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末天柱观的重建及其在吴越的影响

天柱观的重建始于乾宁二年(895)，建成于光化三年(900)，前后长达六年。《天柱观记》记载其重建的重点首先是选好宫观的基础与方位。邓牧《洞霄图志》称“钱武肃王与闾丘先生相度山势，复改为甲向，今宫基是”(17)；又称“乾宁二年，与先生相度地理，改观基为甲向，营建一新”(18)；“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有三峰两乳，兼许迈先生丹灶，遗迹犹存。遂乃添低作平，减高为下，改为甲向”(19)。此次修复或新建的建筑还包括：

草堂，钱氏所创，唐昭宗景福二年，武肃王表以居闾丘先生，既而旬旦入山问道，每三元开坛授法箓，号上清坛，御史中丞罗隐皆入室者也。堂外环列云房，为门人弟子栖息之所。朝暮入室，退即闭关下帷。或持经，或论道，或炼神修真，各有所至。今道院上清流派所自出也。(20)

虚皇坛，在正殿前。旧志云：唐景福二年，钱武肃王按当时仪式，叠甃开坛，请闾丘先生三元奏箓于此。(21)

草堂是宫观重修前的临时建筑，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闾丘方远在此开坛授箓，“号上清坛”，因此闾丘方远法派被称为上清院，形成天柱观三院中最后一院。所谓“御史中丞罗隐皆入室者也”，有罗隐《题玄同先生草堂三首》为证。虚皇坛也是宫观建好前的临时建筑，但作用与草堂时期相同，皆为“开坛授法箓”。此外还有：

唐朝杉，在洞霄宫外，凡二。耆老传云：唐昭宗景福二年，闾丘先生自天台山以盂移植于此。围二丈，高三十余丈，叶虽凋减，而枝益坚。或图之以为屏障。(22)

这棵杉树不是普通之树，而具有法派传承的象征意义，象征着闾丘方远教团来自天台山的正统法脉，这种做法可能学自天台山的佛教教团。此外，新建的建筑包括玄同桥、三池、聚仙亭、抚掌泉等等，详见《洞霄图志》各卷，此处不一一例举。光化二年(899)，整个宫观修建完毕后，钱镠“遂录画图，封章上进”，唐昭宗亦下诏敕钱镠：

敕钱镠省所奏进《重修建天柱观图》一面，事具悉。我国家袭庆仙源，游神道域。普天之下，灵迹甚多。然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况兹幽邃，岂暇修营。卿考一境图经，知列圣崇奉，亲临胜概，重葺仙居，仍选精悫之流，虔备焚修之礼，冀承元贶，来祐昌期。岂唯观好事之方，抑亦验爱君之节，既陈章奏，披玩再三，嘉叹无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⑧

可见重修完成之后，钱镠曾绘天柱观图进奏唐朝皇帝，并得到唐朝廷褒奖。天柱观亦因此奠定了作为吴越境内最重要道观的地位。

与闾丘方远同时来到天柱观并依附钱镠的，还有来自北方中原的道士郑章(亦作郑玄章、郑茂章等)。《天柱观记》称：

其次毕法道士郑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岳。元机契合，负笈俱来。镠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师，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福既荐于宗祧，惠颇沾于军俗。寻发特表，蒙鸿恩继赐紫衣，焚修于此。

可见钱镠将郑章视为闾丘方远的副手，同样在三元八节等斋醮活动中为国焚修，并因功得赐金紫。北宋唐子霞《大涤洞天真境录》有对郑章的记载，其文为：

精思院，盖冲素先生郑元章所居。先生常斋居危坐，纤介不入。《南华》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其所以感动天上仙人，时降芝軿。属云霁月白之夕，惟弟子窥(窬)得听其论，则世莫得闻也。精思院，在杭州洞霄宫。(24)

邓牧《洞霄图志》亦记载：

郑元章，字博文。幼号神童，十五岁辞亲学道，依真系大师李归。李特为建星坛，授上清毕法，精修不倦。景福二年(893)，与元同先生同居天柱山精思院，武肃王因命入开元宫启建坛箓，门下受度弟子一百三十余人。王表奏朝廷云：启建日有彩云临坛，仙鹤五百余只，旋绕空中。昭宗赐紫衣，号“正一大师”、“冲素先生”。累乞归山，王亲驾送于郊外。至精思院，旬日间，忽沐浴端坐，语门人曰：“今洞庭使者，在此迎吾，吾当去矣。汝等精勤戒行，勿为诸恶。”翛然而逝。体柔如生，享年六十有八。王命府官缟素，葬于本山。(25)

