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道教在武汉地区的传播早在三国时代，时吴国孙权诏会稽著名道士介像至武昌，介像应是史载最先进入武昌的道士。1956年在武昌东郊何家大湾发现的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刘凯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说明此前道符已在江夏地区流行(见《武汉史稿》)。道教与黄鹤楼的传说有密切联系，唐末著名道士吕洞宾曾登临黄鹤矶，留下“黄鹤楼头留圣迹，玉清殿内炼丹砂”(见《吕祖全书》)的诗句。
武汉地区的道教，分正一道和全真道两个派别。
正一道由天师道演化而来。最早传入江夏的天师道，是受三山(江西贵溪的龙虎山、清江的阁皂山、江苏句容的茅山)的影响，由江西经过湖北的蕲春、浠水、黄梅进入江夏。最早的宫观为北宋年间修建的汉阳天庆观。元大德八年(1304年)皇帝授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从此，天师道又称正一教或正一道。武汉地区早期的正一道没有传下来。明代，汉口成为新兴的市镇，湖南籍船民开始来到汉口，随之正一道士经过湖南兴化县来到宝庆码头一带，以后发展到三镇。正一道士不出家，非斋戒日可以吃荤，较少受到清规戒律的约束。他们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社会上做斋醮、放焰口、超度亡灵等，有些人以此为主要职业；有的作为第二职业，主要从事小商贩活动。他们居住分散，活动各行其事。正一道有坛门之分，每个坛门都有自己活动的范围，坛主只能在自己的地段内从事经忏活动，不得越界。坛门的主持人大都是父子相传。没有坛门的正一道士称为“应付”，“应付”受雇于坛门，坛门有法事活动才请他们去帮忙。“应付”念唱经忏的技巧一般高于坛门正一道士，但生活没有保障。据民国时期警察局资料统计，汉口有48家坛门，以柏慎图为第一，朱裕次之；汉阳有16家坛门，最大的为陶姓，其次是陈姓；武昌道士较少，坛门数不详，以陆、甘两家为首。正一道的活动场所，较大的是东岳庙(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
宝庆码头的正一道比较集中，有两大坛门，其主持人一是伍法宝，一是蔡子敬。这里的坛门没有地界范围之分，其他坛门的道士可以来这里做法事，前提是要有真“本事”。他们很看重每年八月初八的“南岳菩萨诞辰”，届时湖南籍的群众要结伴去衡山朝山，烧香还愿。每次人数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一百多人。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下来。
民国政府社会局规定，正一道士必须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领取执照后方可操业。民国25年(1936年)，汉口市政府为了加强管理，防止巫婆、马脚搞封建迷信活动，对正一道士进行了一次换照登记，当时登记的正一道士有106人。
武汉解放以后，由于经忏活动大为减少，绝大多数正一道士放弃宗教职业，从事各项生产和经商活动。仅有少数人偶尔为丧户做超度亡灵的道场。
全真道传入武汉地区较晚。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武当山道士鲁大宥由北方访全真道归，与汪真常在武当山传全真教法，度弟子百余人，再由弟子传入三镇，从此武汉地区开始有全真道活动。全真道与正一道不同的是，不娶妻室，不茹荤腥；出家当道士需投师住庵；庵需有屋顶以避日月之光，但不能住高楼大厦而绝地脉；要静坐，求定心，调和五行精气于一身以正五气；应有道伴，以交流修道心得。这样才能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脱落心地，真离凡世。全真道还实行丛林制度，但全真道丛林不收徒，只定期举行“三坛大戒”。在武汉地区，全真道虽然传入时间较晚，由于其清规戒律比较严格，要求出家必须住庙，因而促进了宫观庙庵的修建。三镇大小宫观庙庵最多时达到114处。武汉地区全真道的支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和尹喜派等，占主要地位的是龙门派，比较著名的宫观多为龙门派丛林。
