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玄之境不仅是心性的自然清静，而且还要达到本心的无所挂碍，即毕竟空。《周氏冥通记》卷四载周子良梦闻张玄宾玄谈道：“夫有中之无，未若无中之无。空无之理，难可思议。”对此，陶弘景借用佛教中观般若学思想将其阐释为：“有中之无，自性空也；无中之无，毕竟空也。”⑥此“自性空”、“毕竟空”的“双空”论即为重玄学遣之又遣，以致无遣的“双遣”论。因为“自性空”即是破除对有无的执著，“毕竟空”则是破无所破的真心本始之状态，是心与道合的真实体现。“毕竟空”既是修道的一种功夫，更是超然无碍的一种精神境界。

韦节《西升经注》中的重玄学思想代表当时北朝道教的最高水平。韦节（４９７－５６９年），字处玄，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韦节主要通过“遣有”、“遣无”直至“无心”契道，阐明其重玄学主要之理趣。

首先，韦节认为道体虚无窈冥而内含万象，修道理应遣有贵无、随顺自然。在《西升经注》中，韦节指出“道本出窈冥”⑦、“道体虚无而包含万象”，“有”是暂时而又有局限性的，是假相，故遣“有”而无忧。“我本无身，忽然而有，常忘其有，有身同于未生之时，此有常可使无常也。不以生为生，故常生而不朽，此无常可使有常也。”“夫有欲有忧皆由存身，生生之厚也。若反未生，则恶有身也，何忧患之有也。”这里所言之“存身”就是执“有”，“反未生”、“恶有身”即是遣“有”，遣之则无忧患也。韦节进一步指出：“道无体无为而无不为，故最为天地人物之上首，物有显然则不通，得道以通之。”即是说，道虽“无”，但却能通贯万物：“有”虽显迹，但却执滞难通。因此，遣有、贵无成为理所当然的结论。然而，这种遣有、贵无是一个非人为的自然过程。“凡物云云皆自然，而无有其主使其然者也。而迷惑之徒谓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与人，因相传授，岂不大惑哉。”

其次，韦节认为道本虚无，自然而无为，“有”、“无”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无”也应遣。真正观道正法应是“无法无观”，有无俱遣。“道法当何所观哉！直以无法无观，自然自冥耳。”遣无就是要做到没有任何欲望分别，安于当下现状，自足适性。“夫无为者，无行无止，无去无来，无生无死，变化淡然，安之于命。”

再次，韦节认为若心存遣有、遣无之念，仍是一种心执，只有心无念起，方与道符。韦节在《西升经注》中多次提及“勿令心有放逸”，而应使“心同于虚”的“无心”观道思想。因为“天无心顺物者，使万物各得其性，天下莫不归之以为主也”。“有心”就会“有意”、“有存”；“无心”则融通万物而无所不知：“夫有心有意则有所存，故患害生焉。若我无心则无所知，又何患哉！”“有成必有毁，无成则无毁，自然之常道也。是以圣人虽成不成，故能无时而不成也。夫天地无心故能常照三光。无心故无明冥。圣人无心故能长成也。”既然天地、圣人无心而成，故人“当遣存神之心，淡泊志于无为。”

最后，韦节在心无念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心”契道的彻底解脱观。“知道体不可以有心期，故复损机以至空，损空以至无，然后能飞仙矣。仙者无生无死之名也。夫真人者，通古今，等变化，与万物同体，与造化同生，故能无时而不生，无往而非可，乘虚履空、贯金穿石，何足为难矣。”由此可知，韦节认为只有通过“复损机以至空，损空以至无”的“双损”，方可入此仙境。“双损”的关键又在于保持一颗平常心，在于对一切的“无知”和淡“忘”。“大智之士以百姓心为心，故曰无思无虑之变也。”“百姓心”即平常心，意在心如“死灰枯木”、“意死寂然”，因而也就无知于万物。“我都无知，故能归一反于自然也。”淡“忘”即是外忘万物，内忘一身。“外忘闻见则视听之欲绝，内忘心口则言食之欲灭，内外绝灭然后能淡泊寂然，复归于无物也。”“所在皆忘，故能所在皆存。”韦节认为若能做到既无知又相忘，则同于道矣，即“上不知下，下不知上，上下相忘，乃为道治也。”

结束语

重玄学虽然盛行于隋唐，但从南北朝重玄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无论是陶弘景的双玄、双空观，还是韦节的双损观，都已道出了遣有、遣无，以致无遣的重玄学真谛，奠定了后世重玄学的基本基调。尤其是韦节遣有遣无，心无念起直至无心契道的重玄之理趣，已经使得道教的本体论、修行观及解脱论圆融而无碍。诚如卢国龙在《中国重玄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及北魏、北周之际韦节入道，大事著述，北朝道教阐发义理之风乃蔚为大观。”韦节确实“是继寇谦之之后，在北方通过传注道经道书的形式以士族文化改造道教、并使北朝道教在吸收南朝道教经法的基础上取得发展的重要人物。比较而言，北朝道教之有韦节，犹南朝道教之有陶弘景。”⑧

南北朝道教重玄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道教外在的肉体成仙变成内在的精神超越，将美丽的仙界天国虚化为即世间的绝对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南北朝重玄学通过其特殊思维方式，遣境忘心，外内俱遣，使人进入一种空灵静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一种超然境界。这种兼忘物我、超越生死、在尘而不染的重玄之境界，“不只是一份心灵的自由，而同时也是一种宗教的寄托，因为它既超越了尘俗生活的种种计较与烦恼，也超越了生死、寿夭的磨难与牵绊。于是精神有了永恒的依托，灵魂有了最终的安顿。”⑨

注：

①《道藏》第１４册，３４１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１９８８。

②《道藏》第１３册，３６１页。

③《道藏》第１３册，４０７页。

④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５２页，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⑤胡道静等，《道藏要籍选刊》第四册，６４５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⑥《道藏》第５册，５３８页。

⑦《道藏》第１４册，５７３页。以下《西升经注》引文注略。

⑧卢国龙：《中国重玄学》，９９、１００页，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

⑨若水：《〈庄子〉与道教重玄学》，载《中国道教》２００１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