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火神庙住持田子久(存续)小考

哲学在线 张雪松

2011-06-17 16:06:55

北京火神庙住持田子久(存续)小考

张雪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田子久,法名田存续,生前为北京地安门外火神庙住持,日伪时期曾任华北道教会副会长。因田子久与白云观住持安世霖有矛盾,此事一般被视为安世霖被焚的远因。白云观火烧老道(安世霖被焚)事件,是近代道士史上的一件大事,搞清楚田子久的生平,对于近代道教史研究,是有益的。

在对安世霖被焚事件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都会提及田子久,如付海晏先生在“安世霖的悲剧:1946 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一文中提到“安世霖还千方百计地拉拢正一派道士张子余等,大挖田子久之墙角”  ,并以正一、全真教派矛盾作为视角之一,来 研究火烧安世霖事件。付先生的这一论述,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特别是张子余与田子久,很可能都是太监,即著名的“太监四子”中的人物:

“要说生财有道,哪儿止小德张一人啊?”老太监对晚清宫廷大名鼎鼎的太监,如数家珍。“要说司房呵,除了活神仙——信修明,还有‘四子’呢!象许子才、张 子渔、田子久、魏子丹。在咱宫里,这是公认的‘太监四子’,到了民国,在社会上还颇有名望哟!”老太监说,“后来,田子久以京西火神庙为会址,当了北京道 教协会会长,信修明作了副会长。许子才善理财道,在后门桥开了一家著名的‘平抑银号’,成为清末京城鼎鼎大名的‘金融家’啦。各走一经,张子渔精通医术, 首创京都有名的‘长春堂’,以独有的‘避瘟散’,名彻九城。那个魏子丹,买卖做得邪乎了,先后在京城开办了盐号、面粉公司……为走出紫禁城的太监算拔了 戗!”

田子久(存续),大概出生于1899年,宣统二年出家,当时12岁。田子久是1930年先师董功林病故后继任住持的。当年5月30日北平市社会局派人调查 火神庙,“道人田存亨等云:先师病故,师兄田存续,应即接充住持,众道等并无异意,亦无虚伪及纠葛情事等语。”田存续继任住持时,“存”字辈签名同意的有 “师弟”田存亨、何存山、闻存珍、董存刚,“法徒”有赵心明、张心知、关心量、刘心泉。据日伪时期的火神庙内有道士田存续、田存亨、闻存珍、董存刚、赵心 明、张心知、刘心安、李心坤、王观玉等九人。(J002-008-00121)此与常人春的回忆 可以相互印证:“田子久有四个徒弟:大徒弟赵心明、二徒弟刘心亮、三徒弟张心知、四徒弟李心坤。均是精明强干的青年道士。”后于1940年,火神庙住持田 子久将道士张心知驱逐出庙,并呈报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J002-008-01269)

常人春先生在“地安门外火神庙”中回忆说“田子久羽化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天”,但此说与民国档案不符,继田子久之后任火神庙住持的赵心明向当 时北平社会局呈报:“窃道士先师田存续……现于本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三十日,因病羽化”。 (J002-008-00121)

《诸真宗派志》:“第卅九 正乙派:(后门火神庙)思道应云正乙,终成万世圆通,是法先贤有德,端然永选仙功。民国八年二月初一续:有(引者按:有版本作)存心现理养性,守本诚和沦静,智慧犹惜上远,得诠复还安定。” 从此派辈诗中,我们可以得知田子久(存续),是正乙派无疑。其师董功林为“功”字辈,为原派辈时最后一字,1919年后续新派辈诗,田子久师兄弟为“存” 字辈,其弟子为“心”字辈。田子久羽化后,由弟子赵心明接任火神庙住持。

火神庙是明清以来北京著名的正一派道观,“北京地安门外桥北火德真君庙(简称火神庙),在历史上江西龙虎山历代嗣汉天师来京都驻跸于此。明代,曾被皇家敕 封为‘显灵宫’,与正阳门外关帝庙朝天宫,朝阳门外东岳庙灵济宫,合称‘三宫’,由皇家道录司直接派大德高道担任住持。在现代史上,天师进京驻跸北京火神 庙有两次。一次是清光绪二十几年(约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朝廷为‘息灾弭乱,永延清祚’,曾请62代天师张元旭进京在火神庙亲自主持由‘三 宫’联合祈建的中元法会。另一次则是民国五年(1916年)进京住火神庙,在‘新华宫’建醮设坛。” 2007年年底,笔者曾陪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游子安教授与社科院危丁明博士,到坐落在安定门外什刹海旁的这座火神庙考察,当时该庙正在重修。

