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掠剩神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信仰传播的影响(4)

道教之音整理 刘长冬

2015-07-18 09:33:00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就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和接受问题,作如下的归纳:

第一,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有地理空间性,如宋代商业繁荣,因行商及官员的游历,五通、天妃、梓潼等有从某地向区域或向全国范围扩展的轨迹[4]。此外,民间神灵信仰在传播中,因其性质同正统宗教相近,故与后者有融摄互动性,即后者因教派、信仰等的发展,会资借前者的资源,依神灵职能而隶之于相应的宗教神灵之下,以补充宗教神灵谱系,强化宗教神灵的职能。民间神灵因进入宗教神灵谱系,会提高其神格性,增强其灵验公信力,然后又以宗教神灵的面目,随正统宗教而复归民间,并因之而得更深广的传播。

第二,民间神灵信仰作为集体意识,在传播中会发生演变,演变以信众接受中个体性因素的作用为起点。个体性因素包括信众所处阶层和处境、既有观念信仰等。阶层、处境使信众在接受信仰时,将其心理诉求带入对此信仰的理解;此理解又受制于其既有观念信仰,从而使其对神灵职能的理解发生“熏染效应”式的变异,并影响其信仰行为及感情等。换言之,民间神灵信仰的演变中含三元素:(A)社会传播中的集体意识,(B)信众个体性因素,(C)信众接受中所变异的元素。三者具互补共生性:A为C提供基础,B为C提供条件;C反哺于A,并沉淀于B。然各神灵信仰互补共生的进程又或不同,有的变异仅具个体性或群体、暂时性,并未完成普世化和定型化进程;有的已完成对A反哺,并沉淀于B,从而使作为集体意识的民间神灵信仰发生普世化和定型化的演变。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十五规划2005年度项目、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

注释:

① 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第667—66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230—232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

② 加点四字原为“即”、白丁、“箱”、“”,据《道藏》本明人编《搜神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校改。

③ 侯锦郎《中国宗教中的冥币和财库观念》(Monnaies d'offrande et la notion de trésoreie dans'la religion chinoise,Paris:Mémoires de I'IHEC 1.Collège de France,1975)已揭此条。承学友吕鹏志先生见告,谨此致谢。

④ 明中叶出《诸神圣诞令节日期》亦载六月“二十四日,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圣诞”(《道藏》第36册第318页),可旁证《明史》所载。

⑤ 施舟人认为白玉蟾为《玉枢宝经》的作者,且说“This undated work i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y dated 1103 by Zhu Weiyi朱惟一of the Leiting aozhi雷霆奥旨[Daofa huiyuan 76.13b],attributed to BO YUCHAN”(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vo2,p.1092)。白玉蟾在1103年当未出生,《雷霆奥旨》及其朱惟一注中所引《玉枢宝经》,皆非白玉蟾所能撰,故施舟人之说恐未谛。又,日本三浦国雄《〈玉枢经〉の形成と传播》据《玉枢宝经》言及“正一道士”而认为天师道即正一道派与此经有关,不可忽视其对此经形成、传播的支持(《东方宗教》第105号,2005年5月,第5、16页)。其实,如正文所引,除此经外,相关的经典如《雷霆经》、《谢雷真经》也皆言及“正一道士”。

⑥ 三浦国雄《〈玉枢经〉の形成と传播》认为此注非白玉蟾撰,而应撰于元道士玄阳子徐道龄在元至顺四年(1333年)为此经补撰符篆之后(《东方宗教》第105号,2005年5月)。

⑦ 《日知录集释》第2262—2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陔余丛考》第751—752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泰山作为封禅之地,何以又是地狱所在,用美国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神圣空间”理论,可作圆通的解释,见《圣与俗——宗教的本质》第86—92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⑧ 《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之为伪经,法国索安《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司马虚考订《灌顶经》由慧简撰成于457年(第99页,吕鹏志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关于《地藏菩萨本愿经》,太史文推测撰于936—943年间(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27),尹富推测为常谨撰造于后晋天福至宋开宝七年之间(《中国地藏信仰研究》第171、204页,四川大学中文系2005年博士论文)。《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生七斋功德经》,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说此经应是中土所造“伪经”(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⑨ 《鬼董》未署作者,据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考证,知由沈某撰成于南宋绍定中(第37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⑩ 此经中寄库与受生的财禄库在天界,而在前揭诸经中属冥司。