郑章是来自北方中原的道士，其师为“真系大师李归”。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王屋山记》一卷，唐乾符三年(876)道士李归一撰”(26)。如果此处李归一与李归为同一人，则郑章可能来自王屋山。王屋山是道教第一洞天，符合“久栖名岳”的记载。而“武肃王因命入开元宫启建坛箓”，表明钱镠虽然修建了天柱观，但因这座道观位于余杭县，而不在杭州城内，因此开元宫便成为杭州城内的重要道观。郑章受命在开元宫开坛箓，前后度弟子达一百三十余人，因此钱镠亦向唐朝廷奏授其紫衣。

值得一提的是郑章与天柱观精思院的关系。后世洞霄宫有三院十八斋的组织结构，三院即东晋道士许迈的南陵院，武后时期道士朱法满的精思院以及闾丘方远的上清院。精思院是唐末重建前的天柱观的主院，重建完成后才被闾丘方远的上清院所取代。郑章似乎主管了精思院，“精思院，盖冲素先生郑元章所居”。直到闾丘方远去世后，郑章接替他成为吴越国道教界的头号人物。

闾丘方远教团除了得到钱镠本人的大力支持之外，也与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关系密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任镇海军节度掌书记的罗隐。罗隐是唐末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也是钱镠政权中最重要的文官，钱镠相当多的官方文书皆出自罗隐之手。而且本文所讨论的《天柱观记》很可能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有关他的研究极多，此处不展开讨论。罗隐师事闾丘方远，在《吴越备史》中有明确记载：

江东罗隐每就方远授子书，方远必瞑目而授，余无他论，门人夏隐言谓方远曰：“罗记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与之语？”方远曰：“隐才高性下，吾非授书，不欲及他事。”而隐亦尽师弟之礼。(27)

罗隐想跟随闾丘方远学习道法，而闾丘方远却“瞑目而授，余无他论”，大弟子夏隐认为这是怠慢之举，提醒闾丘方远罗隐是钱镠(上令公)的主要门客，不能怠慢。方远却说罗隐“才高性下”，当敬而远之。此处的“才高性下”可能是指罗隐恃才傲物的性格，他也因此触犯了很多人。不过，罗隐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尽师弟之礼”。闾丘方远与罗隐交往最直接的史料就是罗隐所作《题玄同先生草堂三首》，其文曰：

杳杳诸天路，苍苍大涤山。景舆留不得，毛节去应闲。相府旧知己，教门新启关。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

先生诀行日，曾奉数行书。意密寻难会，情深恨有余。石桥春暖后，勾漏药成初。珍重云间鹤，从来不定居。

常时忆讨论，历历事犹存。酒向余杭尽，云从大涤昏。往来无道侣，归去有台恩。自此玄言绝，长应闭洞门。(28)

玄同先生就是闾丘方远。第一首中的“相府旧知己”，指出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教门新启关”是对闾丘方远道法的高度评价，认为闾丘方远是教门的开创者，此处可能是指闾丘方远作为天台山道教嫡传的掌门人，来此天柱观开创新的派别。“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一语双关，既点出了闾丘方远整理《太平经》以及作《太平经钞》一事，又把闾丘方远比做拯救人间疾苦的救星，这与闾丘方远在吴越进行大量道教斋醮活动，为国为民祈福相符合。第二首“先生诀行日，曾奉数行书”，点出曾从闾丘方远学道的经历。“意密寻难会”暗合前文论及的闾丘方远“瞑目而授，余无他论”的深意。“情深恨有余”似乎表明罗隐理解了闾丘方远的深意。“石桥春暖后，勾漏药成初。珍重云间鹤，从来不定居”，则表明闾丘方远已经仙逝，到勾漏采药成仙。第三首“常时忆讨论，历历事犹存”等句更带有浓浓的怀念之情。总之，从整组诗的用词感觉，此诗应作于闾丘方远去世之后，是一组缅怀诗。