田子久是火神庙住持,其正一派身份不容置疑(“天师派”,北京市档案馆 J181-23-9939)。但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呢?提到田子久为太监的材料,皆为太监圈子内的回忆,道教界对此并无记述。常人春先生在“地安门外火神 庙”中提到田子久“他与二郎庙住持、长春堂药店东家张子才,统称‘北京四子’”,“徐子才,系地安门外大街平易银号经理,他与什刹海河池、冰窑东家白焕亭 是田子久进行道务活动在经济上的坚强后盾。”“张子余,系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绰号张老道。早年以经营长春堂中药店卖避瘟散起家,后相继办起长春东号等木 厂,亿兆百货线店等大商号。致富后,办理道教事业,收容、组织贫苦青少年参玄学道、学经,有所树建。”“魏子丹,北京西单元昌厚茶庄经理,日伪时为北京茶 叶同业公会会长。”常先生对徐子才、张子余(渔)、魏子丹此三人的描述,皆可与前引老太监对“太监四子”的回忆相对应。笔者怀疑,所谓的“北京四子”应该 就是“太监四子”,可能外人为了隐讳太监的身份而尊称“北京四子”,且当时北京称北平,“北京四子”应该不是当时原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田子久死后,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对继任住持进行调查,特别邀请了兴隆寺住持袁善祥,兴隆寺也是火神庙的铺 保。(J002-008-00121)而我们知道兴隆寺是最为著名的太监庙,属全真龙门派霍山岔派,霍山岔派由十九世纪末大太监刘诚印创立,太监出宫后多 皈依该派为道士。

综上所述,与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积怨颇深的田子久,幼年时应为太监,晚清民国之交时出宫,在火神庙出家为道,为正一派道士。由于其太监身份,应与全真龙门派 霍山岔派有一定的关系。高万桑先生(Vincent Goossaert)曾经指出,太监庙(全真龙门霍山派)的宫观组织方式主要是“兄弟庙”(即住持继任先传同辈师兄弟,再传下一辈弟子),而笔者曾进一步 指出在“兄弟庙”之外,太监庙还存在一种“子孙缘”的组织方式,火神庙根据民国档案现实是子孙庙,是师徒相传的组织方式。从田子久的生平考察,也可以让我 们进一步认识到太监庙的宗派与组织方式并非单一的。

太监道士一般都属全真龙门派霍山岔派 ,且田子久以道教会名义要接手白云观,“借口白云观是华北道教祖庭”,似乎还视全真为正宗;当时官方则认为“此次之纷争由于天师、全真兩派相争,各不相 下……意欲将全真派推倒,白云观归天师派所有之意。”(北京市档案馆J181-23-9939)。田子久的道派归属可能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田子久有正 一身份应属无疑,关键是他是否同时有全真身份(即属霍山派)。具有双重乃至多重道派身份,在近代道教界并不罕见,如晚清白云观方丈高明峒,属龙门派,但早 年为华山派。

若作为太监的田子久,也具有霍山派身份,对于其接手白云观无疑是有力的。因为霍山派祖师太监刘诚印,被认为是白云观挂名方丈,刘诚印与高明峒同辈,比安世 霖的师父还高一辈;田子久若接白云观,在谱系上也可以做的顺理成章,这对于进一步挖掘火烧安世霖事件的“意义”,或许会有推动作用。中国佛教、道教的宗派 谱系,跟西方基督教的教派差别很大,非常近似于中国固有的宗族。若将安、田矛盾视为宗派矛盾的表现,那么这种宗派矛盾也应该是中国宗族式的 ,而非西方意义上的两个有科层组织的教派(sect)的争夺。

注解

付海晏:“安世霖的悲剧:1946 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 月),第58页。

参见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四章“大红墙内”。

常人春:“地安门外火神庙”,见《西城追忆》2006年第4期。常人春儿时是田子久寄名弟子,他的祖父常旭升,曾在京兆全区侦缉处任职,东北军阀张作霖战队司令副官长,后为古玩商,号称“常四爷”。因信奉道教,故与田子久是莫逆之交,经常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支持田子久的道务活动。

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47页。

常人春:“清代火神庙的中元法会”,见《中国道教》2002年 第06期。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209-234. 另外笔者对此也有专门论述“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未刊)。

中国宗族主要是血缘和地缘两类,父子“血缘”表现在佛道教上为师徒“法缘”;另外,田子久主要依靠东北奉系势力,本身也带有一定地缘色彩;而1927 年以来,东北势力也进入北京白云观,特别是沈阳太清宫对北京白云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民国十六年,北京白云观庙产被京兆尹查封,公(葛月潭)与吴兴帅有 益甚厚,因浼兴帅转请张大元帅(张作霖),谕令京兆尹封产悉数偿还,迄今白云观香火犹新,皆公道力所庇护也。”(张学良等立《无量观葛公塔碑 记》(1931年),见刘明省主编:《千山道教》,鞍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1996年,第129-130页。)

