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真丛林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道教整体衰微的背景下逆势而上，名满江南。这与几代高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顺应时代要求，加强与地方社会互动。这主要表现在：借用政府、乡绅之力重建宫观；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增强影响；通过斋醮与进香活动扩大信众基础等。这在传统宗教失去上层社会支持而走向民间的趋势下为道教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开辟其生存和繁荣的新土壤。

关键词    道教；杭州玉皇山；福星观；蒋永林；李理山

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道教发展的趋势是“世俗化”①和“民间化”②，但是采取什么途径，对道教产生怎样影响等目前只有有限地探索③。近代玉皇山福星观发展的历史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位于浙江杭州市西湖西南玉皇山山顶的福星观，是近代江南著名全真十方丛林，对近代江南乃至全国道教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后福星观在高道蒋永林、地方政府、乡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复兴”，后又在民国高道李理山带领下达到全盛，闻名全国。在近代全国道教整体衰微的形式下，玉皇山福星观逆势而上。这一方面归功于玉皇山福星观教团本身的努力，另外更重要的是教团加强与地方社会互动，为道教发展寻找到更广阔的空间。本文从福星观的重建、慈善、斋醮和进香活动等方面寻找玉皇山福星观兴盛的原因，论述近代道教宫观与地方社会互动，探讨近代道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路径。

一、同光年间蒋永林与地方政府、乡绅的互动

蒋永林，传戒法号蒋圆林，道号玄晶子，又号四为，别号长青子④。浙江省金华府东阳县人，丁亥年（1827）六月初七日亥时生⑤。幼即好道，父母为之授室，不愿而避入普陀山，后在天台山崇道观出家，同治三年（1864）由天台至杭州玉皇山结茅而居，为复兴福星观的关键人物⑥。辛巳岁（1881）到北京白云观受戒于孟永才律师，受戒字辈为“圆”，为龙门正宗第十九代传戒律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羽化⑦。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信仰一神的“皇上帝”，排斥儒释道等“邪神”，不仅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巨大冲击，对传统宗教更是一场劫难⑧。杭城两次被太平军攻陷，玉皇山一带均是战场，废墟一片⑨。战后蒋永林来杭，在玉皇山颓垣瓦砾中结茅而居，幸遇乡绅卓炳森等人。光绪《玉皇山庙志》记载了这次会面：“森由粤返杭，偕世居长桥之宓君承庆暨李孝廉炳鑫、高广文念曾，登山而访，已无一存者矣。但见山巅颓垣瓦砾中，有结茅居者，询为蒋羽士永龄（林），因与席地而谈，告以前闻旧迹，慨然思为兴复”⑩。偶遇之后，卓炳森与李煃、高念曾等联名向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濬恳请复建玉皇山上的七星缸，全文如下：

前广东升用县琼山县县丞卓炳森、举人李煃、候选训导高念曾具禀。

禀为恳请复建七星铁缸以弭火患事。窃森等因在玉皇山附近寻觅坟茔，见原有镇压杭城火患之七星铁缸全被毁去，台基亦坍，仅有《七星缸碑示》、《重修七星缸碑记》，亦均毁裂。当将碑石凑合，摹读其文，知以斗星分名其缸，加以符箓，后有祝辞，满储清水，朔望饬委查看，并查向有月给斗阁道士挑水辛工，弭灾未形，意至深远也。被毁后，因斗阁住持无人，致失禀报。此系阖城所关，原不应森等数人妄陈，且省城民屋渐次稠密，幸邀福庇，火患少于曩时，仰见德化所敷，其为民弭患也。原不必求之五行百家之说，惟思宪台轸念民生，无微不至，饬令居民门首，家置水缸，用意周挚。森等既有见闻，不敢壅蔽，谨将碑示、碑记摹录上呈，合并仰恳逾格垂恩，饬委复建之处，出自宪裁。森等不谙工程，监造事宜，并求遴委勘估。森等不敢与闻，合并呈明。除禀府藩宪外，谨此上禀。

这里需要提及“七星缸”的由来和作用。近代杭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建筑多竹木，火灾“岁必数发，发必延数里”，伤亡惨重，为城市噩梦。风水上玉皇山处于杭城西南面离卦的位置，传为“离火龙”入城。其上在太平天国运动前连同附近的吴山、凤皇（凰）山等均设有坎石、日月池、七星缸、真武像等风水上镇压火灾的建筑，其中以玉皇山七星缸最为著名。

