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醮仪、崇道、术士、历算家和十一曜的传播

目前“十一曜”一词见于史籍的最早一则记载是宋代王溥(922-982)《五代会要》卷十八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司天台的上奏：“奉中书门下牒，令 逐年中送史馆《十一曜细行历》并周天行度祥变等。”[44]从这条记载来看，当时民间似乎已有专门推算十一曜行度的方法，只是在官方正式的书目中尚未收 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成集》卷九中有一通《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中提到了“月孛”：“今复大游、四神，方在雍秦之野；小游、天一，仍临梁蜀之乡。地一 次於坤宫，月孛行於井宿。”[45]在同卷接下来的《罗天中级三皇醮词》、《罗天醮太一词》、《罗天醮岳渎词》、《罗天普告词》、《罗天醮众神词》、《蜀 王本命醮葛仙化词》等六通醮词中描述了相同的“天象”。这7通醮词中提到的“大游”、“四神”、“小游”、“天一”、“地一”等都属于古代帝王祭祀系统中 的“太一神坛”十神中的5位，属于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而不属于太一十神系列的月孛，也单独出现在这儿通罗天醮词中，说明月孛在唐末五代之际已经成了道教 罗天大醮仪式中天神之一了。但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整齐的十一曜星神体系，还不得而知。

前蜀主王建于大顺二年(891)担任西川节度使。根据《李延福为蜀王修罗天醮词》中“数千里之山河，周旋六镇；十七年之临抚，宰制一方”一句，可知这场罗 天大醮作于王建主政蜀地的第17个年头，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通过笔者验算，月孛[46]在907年的4月1日到12月26日之间运行在井宿的范 围内，与醮词中“月孛行于井宿”的说法完全吻合。这说明杜光庭本人或他身边的术有能力推算月孛的行度，或者说，当时像“月孛行度表”、“太一诸神所临方位 表”这样的占星手册是存在的。朱温在该年四月代唐建立后梁，王建在该年九月称帝建立前蜀，所以醮词中“臣允承天泽，长奉唐年，享椿松延广之龄，竭金石忠贞 之节”的说法也就落空了，据此可进一步推断这场罗天大醮当作于907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根据古代分野理论，井宿对应益州，当年为恶曜月孛所临，所以蜀主 要采取相应的祈禳措施。

现在看来，大约到唐代末年，月孛已经继承了计都的天文本义而独立成为月球轨道远地点的代称，并进入罗天大醮的天神体系。此时罗睺保持着原来的含义，计都大 概因为让位于月孛而成了另一个黄白交点的名称。从杜光庭撰写的不少九曜醮词来看，罗睺、计都也已经进入了道教的天神行列。

那么紫炁是如何成为十一曜中的一曜的呢？紫炁这一曜的名称与罗睺、计都完全不同，具有明确的本土道教文化特点。王钦若在《罗天大醮仪》中定下的紫炁、月孛 名号之前分别被冠以天一、太一的尊号。天一和月孛并列出现在杜光庭907年的罗天醮词中。太一和天一又是自唐代兴起的“九宫贵神”中的两位天神名号。对 “太一十神”和“九宫贵神”的祭奠都是具有浓郁道教色彩的祭祀活动。所以，笔者推断，紫炁也是大致在唐末、五代之际由术士们引入到道教天神体系中去的。因 为紫炁被称作闰余，而在对太一的推算中，闰余是个关键的中间推算结果。这从后世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对“太一推法”的介绍中可见一斑：“置积年减一， 以岁实乗之，得数满朔实去之，其不满朔实者，则是减一内之日，谓之闰余。仍置岁实所乗之数，减闰余，此本年天正朔前之积日也。以纪法约之，知其末日甲子， 加入本年所求之日，是为积日。在正以后之月，每月加一朔实、一月闰于闰余之内。”[47]既然术士们对闰余也就是紫炁的推算是熟悉的，加之中唐以来密教星 占术的流行也使得九曜星名学变得相当普及，这让术士们能够较方便地把九曜星命学改造成十一曜星命学。