道教在元代重新传入三镇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明代是它的兴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崇奉道教，在全国各地设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吏，由道人担任。永乐年间武昌府在玄妙观设有道纪司，道人韩明善、王智举先后在此担任过正、副都纪，道纪司也曾设在武当宫内。在汉阳县也曾设过道会司。重要的道观，如玄妙观、长春观和武当宫这一时期都曾得到官员和士绅多次捐款资助进行重修和维修，规模也得到扩大。到了清代，统治者重佛轻道，武昌府和汉阳县的道纪司、道会司虽仍袭明制继续设置，几个道观在顺治、康熙年间也进行过重修，但在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元妙观因长期得不到维修，到了清末已渐次衰败；武当宫在光绪年间进行移建，规模大为缩小，逐渐衰落；只有长春观道人何合春募得湖广总督官文的资助，辛亥革命后，道人侯永德又求得督军萧耀南及夏斗寅的解囊，才使长春观得以维修、扩建、完善，并延续下来。 #p#分页标题#e#
武汉解放之初，道教的宫观庙院已由民国初年的114处减为85处，计武昌有宫观45处、108人，汉口有宫观28处、91人，汉阳有宫观12处、34人。其中仅1—2人的小庙占71.8%，3人的占17.6%，4—5人的占7.1%，10人以上的道观只有3处，占3.5%。由于道人主要以香火、募化和经忏活动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解放以后经忏活动大为减少，因此他们的生活普遍发生困难，特别是那些小庙，香火更少，无法维持。从1950年起，市道教联筹委会就着手组织广大道教徒走出庙观大门，参加生产劳动，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他们开始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政策，参加社会活动，一批道教界代表人士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
“文化大革命”中，道教也受到严重冲击，活动场所被迫关闭并被占作他用，正常宗教活动停止，教职人员无家可归，道教协会也停止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教协会恢复活动。被关闭18年之久的长春观修葺一新，重新打开山门。一批年轻的道人经过学习、培养和锻炼，有些已开始担负相当的责任，有的已成为道协的领导成员。1985年由政府房地部门经租的道教房产，全部退还由道协经营管理，增强了道教自养能力。道教界代表人士重新担任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
【宫观】武汉地区修建最早的宫观，有史料可查和有遗址可寻的，是建于北宋乾德五年(967年)的汉阳天庆观。明代以后，民间经忏活动逐渐增多，道教宫观也纷纷建立。民国初年，武汉三镇的道教宫、观、庙、庵、阁共有114处。1947年，据汉口市警察局统计，在汉口、武昌仅余66处。1951年社团登记时，三镇宫观共有85处。 (表4—8)武汉的道观，绝大多数是全真派活动场所，天庆观(后易名为元妙观)在元代以后也逐步演变为全真丛林。武汉道教较为著名的全真道观四大丛林是武昌的长春观、武当宫，汉阳的元妙观，汉口的大道观。这四大丛林中，武当宫在1931年以后就已衰落；元妙观在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已改为别用，武汉解放之初，其住持人相继去世，后继无人，宗教活动随之停止；现在仅存长春观。天符庙是武汉道教唯一的坤道(女道人)丛林，是1933年在一座小庙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以接待来汉的云游坤道和过往女香客。1940年自行解散。在武汉各道教丛林中，乾道(男道人)占绝大多数，但在众多的小庙里，坤道多于乾道。
近代正一派活动场所主要是位于汉口的东岳庙。
长春观 长春观坐落在武昌双峰山南麓(现武珞路145号)，为纪念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邱长春而得名，是武汉道教四大丛林中最著名的一座。
