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仕铎学术深受道教医学影响，而他的临床经验也神奇有效，至今为中医界所重视。深入研究他的医学思想，将进一步揭示道教与医学的密切联系及其现代价值。本文主要探讨道教思想对陈士铎医学及命门水火理论的影响，及其与医药临床的结合特点。

一、陈仕铎医学的道教医学影响及其神奇疗效

清初名医陈士铎，约生于天启年间(1605-1627)，卒于康熙年间，学医得自家传。在《辨证奇闻》之“凡例”中称“祖父素数妤方书，遗有家传秘本”；而且颇受当地医风影响，“吾越多隐君子，颇喜谈医”(同上)。更重要的是，他“壮游五岳，每逢异人，传刀圭之书颇富”(同上)，广泛吸收道教医学的精华。如《本草从新•巨胜子》中自谓南岳道士传其“延景丸”，“此方不寒不热，实延龄妙法”。当然，对他影响最深的异人当属在“燕市”所遇之“二老者”。据山西中医药研究所何高民先生所考，这“二老者”即是当时道教医家傅青主、傅眉父子(一般认为陈氏医学为傅氏所传，学界也有不同观点，此处不予讨论)。他的传世六部著作(《外经微言》、《辨证玉函》、《石室秘录》、《洞天奥旨》、《辨证录》亦称《辨证奇闻》、《本草新编》)多托称古人，用方用量怪异，故不为正统中医学界人士所重；但他的临床经验常被许多医家作为无奈之下的最后解决手段，往往能绝处逢生，而显现出其价值。如上海名中医裘沛然在“瘦因吟过万山归——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中叙述：“我曾治疗一个患赤白痢疾病者，用方已尽，可是均无效果。病人神情困惫，已臻危殆。无可奈何中试用了一张《石室秘录》药味分量配伍奇特的方子……不料服后次日泻痢次数减半，又服一剂而病全除。《石室秘录》是托名天师、雷公、张机、华佗等合著的一本妄诞之书，我平素所不齿，今用此方竟如其书所说‘一剂即止，二剂全安，可用饮食’的奇妙效果。”

二、陈士铎对命门学说的继承以及道教思想影响

明后期成熟的命门水火理论是在道教炼丹术影响下的产物，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至今仍在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陈士铎离这一理论形成的年代不远，也重视道教思想与医学的融通，对该学说颇多阐发而重于临床，对命门水火理论的运用十分广泛并取得非凡的成就。

陈士铎的命门水火学术观点继承明温补诸家的观点，以道教思想贯穿其中并有所阐发。在理论著作《外经微言》中，阐述了他的命门水火观点。从他的命门水火叙述中，可见到他对各家的继承，尤其是对赵献可，如名医干祖望干脆就说陈氏是“宗赵养葵的”，还可看出他的观点与道教思想的交融：

1.关于命门所处部位与形态一直是学术界所争论的焦点，陈仕铎对此也取肾命门的观点，但稍有差别。在“命门真火篇”中少师曰：命门居水火中，属水乎？属火乎？岐伯曰：命门，火也。无形有气，居两肾之间，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命门经主篇”岐伯曰：肾中之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也。宜以肾中之命门为主也。“小心真主篇”为当曰：命门为十二官之主寄于何脏？岐伯曰：七节之旁中有小心，小心即命门也。为当曰：鬲盲之上，中有父母，非小心之谓欤。岐伯曰：鬲盲之上，中有父母者，言三焦包络也，非言小心也。小心在心之下，肾之中。陈士铎曰：小心在心肾之中，乃阴阳之中也。阴无阳气则火不生，阳无阴气则水不长。世人错认小心在鬲盲之上，此命门。真主不明也，谁知小心即命门哉。从上述引文中可知，在这里陈士铎的命门位置有四个：一是“两肾之间”(赵献可说)；二“居于肾”；三“心之下，肾之中”；四“七节之旁”之“小心”。(《难经》说，赵献可引述过)其中，差异较大的是“小心”，但他又注释说小心在心肾之中。这种说法其实是陈士铎为了调和经旨与时人观点之矛盾而发的。他的位置特点就是把命门位置定位在以心之下，两肾之间的范围之内。并引道教人物广成子之语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神，恍恍惚惚，其中有气；亦之命门也。可见陈氏对命门位置认识讲求实用，并主张要通过道教修炼内在体验来认知。更多地，他主要强调命门水火的重要，特别是命火的重要。

