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前的德国汉学研究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十八世纪前，德国有些介绍中国知识的书，大多是天主教芳济各会的德国传教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汤若望（ J.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 ）和基尔彻（ A.Kircher,1601─1680 ）。汤若望出生于贵族之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德国古典教育。 1911 年起入罗马耶稣会的圣 · 安德雷奥修道院学习，钦佩利马窦和金尼阁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结业当上神甫以后，经葡萄牙到中国传教。 1623 年 1 月抵达北京。起先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赴西安传教。由于制造《时宪历》，修造天文仪器和武器，获得明清几朝皇帝的重视。明崇祯帝曾赐「钦褒天学」的匾额，清顺治帝曾赐“通玄教师”称号，官至一品。曾受诬入狱，获释后，病逝北京。汤若望居住中国四十余年，有《汤若望回忆录》 3 卷，记述有关中国传教事。基尔彻则在 1667 年出版了《图说中国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宗教和风土人情。此书在十七世纪时曾在欧洲广泛流传。在 1730 年，拜尔（ Bayer,1694─1738 ）也出版了《中国博物志》。这类传教士写作的书只是介绍中国的常识，并非有价值的汉学研究。

德国的留法汉学家和大学的汉学课程

在 1814 年法国巴黎开设汉学课程时，德国的克拉普罗斯就参加了听讲。克拉普罗斯（ Klaproth ， 1783─1835 ）， 14 岁时学习汉文， 21 岁时就在俄国的戈洛夫金赴华使团中担任翻译，还曾在恰克图学习蒙文和满文。 1815 年克拉普罗斯到达巴黎从事汉学研究。 1828 年，克拉普罗斯用法文翻译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 1833 年又以法文发表了论文《关于中国道士的宗教》。可以认为，克拉普罗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德国的汉学家开始有人专门写作有关中国道教的论着。奥古斯特 · 普菲兹默尔（ AugustPfitzmaier ， 1808─1887 ）在 1869 至 1885 年间，先后在《维也纳科学院学术报告》上，发表了《道士的长生愿望》、《关于道教信仰的某些命题》、《中国道教学说的基础》等论着。在这些论着中，普菲兹默尔引用了不少唐代道士有关养生的著述。传教士花之安（ ErnstFaber ， 1839─1899 ）在 1864 年到达香港， 1886 年来到上海，在德国侨民中传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其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儒家思想研究的论文，被誉为“ 19 世纪最有造诣的汉学家”。 1873 年，花之安出版了德文版的《中国宗教学导论》， 1879 年又出版了英文版。 1884 年和 1885 年，又出版了《道教》和《道教的历史性质》等德文的论文。

1881 年，德国的汉学家加贝莱兹（ Gabelenz ， 1846─1885 ）在《中国报导》上发表了有关《庄子》、《文子》的论文和英文论文《老子的生平和教义》。 1892 年，德国的柏林大学开设了“东亚语言讲座”，由格鲁伯教授主持。格鲁伯（ Grube ， 1855─1908 ），在 1897 年至 1899 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作过调查研究，其后曾发表了论文：《中国的宗教和祭祀》、《古代中国的宗教》等。他的《道教神话〈列仙传〉》，研究了作品的语言，还据此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说。格鲁伯研究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和「八仙」的形成，发表过《中国民间宗教对佛教的影响》、《厦门的中国民间之神》、《北京人对死之利用》等。格鲁伯最为有名的工作是，独立翻译了中国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前四十八回。德文本《封神演义》的后半部分翻译是由赫伯特 · 马勒完成的。

1912 年，德国柏林大学正式开设了“汉语讲座”，负责这一讲座的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 Groot ， 1854─1921 ）。格鲁特原是负责印度的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后以研究中国的道教闻名于世。他在 1892 年至 1910 年间出版了《中国宗教大系》六卷，成为后世汉学家们必读的名著。 1903 年至 1904 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也成为世界汉学的名著。除此以外，格鲁特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后来被翻译成为德文。在柏林大学从事汉语讲座的德国学者还有弗兰克（ Franke ， 1863─1946 ）。弗兰克在 1888 年来华，在德国驻华使馆学习翻译。 1890 年以后担任译员和领事。 1907 年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汉语教授，主持汉堡大学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后转任柏林大学。弗兰克的研究工作十分广泛，主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史》（五卷本）。他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有《 1900 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和《 1909 年中国宗教学图书》，发表在 1910 年和 1915 年的《宗教学档案》杂志上。这项基础工作对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国宗教研究非常重要。 1945 年北京的德中学会出版了弗兰克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演和论文集》，其中就有他的道教研究的论述。继弗兰克之后，福克（ Forke ， 1867─1944 ）也在来北京学习汉语之后，从担任译员起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 1903 年至 1923 年，福克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 1924 年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专事中国哲学研究。 1939 年，福克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出版，其中收有像：《中国的神秘主义》、《作为哲学家和炼丹家的葛洪》等等。德国的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当推卫礼贤。卫礼贤（ Wilhelm ， 1873─1930 ）是魏玛差会的传教士， 1897 年来华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后任德国驻华使馆的文学顾问。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研究所成立时，卫礼贤出任该研究所的中国语言教授。卫礼贤认为《老子》是一本“关于道德和生命”的书，而《庄子》则是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内容。除了上述道家书籍以外，卫礼贤还着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及其道教》、《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 ──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和《〈太乙金华宗旨〉译注》等等。《〈太乙金华宗旨〉译注》一书，还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 CarlGustavJung ， 1875─1961 ）作了〈序言〉，其后还出版了英文本。卫礼贤对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纪念他，波恩还成立了卫礼贤翻译研究中心。

马克斯 · 韦伯的道教研究

马克斯 · 韦伯（ Weber ， 1864─1920 ）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弗赖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 · 韦伯的全部研究成果，汇编成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第一卷中包括有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马克斯 · 韦伯对于道教的研究，就是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总框架之下，作为其对于世界宗教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而对于世界格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又是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的补充。马克斯 · 韦伯认为，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决定力量。马克斯 ·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本意，是要论证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扛杆”。不过，马克斯 · 韦伯并不懂得中文，他只是利用当时西方世界从传教士和殖民活动中已经知道的一点点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及少量的被译介过去的有限的儒教和道教的书籍作为研究的依据。因此，马克斯 · 韦伯的汉学研究水平和中国知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

《儒教与道教》分为三篇。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分章论述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诸侯与神明”，“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血缘关系、农业制度和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第二篇“正统”，分章论述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 ── 儒教，即“士人阶层”，“儒教的生活取向”等等。马克斯 · 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篇“道教”，马克斯 · 韦伯依据的是格鲁伯的《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以及格鲁特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他说：“在士人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我们总是看到道教徒站在反对派一边”。韦伯提到道教天师张陵，称其后代“在汉朝衰微不安的时代，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其管理机构、税收与严格的强制性的政治纪律，并成功地与政治当局相抗衡”。韦伯注意到道教以儒教的异端的面目出现，道教起初作为士大夫的反对者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因此，道教和儒教一样，同样不可能成为推动出现资本主义的“扛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