北宋期间，双峰山建有元庆观，嗣承江西阁皂符箓金丹教义，布施于鄂州，为天师道场，元初在此建长春观。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和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曾进行维修和重建，咸丰二年(1852年)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年)，龙门派十六代传人何合春自武当山来此，发愿重修长春观。他得到官员和士绅赞助，募得款项，仿明代建筑模式，以斗拱铆榫纯木结构重修三皇殿、紫微殿、玉皇阁、来成楼及殿后登山石级，使殿堂焕然一新，“庙貌森严，回复旧观”。民国14年(1925年)侯永德任监院期间，得到督军萧耀南、士族项竹坪的捐资而修藏经阁。1926年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叶挺独立团驻扎在长春观，这里成为前线指挥所。藏经阁、来成楼、三皇殿均遭炮弹击损，后复由督军夏斗寅出资恢复原貌。1931年，侯永德道长又谋得夏斗寅的支持捐资，对道观进行大规模的修缮，长春观建筑群格局终于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长江大桥，对原在黄鹤楼旧址的吕祖阁拆迁，遂由政府拨款，将吕祖阁的神像等迁入长春观，并对长春观进行维修。“文化大革命”中，长春观受到冲击，神像被捣毁，宗教活动被迫停止。1982年政府拨款，重修长春观殿宇，重塑神像，1984年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并对外开放。
长春观是武汉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古建筑群。殿宇依山而建，层层递进，主要建筑坐北朝南，形成分左、中、右三路的建筑格局。中路是道观的主体建筑。据1936年绘制的《长春观庙图》显示分为五进。第一进是灵官殿，供有王灵官泥塑神像1尊。第二进是二圣殿，原供奉关公、岳飞等神像(1958年，因加宽马路，灵官殿拆除，二圣殿改为灵官殿)；第三进太清殿，原供奉太上老君骑青牛的木质雕像，雕像置于高大的5排镂蟠龙雕花樟木神龛中。其西为雷祖神像，东为真武神像(1982年重修后的太清殿，供有太上老君泥塑金身神象，左右供奉庄子、尹喜神像)。殿前石阶正中的五龙捧圣图为清代所制。第四进为古神农坛，1931年改为紫微殿，原供有紫微帝君、文昌帝君像，现为七真殿，供全真七真人像。第五进是古先农坛，后改为三皇殿，供奉神农、伏羲、轩辕三皇神像。在两坛之间是“地步天机”和“会仙桥”。右路建筑有十方殿、经堂、大客堂、功德祠、大士阁(现改为吕祖殿，供有吕洞宾卧像)、来成楼和藏经阁。左路有斋堂、寮房、邱祖殿、方丈室、世谱堂和纯阳祠等。整体布局严谨合理，主要建筑为砖木结构，除灵官殿为硬山式外，其余均为单檐歇山式，宝瓶玉脊，单檐舒翼，细腻生动，精致典雅。 #p#分页标题#e#
长春观原藏有明版《正统道藏》，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兵燹。1925年，藏经阁建成，汉上名士应龙翔捐赠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1部，于同年十二月初三迓迎《道藏》入阁珍藏。长春观原保存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二仙庵重刻的《道藏辑要》(彭定求编)1部、《云籍七藏》等道经单行本1套，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1984年有关部门退还了《道藏》及《道藏辑要》残存的500余册。1985年又购得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珍藏观内。
镶嵌于功德祠墙壁上的《天文图碑》是全国仅存的两块中的一块，为辽东千山著名道人李理安于1936年重刻。碑高207公分，上部刻有“谕旨”2字，两边为蟠龙祥云；中部为天文图，绘有二十八宿星座，星图四周刻有“长春琼玑”4字；下部有《玉皇宝诰》文，诰文之下为序文《长春观重镌彤天文图赞序》。在藏经阁后，有摩崖石刻数处，一处字迹漫漶不可读；一处被压在藏经阁墙基下，仅露出一个“高”字；一处刻有“甘棠”2字，旁署“乾隆乙丑国望”6个小字。甘棠即棠梨树。传说周武王时，召伯巡行西周，曾憩于甘棠树下，人们追思其政绩，因作甘棠诗，即《诗经?召南?甘棠》篇。后人对有政绩的地方官在其离任时，便以“甘棠”颂之。