2.陈仕铎在命门的生理功能和作用上，认为丹鼎修炼之河车路即任督二脉是先后天之气升降相交的通道，所谓先天之气就是命门水火的功能，也可指命门真火，体现了医道一家的观念。他认为：“且命门居于肾，通于任督，更与丹田神室相接。存神于丹田，所以温命门也。守气于神室，所以养命门也。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在“三关升降篇”中进一步说“三关者河车之关也，上玉枕，中肾脊，下尾闾”，而“命门……水火之中实藏先天之气，脾胃之气后天之气也，先天之气不交于后天之气则先天之气不长，后天之气不交于先天之气则后天之气不化，二气必昼夜交而后生生不息也。然而后天之气必得先天之气交而后生，而先天之气必由下而上，升降诸脾胃以分散于各脏腑。三关者先天之气所行之径道也”。至于“气旺则升降无碍，气衰则阻，阻则人病矣”，则解决“气衰”的方法，就是要“助命门之火，益肾阴之水，则气自旺矣”。这是养生祛病之道。

3.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是命门之火维系生命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表现。陈仕铎对如何心肾交通问题，取张景岳子宫(胞胎)命门说(《类经附翼•求证录》)观点并予以改造，提出了胞胎别为一脏沟通心肾的观点。陈氏在《外经微言•藏腑阐微篇》中提出五脏之外的胞胎因其位置“处水火之歧”如“肾中有火亦水火之歧”一样，并且由于“胞胎上系心，下连肾，往来心肾，接续于水火之际，可名为火，亦可名为水，非水火之正也”。它的功能与五脏等同“胞胎处水火之两歧，心肾之交，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男女无此系，则水火不交”。并且，男女各有之，“胞胎之系，上出于心之膜隔，下连两肾，此男女之同也”。从而提出了水火心肾二脏经胞胎通道进行交通的新见解。如果说张景岳直接采用《内景经》“丹田之中精气微……玉房(即胞胎)之中神门户”的说法，那么陈士铎的观点则是此说的进一步发挥。在《救母篇》中，他说：“心肾无咎不交者也。心肾之交接，责在胞胎，亦责在肝胆也。肝胆气郁，胞胎上交肝胆，不上交于心，则肾之气亦不交于心矣。心肾之气不交，各脏腑之气抑塞不通，肝克脾，胆克胃，脾胃受克，失其生化之司，何能资于心肾乎？水火未济，肝胆之气愈郁矣。肝胆久郁，反现假旺之象，外若盛内实虚。肾因子虚转去相济涸水，而郁火焚之，木安有余波以下泄乎？此木郁所以水闭也。”即用胞胎沟通心肾说以阐明心肾不交之病理。

4.陈士铎总结了前人命门水火理论，将其作为解决临床出发点的同时，也为丹道修炼、养生提了供理论依据。如《命根养生篇》中，广成子谓：抱神以静者，正抱心而同寂也。伯高曰：夫精者，非肾中之水乎，水性主动，心之不寂者，不出于肾之不静乎？岐伯曰：肾水之中，有真火在焉。水欲下而火欲升，此精之所以不静也。精一动而心摇摇矣。然而制精之小动，仍在心之寂也。伯高曰：吾心寂矣，肾之精欲动奈何？岐伯曰：水火原相须也，无火则水不安，无水则火亦不安。制心而精动者，由于肾水之涸也。补先天之水以济心，则精不动而心易寂矣。又作出总结：“精出于水，亦出于水中之火也。精动由于火动，火不动则特安能摇乎？可见精动由于心动也，心动之极则水火俱动矣。故安心为利精之法也。”指出了肾中之水乃先天之水，水来源于精以及与精动与火动之间的统一，养“精”的方法在于“安心”而已。这与“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观点互为补充。

