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Study of the Tianzhu Temple in Hangzho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Jiangnan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Based on Qian liu's Tianzhu Temple Inscription Records

【作者简介】刘凯，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 杭州洞霄宫是宋代最著名的道观之一，尤其是在南宋时期曾被号称为“天下宫观之首”，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这座道观之所以能够在宋代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与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以及重修天柱观有关。文章以钱镠所撰《天柱观记》为中心，探讨了以钱镠为代表的吴越政权与闾丘方远教团的关系及其重振天柱观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唐末五代这一动荡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日 期】2013-09-05

【关 键 词】唐末五代、杭州天柱观、政教关系

唐朝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和分裂割据，使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呈现出南北不同的特点。北方中原地区因战乱较多，道士与道教团体面临着生存的困难，不少历史上有名的道观或道派因战火而衰败；而在南方则相对安宁，尤其是南方各国统治者大都重视道教，因而使道教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发展，其中尤以割据四川的前蜀和割据江浙的吴越国最为著称①。本文试图以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所撰《天柱观记》为中心，探讨唐末五代杭州等江南地区道教的生存处境和发展特点，并进一步揭示这一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唐代杭州天柱观与唐末钱镠《天柱观记》碑的由来

吴越国(907-978)是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割据政权之一，由杭州临安县人钱镠创建，以杭州为首府，拥有两浙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历三代五王，至978年纳土归宋，是五代十国中存在最久的政权。钱镠及其继任者采取保境安民、重农桑的政策，使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其对宗教也采取支持的政策，使佛、道二教都得到了重要发展。

杭州天柱观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其创建之初，仅为杭州余杭县一座普通的地方道观。至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朱法满、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等人先后在此进行过道教活动，但此观的影响力并未超出江南地区。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来此创建上清院派之后，天柱观才异军突起，开始成为在江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道观。北宋初期，天柱观改名为洞霄宫，从此不断得到宋廷的封赏，于是成为全国地位最显赫最重要的道观之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宋末元初。因此，唐末五代也是杭州天柱观发展最具转折意义的时期。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时为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调动军队开始为闾丘方远教团重建衰败已久的天柱观。新的天柱观于光化三年(900)最终建成，钱氏此时已经统一两浙，被唐朝封为彭城郡王，钱镠于是作《天柱观记》以记载其重建缘由及其经过。《天柱观记》近2000字，是历史上杭州天柱观(洞霄宫)碑文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碑刻。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宰相周必大游历洞霄宫时记录称：“众山之中一峰稍高者，天柱也。宫门立钱镠大碑，颇叙兴废。”②该碑矗立在宫观正门这一最紧要处，因此，周必大称之为“钱镠大碑”。

钱镠《天柱观记》在论及重建天柱观的原因时称：

此观创置之始，本对南方，后有朱法师相度地形，改为北向。虽依山势，偏侧洞门，其洞首阴背阳，作道宫而不可，致左右岗垄，与地势以相违，背洞门而不顺百灵，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观中寥落，难驻贤德，皆为尊殿背水激冲之所致也……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致道流困穷，二时而不办香灯，竟岁而全无醮阅。③

根据这段文字，钱镠重建之前的天柱观已极度衰败，“观中寥落，难驻贤德”，道士也无法进行基本的斋醮活动。钱镠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唐玄宗时著名道士朱法满将原本坐北朝南的道观改为坐南朝北所致，即因宫观的朝向位及风水的错误所造成的。然而，《天柱观记》亦称“普天之下，灵迹甚多，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即反映了唐末道教普遍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唐末连年战乱所致。黄巢起义军虽然于公元884年被镇压，但此后唐中央的权威更弱，天下纷乱已成定局。而本文所讨论的吴越地区，先为黄巢起义军占领，其后又为淮南高骈、浙西周宝等众多藩镇之间不断征战争夺，使吴越地区佛、道二教都遭到很大的破坏④。因此，唐末杭州天柱观衰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唐末战乱频仍所致。而唐末五代的这种时代特点，也决定了道教和佛教信徒往往只有依附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藩镇，才能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和维系宗教基本的生存。