(11) 纸钱的起源时间,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云“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虽未举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第60页,中华书局2005年),但据赵翼《陔余丛考》卷30引初唐道世《法苑珠林》“谓起于殷长史”,引宋洪兴祖《杜诗辨证》“谓起于齐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第633页),则见纸钱当起于六朝。又,关于纸马的含义,它除指纸上画或印有马的祭物之外,亦为纸上所画神佛像之谓,如清虞兆隆《天香楼偶得》“马字寓用”条云“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采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说库》本,第17页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 《博异记》作者之为郑还古,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8第97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 《太平广记》卷477“青蚨”条所载文同,注出唐焦璐《穷神秘苑》(第10册第3927页),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以为“此条乃误注出处,应作出《酉阳杂俎》”(第76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 《说郛》作“毕万”,当乙转。参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所附考证,第239页,中华书局1997年。

(15) 上三材料承学生李朝平君见告,谨此致谢。

(16) 关于此句,毛传云“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之大发其私田耳”;郑笺云“骏,疾也;发,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发其私田”。此承龙晦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17) 参刘长东:《孔子项託相问事考论——以敦煌汉文本〈孔子项託相问书〉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又,中国古代有蝗神,如唐代裴度、南宋刘宰分别在陕西商州、江南被祀为蝗神(《陕西通志》卷2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2册第542页;清王士祯《居易录》卷32,同上第869册第722页)。

(18) 18世纪以来,德国施莱尔马赫、美国詹姆斯、法国涂尔干、德国西美尔、荷兰莱乌等,皆甚强调宗教信仰中的个体特性(意大利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第22、81、101、117、1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其中,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言私人个体宗教与教会群体宗教、私人膜拜与教会膜拜、个体图腾与集体图腾之别,与本文所言C的个体性和A的社会性略有近似处。涂尔干以为社会性乃个体性的基础,后者乃前者结构内的部分(第52—53,230—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本文认为二者为互补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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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掠剩神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信仰传播的影响(4)

    道教之音整理 刘长冬

    2015-07-18 09: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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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掠剩神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信仰传播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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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就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和接受问题,作如下的归纳:

    第一,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有地理空间性,如宋代商业繁荣,因行商及官员的游历,五通、天妃、梓潼等有从某地向区域或向全国范围扩展的轨迹[4]。此外,民间神灵信仰在传播中,因其性质同正统宗教相近,故与后者有融摄互动性,即后者因教派、信仰等的发展,会资借前者的资源,依神灵职能而隶之于相应的宗教神灵之下,以补充宗教神灵谱系,强化宗教神灵的职能。民间神灵因进入宗教神灵谱系,会提高其神格性,增强其灵验公信力,然后又以宗教神灵的面目,随正统宗教而复归民间,并因之而得更深广的传播。

    第二,民间神灵信仰作为集体意识,在传播中会发生演变,演变以信众接受中个体性因素的作用为起点。个体性因素包括信众所处阶层和处境、既有观念信仰等。阶层、处境使信众在接受信仰时,将其心理诉求带入对此信仰的理解;此理解又受制于其既有观念信仰,从而使其对神灵职能的理解发生“熏染效应”式的变异,并影响其信仰行为及感情等。换言之,民间神灵信仰的演变中含三元素:(A)社会传播中的集体意识,(B)信众个体性因素,(C)信众接受中所变异的元素。三者具互补共生性:A为C提供基础,B为C提供条件;C反哺于A,并沉淀于B。然各神灵信仰互补共生的进程又或不同,有的变异仅具个体性或群体、暂时性,并未完成普世化和定型化进程;有的已完成对A反哺,并沉淀于B,从而使作为集体意识的民间神灵信仰发生普世化和定型化的演变。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十五规划2005年度项目、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项目

    注释:

    ① 宗力、刘群《中国民间诸神》第667—66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230—232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

    ② 加点四字原为“即”、白丁、“箱”、“”,据《道藏》本明人编《搜神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校改。

    ③ 侯锦郎《中国宗教中的冥币和财库观念》(Monnaies d'offrande et la notion de trésoreie dans'la religion chinoise,Paris:Mémoires de I'IHEC 1.Collège de France,1975)已揭此条。承学友吕鹏志先生见告,谨此致谢。