从该篇禀文可知，卓炳森等并未提及重建福星观等宗教事宜，而是反复强调七星缸在杭城镇压火灾中的作用，而且杭城战后人口逐渐密集，防范火灾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为“阖城所关”。补铸七星缸是“为民弭患”，体现着政府的“德化”，与“宪台轸念民生，无微不至”的精神相契合。卓炳森等还强调七星缸的修建和挑水工资花费不多，最后附上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星缸碑示》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七星缸碑记》以佐证。

禀文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十七日禀总局，二十四日得到杨昌濬批复。他首先肯定了卓炳森等人的观点，然后委托杭州府司狱吴廷康“立即遵照前往查勘……并估计需用铁斤若干，工价若干，修理台基需费若干。克日开具细数清折送局，以凭纳核办理”。吴廷康得到杨昌濬的批示后立马行动，当年十二月初三就完成调查、制定了修复计划和清单上报杨昌濬。十二月十六日杨昌濬批示：“核给钱六百千文，并饬军装局员，拨给荒铁八千四百斤，以资铸用”。无疑，卓炳森的禀文打动了杨昌濬等人的心，整个过程不过月余。七星缸在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复建，并由七星缸为纽带将地方政府、乡绅和宫观紧密联合起来，在之后宫观复兴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七星缸的重建让卓炳森等人信心大增，随后又向杨昌濬禀文：“慈云岭等处，应否改建并添设七星缸、坎卦石，镇海楼添供真武帝像。重申吴山一带禁令之处”。杨昌濬同治九年（1870）三月十一日批示军需局：“惟正殿尚未建复。兹据各绅士禀请委勘兴建前来，应仍委署仁和县典史吴廷康该员勘估禀办……仰祈核实，估计共需工料若干，绘图折各二分送局，以凭核明详办”。批复虽然大打折扣，但是玉皇山福星观庙宇（正殿）被纳入了官方资助范围。杨昌濬同治十年（1871）五月廿一日又批示：“应责成道士常时挑水注满（七星缸），每月朔望委员查验……兵燹之后，庙宇未修，道士穷窘，无力雇夫挑水，应由藩库闲款项下，每月给银四两……为此谕仰该道士蒋永林立即遵照”。而后杭州府仁和、钱塘二县向杨禀文称：“玉皇山殿宇工程，并非紧要，现在经费支绌”，希望暂缓建设，而杨昌濬以“业经批示在案”为由，要求“立即遵照宪批事理”，可见其对该工程的重视程度。

经过蒋永林、杭城乡绅和地方政府合力，“官为复建七星铁缸、大殿、二殿、官厅，自复募建南天门石牌坊、三清殿、三官殿、斗阁、报本堂、客堂、方丈堂”，玉皇山福星观初具规模。

由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和乡绅在福星观的“复兴”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本文以杨昌濬、吴廷康和卓炳森为证对该群体进行详细考察。

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濬（1825－1897），字石泉，号镜涵，别号壶天老人，湖南湘乡人，自幼聪慧，身材魁梧，臂力过人，二十岁跟随道员罗泽南读书，前后居官五十余年，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仕途坎坷，三起三落。湘军团练出身，授予训导、教授，因父亲病重请求回家。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帮办两江军务招杨昌濬复出，任知县加同知、衢州知府、浙江储运道、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

时任杭州府司狱吴廷康（1799－1888），出生于安徽桐城麻溪西股吴氏大族，字元生，号康甫，又号赞甫，一做赞府，别号晋斋，晚号茹芝，晚清著名金石家，书画家。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在浙为官数十年，有据可考的有同治三年（1864）为杭州府司狱、光绪四年（1878）为杭州府税课大使，还曾经任仁和县典吏等官职。其生前至交，晚清诗人、画家何绍基回忆说“（吴）廷康落拓一官，濡滞之江”，可见其仕途并不得志。其女吴珩，字玉卿，擅长画花卉，殉于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战乱。吴廷康精于金石考据，俞樾评价其“嗜古成癖，至老不衰”，其篆、隶、治印、画等皆擅长，有多幅书画作品传世。值得一提的是吴廷康有“砖癖”，辑《幕陶轩古砖录》等著作。有“好古”之癖的吴廷康，经历战乱并失去亲人，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思想上的“异端”可谓有切肤之痛，杭州光复后，其力图恢复传统精神文化，支持收集和出版宣扬忠贞的《徐烈妇诗》、《西湖林公祠志》等书籍，还先后参与重建吴山英公庙、西湖林公祠、西湖岳王忠武庙等传统官祠。