二、《天柱观记》所见吴越王钱镠与道士闾丘方远的关系

从《天柱观记》可知，道士闾丘方远是钱镠重建天柱观这一历史事件中最关键性的人物。闾丘方远是舒州宿松县(今安徽宿松县)人，既是天台山南岳宗的传人，也是在唐末有重要影响的道教领袖人物，而他成为钱镠重建天柱观一事的主角，应与唐末天台山道教的极度衰败有关。北宋初孙夷中所撰《三洞修道仪》称：

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岿然独存者，唯亳州太清宫矣。次有北邙、阳台、阳辅、庆唐数观，尚有典刑。天台、衡湘、豫章、灊岳，不甚凌毁，山东即邻于扫地矣。⑤

引文中特别提及“天台、衡湘、豫章、灊岳”为摧颓最严重的四处道教中心。其中“天台”即天台山，而“衡湘”主要指南岳衡山，两地均是闾丘方远所属的天台南岳宗的本部⑥，可见，唐末天台山的“不甚凌毁”，应是闾丘方远率领其教团舍弃天台根本而投奔杭州钱氏政权的主要原因。《天柱观记》碑文中有多处涉及闾丘方远，其文称：

(1)乾宁二年(895)，镠……遂抗直表，上闻圣聪，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

(2)(镠)又续发荐章，奏闾丘君道业。圣上以仙源演庆，真派流辉，方瑶水以游神，复华胥而入梦。欲阐无为之教，欣闻有道之人，敕赐法号为“妙有大师”，兼加命服。虽寒栖带索之士，不尚宠荣，在法桥劝善之门，何妨显赫。

(3)妙有大师闾丘君，灵芝异禀，皓鹤标奇，诞德星躔，披霓灵洞。朝修虔恳，科戒精严，实紫府之表仪，乃清都之辅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游方有志，蹑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驻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

这几段文字主要是颂扬闾丘方远道业精深以及“为国焚修”的事迹，而闾丘方远还因为钱镠的推举而得到唐昭宗敕赐的“妙有大师”法号。其中“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这一记载，应是当时天柱观内部组织最具体的数字。而碑文亦指出钱氏支持闾丘方远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于“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碑文对闾丘方远的道业极尽赞美之辞，认为其出生地“天柱山”与驻修地“天柱观”在名称上也是一种神奇的巧合。

然而，碑文未提及闾丘方远的学道经历及其道法源流。而唐末五代沈汾所著的《续仙传》和北宋初年钱俨所著的《吴越备史》，是有关闾丘方远生平事迹最完整的记载。这两部书一为仙传，一为史书，内容可以相互补充。除此之外，元代邓牧的《洞霄图志》、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也有相关记载，但都直接依据了这两部书。鉴于二书对于闾丘方远研究的重要性，兹全文录之于下。《续仙传》云：

闾丘方远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辩慧，年十六，通经史。学《易》于庐山陈元晤。二十九，问大丹于香林左元泽。元泽奇之，谓方远曰：“子不闻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盖身从无为而生有为。今却反本，是曰无为。夫无为者，言无即著空，言有则成碍，执有无即成滞，但于有无一致，泯然无心，则庶几乎道？且释氏以此为禅宗，颜子以此为坐忘。《易》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归一揆。又《经》云：‘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证，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迈直可为真门之标表也。”方远稽首致谢而去，复诣仙都山隐真岩事刘处静，学修真出世之术。三十四岁，受法箓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真文秘诀，尽蒙付授。而方远守一行气之暇，笃好子史群书，每披卷必一览之，不遗于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贞白，吾之师友也。”铨《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钱塘彭城王钱镠深慕方远道德，访于余杭大涤洞，筑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征之，方远以天文推寻，秦地将欲荆榛，唐祚必当革易，侔之园绮，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诏褒异，就颁命服，俾耀玄风，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阐扬圣化，启发蒙昧，真灵事迹，显闻吴楚。由是从而学者，无远不至，弟子二百余人，会稽夏隐言、谯国戴隐虞、荥阳郑隐瑶、吴郡凌(陆)隐周、广陵盛隐林、武都章隐之，皆传道要而升堂奥者也。广平程紫霄应召于秦宫，新安聂师道行教于吴国，安定胡谦光、鲁国孔宗鲁十人，皆受思真炼神之妙旨。其余游于圣迹，藏于名山，不复得而记矣。天复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颜色怡畅，屈伸自遂，异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从俗葬，举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于大涤洞之傍白鹿山。复有道俗于仙都山及庐山累见之，自言：“我舍大涤洞，归隐灊山天柱源也。”⑦