闾丘方远与罗隐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宋高僧传》记载：“时僧正蕴让给慧纵横，两面之敌也。与闾丘方远先生、江东罗隐为莫逆之交也。”(29)蕴让给慧为两浙僧正，即吴越境内的佛教领袖。闾丘方远为吴越道教领袖，罗隐则为文坛领袖。《宋高僧传》称为“莫逆之交”，反映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罗隐还与闾丘方远的多名弟子有关系。罗隐《甲乙集》中多次提到程尊师和聂尊师，应该就是闾丘方远最有名的两位弟子，即程子霄(30)和聂师道(31)。沈汾《续仙传》称“广平程紫霄应召于秦宫，新安聂师道行教于吴国”(32)，是指闾丘方远的这两位弟子后来都离开闾丘方远而自立门户。程紫霄活动于北方后唐王朝，而聂师道则依附于南唐，都拥有众多弟子(33)。虽然二人与闾丘方远依附的政权不同，但却都以闾丘方远为榜样，依附于王侯门下，以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和道教。此外，罗隐还有一首《第五将军于余杭天柱宫入道因寄》诗，其文曰：

交梨火枣味何如？闻说苕川已卜居。瓦榼尚携京口酒，草堂应写颍阳书。亦知得意犹乘鹤，未必忘机便钓鱼。却恐武皇还望祀，软轮征入问玄虚。

罗隐另有《寄第五尊师》一首称：

苕溪烟月久因循，野鹤衣裘独茧纶。只说泊船无定处，不知携手是何人。朱黄拣日囚尸鬼，青白临时注脑神。欲访先生问经诀，世间难得自由身。(34)从第一首诗题目看是一位姓第五的将军来到天柱观入道，第二首诗中的“苕溪”就是流经天柱观的苕水。因此两诗中第五氏当为同一人。考钱镠手下将军并无第五姓者，但唐中央神策军中却有将领第五可范等人，这一家族有多人在晚唐神策军任职，诗中的第五将军很可能就来自神策军的第五家族中的某一位。此人可能于退隐后慕闾丘方远之名而入道天柱观。

总之，罗隐与闾丘方远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罗隐在其死后将其视为知己。同时罗隐与闾丘方远的多名弟子有来往，与天柱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闾丘方远结交这位钱镠幕府中最重要的文士，对于其教团在吴越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五代时期天柱观的继续发展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钱镠政权因其与临近的杨吴政权和南唐政权为敌，所以一直奉行“事大”的政策，即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迭，吴越均以中原各朝为正统，从后梁到北宋这一政策基本贯彻下去。朱温的后梁(907-923)建立之初，罗隐曾劝钱镠伐后梁，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35)罗氏此说表达了对唐朝之忠心，但此时后梁与钱镠的吴越都以杨吴政权为共同的敌人，两国实为军事同盟关系，因此钱镠从实际出发，不仅不讨伐后梁，反而主动向其称臣。而此时钱镠也并未因闾丘方远的去世而减少对天柱观的支持。后梁建立的当年，即开平元年(907)九月，钱镠便以吴越国王的名义向后梁朝廷为郑章(即郑玄章)、夏隐言两位天柱观道士申请师号和紫衣。《旧五代史》记载：

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玄章。隐言赐紫衣。(36)

《吴越备史》亦有与此相对应的记载：

(开平元年)九月……赐道士郑章号，名“玄章”、又赐号“贞一大师”；夏隐言赐紫。并从王请也。(37)