地方乡绅卓炳森，1811年生，字莲生，浙江钱塘人，出身书吏。咸丰元年（1851）由吏员任京山巡检，任上其惩办恶人，亲捕积匪，排解械斗，尤其是咸丰四年（1854）与邑令华廷杰击败红巾军头目何六，收复邑城，获得了上司的赏识，授军功顶戴；五年（1856）调石龙县丞。县丞任上，卓炳森致力剿匪，公正执法，同时邀请地方“正绅”讲学于社学，驱赶外国传教士，“捐廉倡赈”，支持创建慈善团体“同善社”赈灾东江大水。咸丰八年（1585）为广东番禺县县丞。咸丰九年（1859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受广东巡抚柏贵委派，随同英、法人员请见提督。同治元年（1861）升任知县。期间其还任海丰知县等，其建敦仁堂，广同善社，筑栖流所，造育婴堂，崇义勇祠，创惜字会，凡祷雨祈晴，巡河戒杀，无不竭力为之，同时热心当地宗教事业，有题刻留存。有诗一卷及《救粤良净》、《刍言纪实》著作，惜轶。

以上可以看出杨昌濬等地方官员和乡绅在基层任职期间正值清末多事之秋，经历了鸦片战争、洪杨之乱、红巾军起义等事件。任上他们没有被形势所迫，消极不为，而是积极应对，仍然希望用传统的救国方法从军事、教育、慈善等角度努力恢复家国旧观。面对衰危局面逆势而上，力图拯救社会于危亡，这是同治中兴中大多数士人的精神支柱。这也就能解释杨昌濬等人为什么会大力支持恢复在风水上能够镇压杭城火灾的玉皇山福星观，因为福星观代表着传统社会官方体恤普通百姓苦难的精神，杨昌濬等恢复的不仅仅是福星观这个道教宫观，而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破坏的传统封建社会体制。

由此可见，玉皇山福星观在重建过程中首先是蒋永林自身努力，其次是地方乡绅积极奔走和地方政府官员支持，其中三者契合点就是七星缸：地方政府通过七星缸的修复，镇压杭州城火灾，体现其“为民弭患”的精神；乡绅通过七星缸上禀政府下联地方，起着沟通作用，展现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人精神；蒋永林把玉皇山福星观与七星缸紧密地结合起来，携七星缸之名让玉皇山福星观变成镇压杭城火灾的福观，成功借地方政府和乡绅之力重建了道观。

二、民国年间福星观的慈善活动

李理山是蒋永林之后玉皇山福星观又一位著名道教领袖，在其带领下，玉皇山福星观达到全盛。李理山一度与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齐名于江南。李理山，号紫东，同治十二年1873）生，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杭州出家。民国《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箓》记载了一名来自玉皇山的戒子赵宗舫，其“师祖杨至根，度师李理山名下”，故推断李理山师傅为杨至根。民国八年（1919），李理山被公举为福星观监院，后升任主持、方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玉皇山福星观已是闻名江南的全真丛林，拥有雄厚财力和影响力。与蒋永林不同的是，李理山考虑的是如何在近代社会巨变的背景下从道教整体的角度出发，重整教风，保持玉皇山福星观自身发展势头不减，找到一条近代道教发展的新途径。为此，福星观明显加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1）开办小学校

民国八年（1919）玉皇山福星观在慈云岭玉皇宫内开办慈云初级小学校，使用慈云洞天内客堂为教室和宿舍，有教师二名和学额四十名，膳宿、书籍、灯火、茶水等费用全部由玉皇山福星观供给，学校维持五年，一届毕业后因费用问题停办。

（2）三次收容难民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相继占领上海、南京等杭州周边重要城市，于当年12月24日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三路进入杭城。玉皇山福星观虽然免于兵燹，但大量难民涌入杭州，到1938年末局势稍稳时还有10万人左右。1937年杭州尚未沦陷前，李理山就参与筹备由英籍传教士苏达立主推的“国际救济会”和“红十字会委员会”，准备战时慈善工作。在1938年杭州沦陷后李理山将玉皇山福星观庙宇“辟作难胞拖命之所”，先后三次收容难民：第一次，三千余人；第二次，一千二百余人；第三次，一千四百余人。因为人数太多，“本观房屋不敷时，即于本山东南首山腰隙地，暂筑庐舍以居之”，每天供给两粥，“任其饱食，不加限制，茶水不断”，还提供衣服和医药等。但是人数众多，维持渐艰，“为了解决经费紧缺的困难，他派道士吕宗安到上海武定路，创建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集蓄香资，送回杭州供山上开支”瑑瑢。难民所在玉皇山维持一年左右，战事逐渐平静才遣散。除此之外，玉皇山福星观“每年于夏季，在慈云岭及禹王庙等处备有茶汤，以供行人之渴饮，又备有中国疹药几种及十滴水与时疫救急等药，以防行人之猝然感冒与传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