而《吴越备史》则记载天祐三年(906)二月云：

是月丁酉，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卒。

方远其先齐人，婴之后也。父闰不仕，以文学节行称。方远幼辨慧，学于庐州道士陈玄悟，寻传法箓于天台主洞霄宫叶藏质。方远雅好儒学，每披卷得之，趋必曰：“葛稚川、陶隐居，俱吾之师友也。”诠《太平经》为十三篇。景福庚戌岁(890)，始居余杭大涤洞。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廵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王奏请赐紫，又敕赐号“玄同先生”。一日，王于城南楼，命方远图形，前一夕王梦方远驾鹤至，由是王益奇之。江东罗隐每就方远授子书，方远必瞑目而授，余无他论，门人夏隐言谓方远曰：“罗记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与之语？”方远曰：“隐才高性下，吾非授书，不欲及他事”。而隐亦尽师弟之礼。是日乃降圣节，前一日王使人以香花至，方远受讫，乃入斋中，作控鹤坐，怡然而逝。复有异香满室，王以夏隐言继其住持也。⑧

结合两段传记史料，闾丘方远为舒州宿松县人，其地有道教名山——天柱山。天柱山又被称为“天柱源”，或名潜山、霍山等等，汉武帝时期，曾是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南岳”⑨。闾丘方远自幼就生长在这个道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地方。他后来到与其家乡一江之隔的庐山跟随陈元晤学习道法。又师从于仙都山道士刘处静。仙都山位于浙东缙云县，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叶法善曾在此修炼。最后，闾丘方远来到著名道教圣地天台山，先后师从道士左元泽和叶藏质。这种转益多师的现象，反映的正是唐代道教法箓由低到高的传授过程。闾丘方远的师承大体出自南岳天台一系，并且是这一派在唐末最重要的代表人物⑩。而闾丘方远移徙杭州天柱观，则代表了道教南岳天台宗中心的转移。另外，两书都提及闾丘方远因编著《太平经钞》而“声名愈播于江淮间”。关于闾丘方远与钱镠首次接触，《续仙传》记载为“钱镠深慕方远道德，访于余杭大涤洞”；而《吴越备史》则记载为闾丘方远主动“谒王”，并将其过程描绘得颇具戏剧色彩。两书记载看似矛盾，实际上反映出闾丘方远与钱镠相互支持的事实。两书都提及重建天柱观及闾丘方远的主要道教活动，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讨。

天台山道教在唐朝后期一度达到鼎盛，尤其是高道辈出。闾丘方远和杜光庭作为唐末至五代前期两位最有影响的道教领袖，均与天台山道教有不解之缘，而且两人的道教事业也有不少可以比较的内容。杜光庭先是陪伴在唐朝皇帝身边，唐朝灭亡后，又被五代十国时期王建的前蜀政权尊为国师。而闾丘方远则被钱镠尊为吴越国道教领袖。两人均善于著书立说。杜光庭的著作以构建道教斋醮仪式和编撰道教人物传记为主，特别是其斋醮科仪著作为后世所重；而闾丘方远则以整理道教经典为主，例如校定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撰《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钞》，而其依据《太平经》所作的《太平经钞》则影响尤其深远(11)。杜光庭弟子较少，而闾丘方远则极为重视自身教团的建设，因此在当时势力很大，其弟子程紫霄和聂师道此后又分别服务于北方的后唐王朝与南方的南唐政权。

钱镠及其吴越政权对待宗教相当宽容和支持。《宋高僧传》即有数十处记载了钱镠对佛教的礼遇与支持。钱镠在与闾丘方远初次交往之时，恰逢其与董昌、杨行密等藩镇展开全面争夺，在争取佛、道二教宗教势力的支持方面也不遗余力，于是对闾丘方远这样具有很高名望的道士当然不会放过。钱镠先是在天柱观为其修建临时居住的草堂以及开坛授法所用之上清坛。第二年，钱镠遂大规模重建天柱观，使之成为自己统治地域内的道教中心。而钱镠在《天柱观记》中也多次毫不隐讳地说明了其重建天柱观以及支持闾丘方远教团的目的，其文曰：