作者:张雪松      发表于2009年第一期《弘道》杂志(香港道教学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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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线 张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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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田子久,法名田存续,生前为北京地安门外火神庙住持,日伪时期曾任华北道教会副会长。因田子久与白云观住持安世霖有矛盾,此事一般被视为安世霖被焚的远因。白云观火烧老道(安世霖被焚)事件,是近代道士史上的一件大事,搞清楚田子久的生平,对于近代道教史研究,是有益的。

在对安世霖被焚事件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都会提及田子久,如付海晏先生在“安世霖的悲剧:1946 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一文中提到“安世霖还千方百计地拉拢正一派道士张子余等,大挖田子久之墙角”  ,并以正一、全真教派矛盾作为视角之一,来 研究火烧安世霖事件。付先生的这一论述,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特别是张子余与田子久,很可能都是太监,即著名的“太监四子”中的人物:

“要说生财有道,哪儿止小德张一人啊?”老太监对晚清宫廷大名鼎鼎的太监,如数家珍。“要说司房呵,除了活神仙——信修明,还有‘四子’呢!象许子才、张 子渔、田子久、魏子丹。在咱宫里,这是公认的‘太监四子’,到了民国,在社会上还颇有名望哟!”老太监说,“后来,田子久以京西火神庙为会址,当了北京道 教协会会长,信修明作了副会长。许子才善理财道,在后门桥开了一家著名的‘平抑银号’,成为清末京城鼎鼎大名的‘金融家’啦。各走一经,张子渔精通医术, 首创京都有名的‘长春堂’,以独有的‘避瘟散’,名彻九城。那个魏子丹,买卖做得邪乎了,先后在京城开办了盐号、面粉公司……为走出紫禁城的太监算拔了 戗!”

田子久(存续),大概出生于1899年,宣统二年出家,当时12岁。田子久是1930年先师董功林病故后继任住持的。当年5月30日北平市社会局派人调查 火神庙,“道人田存亨等云:先师病故,师兄田存续,应即接充住持,众道等并无异意,亦无虚伪及纠葛情事等语。”田存续继任住持时,“存”字辈签名同意的有 “师弟”田存亨、何存山、闻存珍、董存刚,“法徒”有赵心明、张心知、关心量、刘心泉。据日伪时期的火神庙内有道士田存续、田存亨、闻存珍、董存刚、赵心 明、张心知、刘心安、李心坤、王观玉等九人。(J002-008-00121)此与常人春的回忆 可以相互印证:“田子久有四个徒弟:大徒弟赵心明、二徒弟刘心亮、三徒弟张心知、四徒弟李心坤。均是精明强干的青年道士。”后于1940年,火神庙住持田 子久将道士张心知驱逐出庙,并呈报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J002-008-01269)

常人春先生在“地安门外火神庙”中回忆说“田子久羽化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天”,但此说与民国档案不符,继田子久之后任火神庙住持的赵心明向当 时北平社会局呈报:“窃道士先师田存续……现于本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三十日,因病羽化”。 (J002-008-00121)

《诸真宗派志》:“第卅九 正乙派:(后门火神庙)思道应云正乙,终成万世圆通,是法先贤有德,端然永选仙功。民国八年二月初一续:有(引者按:有版本作)存心现理养性,守本诚和沦静,智慧犹惜上远,得诠复还安定。” 从此派辈诗中,我们可以得知田子久(存续),是正乙派无疑。其师董功林为“功”字辈,为原派辈时最后一字,1919年后续新派辈诗,田子久师兄弟为“存” 字辈,其弟子为“心”字辈。田子久羽化后,由弟子赵心明接任火神庙住持。

火神庙是明清以来北京著名的正一派道观,“北京地安门外桥北火德真君庙(简称火神庙),在历史上江西龙虎山历代嗣汉天师来京都驻跸于此。明代,曾被皇家敕 封为‘显灵宫’,与正阳门外关帝庙朝天宫,朝阳门外东岳庙灵济宫,合称‘三宫’,由皇家道录司直接派大德高道担任住持。在现代史上,天师进京驻跸北京火神 庙有两次。一次是清光绪二十几年(约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朝廷为‘息灾弭乱,永延清祚’,曾请62代天师张元旭进京在火神庙亲自主持由‘三 宫’联合祈建的中元法会。另一次则是民国五年(1916年)进京住火神庙,在‘新华宫’建醮设坛。” 2007年年底,笔者曾陪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游子安教授与社科院危丁明博士,到坐落在安定门外什刹海旁的这座火神庙考察,当时该庙正在重修。

