛洪在讲过“长生”即“至道”之后进一步论证说，“然长生养性辟（避）死者，亦未有不始于勤、而终成于久视（寿）也。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因而，他为了长生而无所不为：既爱好“金丹大药”，又崇尚服食房中，还兼炼行气导引，一心要白日登仙。这种美好的宗教理想体现在他的修道理论中：“或问曰：‘世有服食药物、行气导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药，而不知还年之要术，则终无久生之理也。或不晓带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则只可令内疾不起，风湿不犯耳。若卒有恶鬼强邪、山精水毒害之，则便死矣。’”如果把这段话中对于“金丹”、“神符”、“禁戒”、“身神”、“真一”等种种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神秘的东西略去不计的话，那么，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相当“科学”的了——人，都是要老要死的。这难道不是真理吗？而老和死，正是神仙家认为最莫可奈何、最可悲的。道教美学认为，可喜的事，令人愉快的事，就是“美”；而可悲的事，令人伤心的事，就是“丑”（即“恶”事）。因此，“惜生”之“惜”，就是对于生命的极大的热爱；“恶死”之“恶”，就表达了对于死亡的极大的憎恨。对于道教的“生－美”观来说，对生死的爱和恨是永远需要表达和表现的主题。当然，作为道教的第一个“理论家”，葛洪已经感觉到，要在人世间修炼成为一个至美的、快乐的神仙，是要历尽艰辛，“无所不为”的。

比较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则从不将“生”看成“美”，也不想体验其“乐”。罗马新柏拉图派创始人、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始祖普洛丁一方面承认“活人的美是更可爱的，其所以更可爱，是因为他具有生命，具有活的灵魂”；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强调“死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喜欢独立于肉体之外的人，就不怕这种分离。心灵的伟大就在对尘世事物的鄙视。……心灵一旦经过了净化，就变成一种理式或一种理性，就变成无形体的，纯然理智的，完全隶属于神，神才是美的来源，凡是和美同类的事物也都是从神那来的”。所以，他认为“真善美”只存在于神、“统一于神”1。稍后的圣·奥古斯丁作为欧洲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神学的主要代表，同样认为人世间的“这些东西的确有其美丽动人之处，虽则和天上的美好一比较，就显得微贱不足道。”故尔，他认为只有“创造万有的天主”才具有真正的“美”，才能使人得到“快乐”和“欢愉”。

所以，道教一千八百年前就以“生”为“乐”，其重大的思想、文化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古代的那种窒息个性、人性的封建社会里，道教美学如此强调个人的生命之美学价值，强调人生的“长生不死”追求，强调人通过努力，也就是潜心修炼，终与“道”合，完全可以达到“成仙”的“快乐”。其民族特点和文化价值，应该予以充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