长春观的传戒活动，史载两次。一次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北京白云观主坛传戒师张耕云应邀来武昌主持传戒，因其离京时未领政府颁文，结果这次传戒活动未满百日戒期，被官府制止，“出牒而遣之”，致使传戒半途而止。一次是民国14年(1925年)，由龙门派第二十二代传人刘嗣授主持的传戒。刘当时任元妙观方丈，得到长春观的支持，并经当局同意，在长春观藏经阁主持传戒。此次戒期圆满，454名戒子载入《湖北省长春观乙丑戒坛登真》。黎元洪、萧耀南分别赠“大愿圆满”、“道岸同登”匾额。传戒后，刘嗣授留任长春观方丈。
长春观的历任方丈、监院，记载很不完整，仅知有：姬知常(元代)、简志和(明代)、朱合真(清乾隆间)。道光年间为崔教淳，任职40年。崔之后有何理森、汪崇德、鞠复智、林本立、张志澶等。咸丰年有于本贤，同治年间有何合春、金教法等。民国时期有徐教广、陈宇定、刘嗣授、侯永德、陈明崑，陈明崑任监院直至武汉解放。武汉解放初，韩高超继任监院，到1990年病故。
长春观1959年被列为武汉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列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道观。武汉市道教协会驻此。
大道观 大道观位于汉口利济路171—199号。此处原为一水塘，旁有五皇亭。清道光年间，始修一庙，名玉皇阁。光绪十一年(1885年)住庙道人李敏将庙基、房屋、神像、法器等全部转给道友杜园椿，杜即扩建为十方丛林，改名为大道观。时有庙宇10多栋、大殿3间、场院2处，占地300平方米。
武汉沦陷时期，伪市政府扩建利济路，大道观部分观址让做路基。殿宇拆毁后，由武昌长春观监院侯永德发起募化，并派知客裴至德重建，大道观始得恢复，裴即留下来任住持。重建后的大道观规模更大，有殿宇、客、寮、堂、库共7栋，山门灵官殿和玉皇阁均为2层，另有临街9个铺面，占地总面积1 632平方米，建筑面积有2 461平方米。
大道观地处人烟稠密的闹市，在武汉道教四大丛林中以经忏著称，武汉解放前常住有道人六七十人，绝大多数擅长经忏活动。大道观主要靠经忏活动的收入和少量房屋出租的租金维持道众的生活。
经忏，又称斋醮、法事，民间叫做放焰口、做道场，是道教的主要宗教祭祀活动。大道观的经忏活动在1945—1950年期间最为兴盛，半月以上的大型经忏，每年一般有七八次，小型的斋醮几乎天天不断。此外，还有一些例行经忏活动日，如每年农历正月初九的玉皇大帝诞辰，正月十九的邱长春诞辰(全真派称做“邱祖会”)，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是王灵官、雷祖的诞辰，十一月的冬至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的诞辰，除夕为一元复始的迎春节。届时，观内都要举行不同规模的宗教祭祀活动。
武汉解放后，经忏活动逐年减少。1949年7月大道观住持裴至德在商人集资支持下，办起了道生德织布厂，购得脚踏式织布机6部，吸收社会上熟练工人4人、本观道人2人参加劳动，经济收入可维持观内道众生活。1952年，裴至德逝世，观内缺乏主持人，宗教活动停顿。不久道生德织布厂同大兴织布厂合并，改名为一春织布厂，经济上与大道观脱离关系，2名道人随厂就业。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一部分道人由政府发路费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一部分自谋出路，一部分年老体弱者依靠房租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 #p#分页标题#e#
大道观的房产，1960年全部交给硚口区房管部门经租。1985年1月房管部门又将其产权和经营权交还给武汉市道教协会经营管理。
元妙观 元妙观位于现汉阳区西大街75号，是武汉地区道教最早的一座十方丛林。创建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赐名“天庆”。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名“玄妙”。清康熙年间，因避“玄烨”之讳，改名“元妙”，一直沿用下来。