这份申请奏文以浙西的名义发出，而《吴越备史》则明确称是“并从王请也”，从中可见钱镠对天柱观两位道士的重视。郑章的职位是“道门威仪”，王永平先生认为，“唐政府设有全国性的道官和地区性的道官——道门威仪”，并且“唐政府对各级道门威仪的选拔是较为严格和慎重的。他们大多是道教界的头面人物”(38)。奏文既然以“浙西”二字开头，那么此处的“道门威仪”，当指管理整个浙西道教的道门威仪，也就是吴越境内最高的道官职位，此处也可见郑章在闾丘方远死后已经接替他成为吴越国的首要道士。《天柱观记》记载郑章“蒙鸿恩，继赐紫衣”，即被唐昭宗“赐紫衣”。而后梁王朝又进一步授予其“贞一大师”的名号，还赐法名“玄章”。夏隐言作为闾丘方远的首席弟子，是闾丘方远天柱观上清院法脉的嫡系传人，但由于他比郑章晚一辈，因此他是以吴越国道教界第二号人物获赐紫衣。另外，从时间上看，二人是与“衣锦军神祠”同时并封，衣锦军(临安县)是钱镠的发迹之地，“衣锦军神祠”或者“崇福侯”就是保卫临安县的城隍神。而吴越奏文中二人得以加封的原因是“焚修精志，妙达希夷”，这与《天柱观记》中反复提到的斋醮仪式相吻合，与“衣锦军神祠”保一方平安的实际作用相一致，钱镠最看重的就是道士为其吴越国举行斋醮仪式，保佑其政权长久的作用。

后梁乾化三年(913)七月，天柱观再次得到封赐。《洞霄图志》记载郭文“封灵曜真君”；许迈“封归一真君”(39)。郭文、许迈均是东晋人，在《晋书》中各有专传，两人是最早在天柱观一带活动的著名道士，唐宋以后被视为天柱观(宋改洞霄宫)的开山鼻祖。此次二人被加封“真君”，既是以官方形式对天柱观历史地位的确认，同时对天柱观在吴越地区乃至在全国道教界地位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次封赐的幕后推手无疑仍是吴越王钱镠。

五代时期，天柱观自身的宫观设施也在不断完善。《洞霄图志》记载：“廨院二所，一在余杭县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名天柱廨院，宋咸淳年间重修，门前有梓林，夏日阴翳可爱，在三门东偏。”(40)廨院是佛道寺观负责接待等事务之分院。此院建于钱镠去世后的第二年，地点在距离余杭县城不足半里的苕溪之上，来访天柱观的各色人物大部分由杭州而来，经余杭运河到达余杭县城，再由余杭县城到达天柱观，苕溪是由余杭县城到天柱观的水路捷径，且此处风景优美，能使到访之客“心憩”，因此建于此处最为适宜，最能达到送往迎来之目的。这一廨院是在重修天柱观后大约35年完成的，表明了天柱观宫观建筑的进一步完善。

后唐清泰二年(935)，继位不久的吴越王钱元瓘为其父重建用于追福的开元宫。史载：“秋七月甲辰，西方庆云见。重建开元宫，追福于先王也。”(41)一年之后，即清泰三年，宫观建成。元代任士林《杭州路开元宫碑铭》记载：

乾符五年戊戌(878)，巢贼犯城，酒雨弗降，遂毁。越五十有九年，是为清泰三年(936)，吴越文穆王复新而广之，介成之三元大师夏隐言，铭载之节度掌书记林鼎，主之经文大德师樊德隆也。(42)

有关闾丘方远的继承人夏隐言，史料中没有完整的传记。而且整个五代宋初的天柱观，史料也非常零散缺乏，因此这条记载显得极为珍贵。从此碑可知夏隐言在闾丘方远去世后30多年尚在人间，且被钱氏尊为“三元大师”。梁开平元年(907)时夏隐言完成了第一步赐紫，至此已完成第二步赐师号。“三元大师”这一师号令我们想起《天柱观记》及《洞霄图志》中反复出现的“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等文字，其师号可能反映的是与斋醮有关的三元八节，亦反映出钱氏政权最看重的正是天柱观道士通过斋醮活动保佑国运长久。这通碑的结尾出现了三位人物，因为开元宫是道教宫观，所以代表道教的“三元大师”夏隐言出现在第一位，代表宫方的节度掌书记林鼎和代表佛教的师樊德隆分列二、三位。此时郑章应当已经去世，因此夏隐言才会以吴越国道教头号人物的身份出现，而且这座开元宫是为先王钱镠重修，作为闾丘方远教团新一代传人的夏隐言主持这一仪式再合适不过。