(1)镠因历览山源，周游洞府。思报列圣九重之至德，兼立三军百姓之福庭，于是斋醮之余，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致道流困穷，二时而不办香灯，竟岁而全无醮阅。遂抗直表，上闻圣聪，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

(2)其次毕法道士郑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岳，玄机契合，负笈俱来。镠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师，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福既荐于宗祧，惠颇沾于军俗。寻发特表，蒙鸿恩继赐紫衣，焚修于此。

(3)今也，仙宫岳立，高道云屯，六时而钟磬无虚，八节之修斋罔阙。有以保国家之景祚，福两府之蒸黎。镠今统吴越之山河，官超极品，上奉宗社，次及军民，莫不虔仰神灵，遵行大道。(12)

钱镠称重建天柱观是为了更好地举行道教斋醮仪式，从而“上奉宗社，次及军民”，“思报列圣九重之至德，兼立三军百姓之福庭”，即在保佑大唐王朝的同时，也保佑吴越地方的军民。此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朝即将走向最后的终结。而钱镠自己的吴越国已呼之欲出。因此，钱镠支持闾丘方远重建天柱观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通过道教斋醮仪式保佑钱氏政权。钱镠本人对道教的信仰色彩并不浓。这一点从闾丘方远与钱镠的初次见面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吴越备史》记载：

(闾丘方远)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廵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

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13)

可见，钱镠对于老庄的“玄虚之道”不太感兴趣，直到闾丘方远与其讨论儒家经典《春秋》，方得到其礼遇。闾丘方远为钱镠举行道教斋醮最有典型意义的一次发生在天复元年(901)底。这一年，钱镠与藩镇杨行密处在战争状态，杨行密派遣大将李神福等率兵欲图杭州，钱镠命大将顾全武率领吴越最精锐的武勇都兵以拒之。结果顾全武中伏被执，钱镠损失极大。这一战役就发生在临安与余杭两县的交界青山镇，也就是天柱观所在地。而钱镠老家衣锦城(临安县)也被围，杭州危急，整个吴越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钱镠和闾丘方远等被迫迁往当时称为东府的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避其锋芒。史载：

时王以衣锦城被寇，命玄同先生闾丘方远下元金箓醮于龙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坛之上，星斗

灿然，殿宇无所沾洒。又有鉴湖宿钓者，闻车马之声甚众，复有一黑虎蹲于宫门外，醮罢乃去(14)。

道教下元节一般是十月十五日，而此次斋醮时已是十一月到十二月间。因此，此事属于闾丘方远临危受命的非常之举。金箓斋是救助帝王和国土的斋法，也是灵宝斋中最重要的斋法。闾丘方远的金箓醮似乎立即起到作用，至该年十二月，“淮人以师老粮乏，求成而还”(15)，即最后以杨吴政权的撤兵而告结束。按照《续仙传》记载，闾丘方远病逝于天复二年(902)二月，即在这场下元金箓醮仅两个多月之后。而闾丘方远的病逝很可能与他在大雪中进行这场下元金箓醮有关。

除了天柱观与闾丘方远教团之外，钱镠与道士钱朗的关系亦具有典型意义，史载：

钱朗，字内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读书，逈为精儒。勤苦节操，五经登科。累历世宦，清直著称。所履皆有遗爱，时论美之。唐文宗朝为南安都副使，后为光禄卿，归隐庐山。情深好道，师于东岳道士，得补脑还元服炼长生之术。昭宗世，钱塘彭城王钱镠慕朗得道长年，乃迎就钱塘，师敬之勤切。时朗已一百五十余岁，童颜轻健，玄孙数人，皆以明经进身，仕为宰辅，已皓首矣，而朗犹如襁褓之子。钱镠迫传秘述。朗驻泊钱塘二十余年，忽一日告别，言：“我处世多年，适为上清所召，今须去矣。”俄气绝。数日颜色怡畅如生，异香满室。举之就棺，已为尸解。玄孙谓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岁矣。”(16)

可知，钱镠与钱朗的接触为唐昭宗时期，与其支持闾丘方远的时间大致同时，钱朗更依附钱镠长达二十余年。钱镠推崇闾丘方远是看重其能为国焚修、保佑其政权长治久安，而钱镠看重钱朗的则是其“长生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