    ④ 明中叶出《诸神圣诞令节日期》亦载六月“二十四日,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圣诞”(《道藏》第36册第318页),可旁证《明史》所载。

    ⑤ 施舟人认为白玉蟾为《玉枢宝经》的作者,且说“This undated work is quoted in the commentary dated 1103 by Zhu Weiyi朱惟一of the Leiting aozhi雷霆奥旨[Daofa huiyuan 76.13b],attributed to BO YUCHAN”(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vo2,p.1092)。白玉蟾在1103年当未出生,《雷霆奥旨》及其朱惟一注中所引《玉枢宝经》,皆非白玉蟾所能撰,故施舟人之说恐未谛。又,日本三浦国雄《〈玉枢经〉の形成と传播》据《玉枢宝经》言及“正一道士”而认为天师道即正一道派与此经有关,不可忽视其对此经形成、传播的支持(《东方宗教》第105号,2005年5月,第5、16页)。其实,如正文所引,除此经外,相关的经典如《雷霆经》、《谢雷真经》也皆言及“正一道士”。

    ⑥ 三浦国雄《〈玉枢经〉の形成と传播》认为此注非白玉蟾撰,而应撰于元道士玄阳子徐道龄在元至顺四年(1333年)为此经补撰符篆之后(《东方宗教》第105号,2005年5月)。

    ⑦ 《日知录集释》第2262—2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陔余丛考》第751—752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泰山作为封禅之地,何以又是地狱所在,用美国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神圣空间”理论,可作圆通的解释,见《圣与俗——宗教的本质》第86—92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⑧ 《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之为伪经,法国索安《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司马虚考订《灌顶经》由慧简撰成于457年(第99页,吕鹏志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关于《地藏菩萨本愿经》,太史文推测撰于936—943年间(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27),尹富推测为常谨撰造于后晋天福至宋开宝七年之间(《中国地藏信仰研究》第171、204页,四川大学中文系2005年博士论文)。《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生七斋功德经》,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说此经应是中土所造“伪经”(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⑨ 《鬼董》未署作者,据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考证,知由沈某撰成于南宋绍定中(第37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⑩ 此经中寄库与受生的财禄库在天界,而在前揭诸经中属冥司。

    (11) 纸钱的起源时间,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云“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虽未举证(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第60页,中华书局2005年),但据赵翼《陔余丛考》卷30引初唐道世《法苑珠林》“谓起于殷长史”,引宋洪兴祖《杜诗辨证》“谓起于齐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第633页),则见纸钱当起于六朝。又,关于纸马的含义,它除指纸上画或印有马的祭物之外,亦为纸上所画神佛像之谓,如清虞兆隆《天香楼偶得》“马字寓用”条云“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采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说库》本,第17页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 《博异记》作者之为郑还古,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8第97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 《太平广记》卷477“青蚨”条所载文同,注出唐焦璐《穷神秘苑》(第10册第3927页),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以为“此条乃误注出处,应作出《酉阳杂俎》”(第76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 《说郛》作“毕万”,当乙转。参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所附考证,第239页,中华书局1997年。

    (15) 上三材料承学生李朝平君见告,谨此致谢。

    (16) 关于此句,毛传云“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之大发其私田耳”;郑笺云“骏,疾也;发,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发其私田”。此承龙晦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17) 参刘长东:《孔子项託相问事考论——以敦煌汉文本〈孔子项託相问书〉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又,中国古代有蝗神,如唐代裴度、南宋刘宰分别在陕西商州、江南被祀为蝗神(《陕西通志》卷2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2册第542页;清王士祯《居易录》卷32,同上第869册第722页)。

    (18) 18世纪以来,德国施莱尔马赫、美国詹姆斯、法国涂尔干、德国西美尔、荷兰莱乌等,皆甚强调宗教信仰中的个体特性(意大利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第22、81、101、117、1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其中,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言私人个体宗教与教会群体宗教、私人膜拜与教会膜拜、个体图腾与集体图腾之别,与本文所言C的个体性和A的社会性略有近似处。涂尔干以为社会性乃个体性的基础,后者乃前者结构内的部分(第52—53,230—2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本文认为二者为互补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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