从宋朝建立到钱氏纳土(960-978)，改朝换代的阵痛发生于天柱观。《洞霄图志》载：“钱氏纳土时，尝改天柱宫。”(43)则钱氏政权在归宋以前，曾有意抬高天柱观之地位，将其由观升格为宫。而宋廷则恰恰相反，与其兵权、财权收归中央之政策相一致，对刚刚归附的两浙地区寺观亦采取“中央集权”之政策。以天柱观为例，“道士朱韬光撰《箓坛记》，立石。文博义精，为时珍爱。自钱氏纳土，举高道，其石遂运至汴京”(44)。朱韬光撰《箓坛记》是为纪念闾丘方远初来天柱山传道时所居的草堂，碑文中必当歌颂钱镠重建之功，表达对钱氏政权之忠心。朱韬光立此精美碑文，当为闾丘方远的后传弟子，证明其法脉在宋初仍掌控天柱观。宋廷甚至还将唐代赐于天柱观的观田没收，南宋洪咨夔《平齋文集》亦载：“唐中叶，尝赐观庄田一所，国初，钱氏籍以归有司。”(45)表明天柱观的田产，作为吴越国土的一部分，如同战利品一般，归附宋朝管理。宋廷将《箓坛记》碑“运至汴京”、籍没唐代已赐之田产，无疑是打压天柱观作为两浙道教宫观中心的地位，减低其地方主义的影响，同时减少其对钱氏政权的忠诚。

总之，唐末来自天台山的闾丘方远教团与百废待兴的杭州天柱观相结合，在吴越国的中心稳稳地扎下根基，并为洞霄宫在两宋时期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五、结论

唐末五代的分裂和战乱，使道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一些著名道士和道教团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权势人物。而“五代十国的帝王，也因袭唐代的风气，崇信道教。他们在战火纷飞，自身朝不保夕的年代，尤寄希望于道教神灵庇祐，进行了许多崇道活动”(46)。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这一时期的道教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本文所讨论的唐末闾丘方远教团，源自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后传南岳天台一系。该教团因天台山遭到破坏而依附于吴越国王钱镠。钱镠此时正在为吴越国的建立而笼络各方人才，而闾丘方远教团则为其提供了进行“神道设教”的支持。天柱观位于余杭、临安两县的交界处，这一地点是钱镠的出生地，同时也是钱镠赖以起家的临安都所在地，在吴越国的重要性仅次于王国首都杭州城。钱镠的继任者对天柱观也始终给予支持。宋代天柱观的尊崇地位仍得以延续。宋真宗以举国之力编修《道藏》，天柱观即成为张君房等人编修《大宋天宫宝藏》的实际所在地，且事后因功而敕改洞霄宫。洞霄宫是宋仁宗朝所确立的进行斋醮投龙的20处名山洞府之一。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洞霄宫是首批新增十处提举宫观中的第一位。自此，两宋正副宰相兼任提举洞霄宫者前后达110位以上，因而成为宋朝宰相致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徽宗于政和二年(1112)赐洞霄宫三百道度牒并命大规模重修宫观。南宋定都杭州，洞霄宫的地位因而显得更加重要。宋高宗晚年还以太上皇之尊“临幸”洞霄宫。陆游称：“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他莫敢望。”(47)至元代，洞霄宫仍在较长时期保持了其特殊地位。元末洞霄宫一度毁于战火。直至明中叶以后，洞霄宫有组织的道教活动才较少见于史书。虽然天柱观(洞霄宫)早已荡然无存，但是自唐末开始，其在江南乃至在全国的重大影响曾经绵延了数百年之久，因此，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重新研究。

注释：

①有关唐末五代四川道教史的研究，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468页；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i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杜光庭(850—933)—中古中国末叶的皇家道士》)(Paris: 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coles，En vente, De Boccard, 1989)。

②周必大：《文忠集》卷165，《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8册，第781页。

③邓牧：《洞霄图志》卷6《天柱观记》，《丛书集成初编》，第3168册，第72页；另见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5页。

④参见沈汾：《续仙传》卷上《丰去奢》，《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第82页。释赞宁：《宋高僧传》卷9《唐杭州径山法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2页；释赞宁：《宋高僧传》卷12《唐杭州龙泉院文喜传》，第293页。