三、陈仕铎道教医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对命门水火学说的探讨实际上是为临床实践寻找理论依据，陈仕铎的贡献主要在于实践上的广泛运用并取得非常好的疗效。药物治疗的意义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方剂和药物之中，赵献可以八珍补火，六味补水；张景岳注重补阴，发展出了左归丸、右归丸。陈仕铎从命门水火出发，在方剂上有大量创制，著名方剂有引火汤等。他还以这一理论分析单味药之水火阴阳性质，作为组方用药的根据。这些正是陈士铎经验独到之处。施洪耀医师对《辨证奇闻》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举100则验案。他总结说：“余细读静思，观其辨证深刻，用药奇特，采取先后天并调，隔二隔三之治法。临证施之，深信其效其佳。一病人劳损虚怯，喘嗽不宁，渐至喑哑，气息低沉，恙延日久，百药罔效。余诊之，忽思助音汤，士铎方也，投之二剂而喘少平，四剂而嗽少止，再服而声出矣!足见其术之神妙。嗣后，每于疑难之症：择用士铎之方，常能收已败之功，克奏将坏之绩，诚为可法可传之作，济世寿物之宝，对吾侪后人启示良深其言“采取先后天并调”贴切地反映了陈氏之重命门水火的学术特点。

兹举《辨证奇闻》之引火汤为例，方药组成：熟地3两、巴戟天1两、茯苓5钱、麦冬1两、北五味2钱。方解：方用熟地为君，大补其肾水，麦冬、五味为佐，重滋其肺金，金水相资，子母原有滂沱之乐，水旺足以制火矣；又加入巴戟之温，则水火既济，水趋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随之势；更增之茯苓之前导，则水火同趋，而共安于肾宫，不啻有琴瑟之和谐矣，何必用桂附大热之药，以引火归源乎？夫桂附为引火归源之圣药，胡为弃而不用？不知此等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乃沸腾，今补水而仍有用大热之药，虽曰引火于一时，毕竟耗水于日后。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能补水，则肾中无干燥之虞，而咽喉有清肃之益，此巴戟天所以胜桂附也。

在近年出版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傅山引火汤(即上述之引火汤)之运用颇有特色。李方以九地(即九制熟地)、盐巴戟肉、天麦冬、云苓、五味子为主加减使用。从其在本书中的病例来看，本方治疗范围以从原来用以治疗喉症，扩大到用以治疗龙雷之火上硏种种上热见证，如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鼻衄、卒中前兆、三消重症等。

陈氏根据临床经验，引命门水火概念分析中药，对药物性能、功用的认识多有发挥，以下从《本草从新》中摘录数则以窥其特色：

1.巴戟天：补水火之不足，益心肾之有余，实补药之翘楚也。用之可以“补其火，而又不烁其水”，而无用附子、肉桂温补命门太热之过。

2.元参(玄参)微寒之品，善散浮游之火，退胃肾之火，既不损胃，又且滋阴，但须多用，不妨一两以用至五六两。因为元参解下焦之火，非多用不能成功。又阐释元参与肉桂共用之理，用元参以降火，随用肉桂以安火，大用元参而少用肉桂，或佐以纯补真阴之药，自然火得水以相制，火得水而潜藏，又何至再为浮游哉。

3.泽泻善泻肾中之邪火，泻邪火，即所以补真水也。用之于五苓散中，逐邪火而存真水，火去乃水自升，水升乃津液自润，而灌注于肾宫。用于六味丸中，乃泻中有补。如肾中无火，故用八味地黄丸，于水中补火，泽泻性既利水，而泻中又复有补，引火下行泻火之有余，而不损火之不足，辅桂、附以成其既济之功。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陈士铎虽非道门中人，论医用药却完全是道教医家特色，他对命门理论的贡献使这一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他把命门水火理论运用于养生与临床实践，并且卓有成效。他在方药上的创新，如引火汤是温补名方八味丸的重要发展，至今在临床上被有效地使用。

注：

①施洪耀：《辨证奇闻评注》，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②陈士铎撰：《辨证奇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③李可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

④刘荣喜：《陈士铎<外经微言>医学思想探讨》，《中医文献杂志》，2004年第4期。

⑤许春波：《<本草新编>的学术特色》，《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11月版。

⑥虞陆祥、朱君华：《试谈陈士铎的学术特色》，《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7年第1期    作者：何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