但是，在五代到北宋初年间，十一曜星神崇拜应该还没有大范围流行。敦煌卷子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中还只用九曜注历，其“九曜歌咏 法”的罗睺歌为：“罗睺此二字，闻名心胆惊，但虑诸般祸，修禳方始停。”[48]十一曜的真正流行要到宋真宗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起大规模崇道之 后。这一点从星神画像的构图演变中也可知一斑。在苏州瑞光寺塔内纳藏的真宗景德二年(1005)皮纸印本《大随求陀罗尼》中围绕佛祖的仍旧是九曜、黄道十 二宫和二十八宿，[49]此后十一曜题材的星神画像明显增多。两宋之际邓椿的《画继》卷八中著录有“孙太古《十一曜图》”。[50]孙太古即孙知微，为太 宗(939-997)、真宗(998-1022)时人，史称其“知书，通《论语》、黄老学，善杂画”。[51]宋范镇(1007-1087)《东斋记事》 卷四中也记载了孙知微事迹。[52]另外，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三中提到一位北宋中期长沙人武洞清“工画佛道人物，特为精妙，有《杂功德》、《十一 曜》、《二十八宿》、《十二真人》等像传于世”。[53]可见在宋代星神画像中，十一曜是很流行的题材。

以上分析和论述说明，十一曜概念的形成和扩散与道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十三“帝王部尚黄老第一”节中提到北魏寇谦之，说他“算十一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54]但查《魏书》可知原文是“算七曜，有所不了”。[55]北魏时期尚无十一曜的说法，这一改动从细微处折射出当时道家对十一曜的偏爱。

无论是官方的祭祀还是民间的咒术，背后都需要历术的支撑。古代官方的天文机构和民间的术上士群体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十一曜行度的推算中，日月五星的推 算相对常见，四个隐曜的推算则需要较深的历算知识。宋代曾公亮(999-1078)等在《武经总要》后集卷二十“六壬用禽法”中提到：“审天上十一曜在何 宫宿，而时下临何宿”。[56]《武经总要》后集二十卷的最后五卷是由时任司天少监的杨惟德负责编撰的。杨惟德是著名的1054年超新星的记述者，并另撰 有《景祐遁甲符应经》三卷、《景祐六壬神定经》十卷，是一位具有道教背景的专业天文历算家，他完全有能力推算十一曜行度。实际上，《梵天火罗九曜》和《七 曜禳灾诀》中的证据表明，推算白道和黄道的升降交点和月球轨道的远地点在当时已经不是难题。

杨惟德之后又一位高明的道教天文学家要数宋朝宗室、元代全真教道士赵友钦(1271-约1335)了。他在《革象新书》卷三“目轮分视”一节中对四余的迟 疾行度顺逆等作了详细的描述。由于赵友钦精通历算，所以对四余行度的描述又比其他道家人物的介绍更为精致并具有数理特征：

罗睺、计都、月孛、紫炁，每日所行均平，并无迟疾。夫罗睺、计都者，是从月交黄道而求月交之终始，该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四秒，历二十七日二十一分二 十二秒二十四毫，罗、计于其间各逆行一度四十六分三十秒，以此数并月行交终之度，即黄道周天之度也。罗、计渐移十八年有余，而周天交初复在旧躔。夫月孛 者，是从月之盈缩而求，盈缩一转，该二十七日五十五分四十六秒，月行三百六十八度三十七分四秒半，孛行三度一十一分四十秒半，以黄道周天之度并孛行数，即 月行数也，大约六十二年而七周天。太阴最迟之处与其同躔。夫紫炁者，起于闰法，约二十八年而周天。《授时历》以一十日八十七分五十三秒八十四毫为岁之闰。 [57]

赵友钦以上这段叙述也可以看成是给出了四余的标准定义。罗睺、计都和月孛虽然称作隐曜，但它们的天文含义是较为明确并好把握的，紫炁和闰月的安插有关，它 的天文含义在几何意义上不明确，可作代数上的解释。所谓一岁之闰就是一个回归年(阳历年)和12个朔望月组成的阴历年之间的天数之差。每一次阴历过年，都 比阳历过年提前10天多，过大约28年之后阴历年和阳历年又差不多同时过了，这就是紫炁周期。

到了明代，四余摆脱了此前大多出现在道家经典、星命之书中的民间地位，终登大雅之堂，成为官方历法《大统历》中的正式推算项目。《明史•历志六》载有“步 四余”一术，有“推四余入各宿次初末度积日”、“推四余初末度积日所入月日”、“推四余每日行度”、“推四余交宫”等项目。[58]这一从民间到官方的地 位转变，可以看成是四余概念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汉化的结果。但同时也引发了明清两代学者围绕四余存废问题的争论，并因此而在清初酿成“历狱”，这已经成为一 个颇受关注的社会天文学史话题了。[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