田子久是火神庙住持,其正一派身份不容置疑(“天师派”,北京市档案馆 J181-23-9939)。但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呢?提到田子久为太监的材料,皆为太监圈子内的回忆,道教界对此并无记述。常人春先生在“地安门外火神 庙”中提到田子久“他与二郎庙住持、长春堂药店东家张子才,统称‘北京四子’”,“徐子才,系地安门外大街平易银号经理,他与什刹海河池、冰窑东家白焕亭 是田子久进行道务活动在经济上的坚强后盾。”“张子余,系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绰号张老道。早年以经营长春堂中药店卖避瘟散起家,后相继办起长春东号等木 厂,亿兆百货线店等大商号。致富后,办理道教事业,收容、组织贫苦青少年参玄学道、学经,有所树建。”“魏子丹,北京西单元昌厚茶庄经理,日伪时为北京茶 叶同业公会会长。”常先生对徐子才、张子余(渔)、魏子丹此三人的描述,皆可与前引老太监对“太监四子”的回忆相对应。笔者怀疑,所谓的“北京四子”应该 就是“太监四子”,可能外人为了隐讳太监的身份而尊称“北京四子”,且当时北京称北平,“北京四子”应该不是当时原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田子久死后,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对继任住持进行调查,特别邀请了兴隆寺住持袁善祥,兴隆寺也是火神庙的铺 保。(J002-008-00121)而我们知道兴隆寺是最为著名的太监庙,属全真龙门派霍山岔派,霍山岔派由十九世纪末大太监刘诚印创立,太监出宫后多 皈依该派为道士。

综上所述,与白云观住持安世霖积怨颇深的田子久,幼年时应为太监,晚清民国之交时出宫,在火神庙出家为道,为正一派道士。由于其太监身份,应与全真龙门派 霍山岔派有一定的关系。高万桑先生(Vincent Goossaert)曾经指出,太监庙(全真龙门霍山派)的宫观组织方式主要是“兄弟庙”(即住持继任先传同辈师兄弟,再传下一辈弟子),而笔者曾进一步 指出在“兄弟庙”之外,太监庙还存在一种“子孙缘”的组织方式,火神庙根据民国档案现实是子孙庙,是师徒相传的组织方式。从田子久的生平考察,也可以让我 们进一步认识到太监庙的宗派与组织方式并非单一的。

太监道士一般都属全真龙门派霍山岔派 ,且田子久以道教会名义要接手白云观,“借口白云观是华北道教祖庭”,似乎还视全真为正宗;当时官方则认为“此次之纷争由于天师、全真兩派相争,各不相 下……意欲将全真派推倒,白云观归天师派所有之意。”(北京市档案馆J181-23-9939)。田子久的道派归属可能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田子久有正 一身份应属无疑,关键是他是否同时有全真身份(即属霍山派)。具有双重乃至多重道派身份,在近代道教界并不罕见,如晚清白云观方丈高明峒,属龙门派,但早 年为华山派。

若作为太监的田子久,也具有霍山派身份,对于其接手白云观无疑是有力的。因为霍山派祖师太监刘诚印,被认为是白云观挂名方丈,刘诚印与高明峒同辈,比安世 霖的师父还高一辈;田子久若接白云观,在谱系上也可以做的顺理成章,这对于进一步挖掘火烧安世霖事件的“意义”,或许会有推动作用。中国佛教、道教的宗派 谱系,跟西方基督教的教派差别很大,非常近似于中国固有的宗族。若将安、田矛盾视为宗派矛盾的表现,那么这种宗派矛盾也应该是中国宗族式的 ,而非西方意义上的两个有科层组织的教派(sect)的争夺。

注解

付海晏:“安世霖的悲剧:1946 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 月),第58页。

参见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四章“大红墙内”。

常人春:“地安门外火神庙”,见《西城追忆》2006年第4期。常人春儿时是田子久寄名弟子,他的祖父常旭升,曾在京兆全区侦缉处任职,东北军阀张作霖战队司令副官长,后为古玩商,号称“常四爷”。因信奉道教,故与田子久是莫逆之交,经常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支持田子久的道务活动。

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47页。

常人春:“清代火神庙的中元法会”,见《中国道教》2002年 第06期。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209-234. 另外笔者对此也有专门论述“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未刊)。

中国宗族主要是血缘和地缘两类,父子“血缘”表现在佛道教上为师徒“法缘”;另外,田子久主要依靠东北奉系势力,本身也带有一定地缘色彩;而1927 年以来,东北势力也进入北京白云观,特别是沈阳太清宫对北京白云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民国十六年,北京白云观庙产被京兆尹查封,公(葛月潭)与吴兴帅有 益甚厚,因浼兴帅转请张大元帅(张作霖),谕令京兆尹封产悉数偿还,迄今白云观香火犹新,皆公道力所庇护也。”(张学良等立《无量观葛公塔碑 记》(1931年),见刘明省主编:《千山道教》,鞍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1996年,第129-130页。)

作者:张雪松      发表于2009年第一期《弘道》杂志(香港道教学院主办)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