⑤孙夷中：《三洞修道仪》，《道藏》第32册，第166页。

⑥道教天台南岳宗的形成源于司马承祯从天台山来到南岳传教，之后经过司马承祯在南岳的传人薛季昌及其弟子等众多道士的努力，使颇具地域文化特点的南岳天台宗盛极一时，并形成了自己的传道世系，在唐代中后期道教界具有重要影响。主要道士有田虚应、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应夷节、叶藏质、左元泽等，闾丘方远、杜光庭是这一宗派在唐末五代的两位代表人物。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2卷，第401—404页；袁清湘：《徐灵府与上清派南岳天台系》，《中国道教》2009年第6期。

⑦沈汾：《续仙传》卷下，《道藏》第5册，第92—93页；也见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文字较《续仙传》有删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08—2509页。

⑧钱俨：《吴越备史》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22页。

⑨雷闻：《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以石刻材料为中心》，《敦煌学》第27辑，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2008年，第223—238页。

⑩有关闾丘方远的师承，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道径传授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8页；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403页。

(11)参见王明《太平经合校》前言中有关闾丘方远《太平经钞》之内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2)邓牧：《洞霄图志》卷6《天柱观记》，第72—74页。

(13)钱俨：《吴越备史》卷1《闾丘方远附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22页。

(14)钱俨：《吴越备史》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18页。

(15)钱俨：《吴越备史》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18页。

(16)沈汾：《续仙传》卷中，《道藏》第5册，第91页。

(17)(21)邓牧：《洞霄图志》卷1，第2，4页。

(18)邓牧：《洞霄图志》卷5《闾丘元同先生》，第44页。

(19)(23)邓牧：《洞霄图志》卷6《天柱观记》，第72，73页。

(20)邓牧：《洞霄图志》卷4，第30页。

(22)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6，《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166页。

(24)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10《冲素精素道全勤苦》引，《道藏》第32册，第303页。

(25)邓牧：《洞霄图志》卷5《郑冲素先生》，第44—45页。

(2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27)《吴越备史》卷1《闾丘方远附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22页。

(28)罗隐著，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页。

(29)赞宁：《宋高僧传》卷7《汉杭州龙兴寺宗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5页。

(30)罗隐所作与程紫霄有关诗有三首。第一首《寄程尊师》：“鹤信虽然到五湖，烟波迢递路崎岖。玉书分薄花生眼，金鼎功迟雪满须。三秀紫芝劳梦寐，一番红槿恨朝晡。未知朽败凡间骨，中授先生指教无？”第二首《送程尊师东游有寄》：“华盖峰前拟卜耕，主人无奈又闲行。且凭鹤驾寻沧海，又恐犀轩过赤城。绛简便应朝右弼，紫旄兼合见东卿。劝君莫忘归时节，芝似萤光处处生。”第三首《送程尊师之晋陵》：“栋间云出认行轩，郊外阴阴夏木繁。高道乍为张翰侣，使君兼是世龙孙。溪含句曲清连底，酒贳余杭绿满樽。莫见时危便乘兴，人来何处不桃源？”见于罗隐《甲乙集》(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136—140页)。

(31)罗隐所作与聂师道有关诗一首《寄聂尊师》：“欲芟荆棘种交梨，指画城中日恐迟。安得紫青磨镜石，与君闲处看荣衰。”见于罗隐《甲乙集》(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165页)。

(32)沈汾：《续仙传》卷下，《道藏》第5册，第92—93页。

(33)聂师道的最早传记见沈汾《续仙传》卷下《聂师道》，《道藏》第5册，第93—96页。

(34)罗隐：《甲乙集》，见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94、147页。

(3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76页。

(36)薛居正：《旧五代史》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页；另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94，北京：中华书局，第2344页。

(37)《吴越备史》卷1，《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1页。

(38)参见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121页。

(39)邓牧：《洞霄图志》卷5《灵曜郭真君》、《归一许真君》，第38—39页。

(40)邓牧：《洞霄图志》卷1《廨院》，第6页。

(41)钱俨：《吴越备史》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46页。

(42)任士林：《松乡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501页。

(43)邓牧：《洞霄图志》卷1《洞霄宫》，第2页。

(44)邓牧：《洞霄图志》卷4《草堂》，第30页。

(45)洪咨夔：《平齋文集》卷9，《四部丛刊续编》集部，第6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46)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376页。

(47)邓牧：《洞霄图志》卷6《洞霄宫碑》，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