史载，元妙观原在“县治东”。南宋理宗淳祏年间(1241—1252年)，冲妙宏道真人叶静庵重新修葺。元末，毁于兵燹。明洪武年间，赵停兰任县令，移元妙观于城西门外，由道人常自然主持重修。洪武十六年(1383年)“楚昭王有疾，大修境内名地”(见《汉阳府志》)，元妙观也得到维修。永乐中府道纪司设于此，著名道士韩明善曾在此任都纪。明天顺四年(1460年)，江陵羽士王智举为副都纪，在他的主持下，对元妙观进行扩建与修葺。正德年间(1506—1521年)渐衰落。嘉靖年间(1522—1566年)，御史朱汉(即舟山老人)募捐，又进行了扩建与维修，规模比以往更为宏大。万历年间(1573—1620年)，给谏李宗鲁重修，崇桢末年毁。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复修。咸丰四年(1854年)遭兵燹，几乎夷为平地。同治六年(1867年)耆民林朝贵协助道人彭信良募款重修。清代末年，元妙观日趋衰微。民国34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原汉阳第二、第三小学迁至观内，占用部分殿宇。武汉解放后，改为西大街小学。解放初期，监院李崇钦病逝，继承乏人，宗教活动停止。1958年，元妙观房产交由汉阳区房地部门经租，1985年元月，由道教协会收回经管。
元妙观坐北向南。山门在汉阳西大街，后抵北城巷，平面呈葫芦形，前窄后宽，占地面积1.0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 959平方米。殿宇建筑为“九宫八挂”格局，中路三重主殿为轴心，其余殿宇环拱而置，共有殿宇21栋。第一重是灵官殿，供奉王灵官及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方之神，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方位排列。第二重为三清殿，供奉玉清、上清、太清神像，取“老子一化三清”之意。与三清殿并列的，左为邱祖殿，供龙门派祖师长春真人邱处机像；右为吕祖殿，供道教五祖之一的纯阳帝君吕洞宾像。第三重也是三殿并列，中为玉皇殿，供奉玉皇大帝及张、郭、许、萨四相尊神；左为雷祖殿，供司理雷雨雷电的雷公电母像；右为文昌殿，内供文昌帝君。三重殿后，有斗母宫与地母宫。吕祖殿右后有大士阁，供奉慈航道人(即观音大士)。大士阁后有三官殿，供有天官、地官、水官。客堂、斋堂、方丈室等分列于主殿的两侧。 武汉解放前，元妙观有水田10石，收入甚微，道众主要以经忏法事收入维持生活。解放初，尚有道众14人，大部分是老弱病者，生活来源除靠部分房租收入外，主要靠监院李崇钦、知客黄宗胜及另外两位道长为人治病售药收入维持。
武当宫 武当宫位于武昌区蛇山西部南麓，即今黄鹤楼剧场院北，曾是武汉市道教四大丛林之一，原名玉清宫，明代易名为武当宫。
武当宫原址在平湖门西端。据明《寰宇通志》载：“在黄鹤楼东，宋崇宁年建，洪武初年续建，正德十年重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建，立有《重建武当宫碑》(已佚)，并有康熙十三年铸的铁钟一口。武当宫为三镇市民奉香祝之所。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当宫移建于学府宫西的原城隍庙旧址。
原武当宫山门外左右墙上，书有“龙、虎”二字，字高与墙等。宫内右边是古天鹅池，池上有石桥，桥下泉水碧绿，苔萍清翠。殿宇依山而建，分为三重。历十余级台阶而登玉清殿，上为雷祖殿，又上为斗母殿，两侧有四皇殿、官厅、三清殿、法轮殿等。最盛时有百余道人居住。移建后的武当宫，规模比原来的要小得多。殿宇仍坐北向南，前临大成路，背依蛇山。山门亦灵宫殿，其后为一大院落，客堂、方丈室、厨房分列于院落的东西两侧。穿过院落即玉皇殿，殿侧另有一小神殿供阴曹地府之神。
明、清两代，武昌府置道纪司于此，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人。
民国20年(1931年)后，武当宫香火趋于衰落，由于收入低微，道众生活无法维持，大部分相继离去。至武汉解放前夕，仅有常住道人一二人。解放后只有一柴姓道人住观，靠卖水为生，不久也离去。由于道人全部离宫，武当宫处于无人居住和管理的境地，殿宇、神像逐渐朽坏。1954—1958年间，有关部门进行拆建移作他用。 #p#分页标题#e#
在武当宫担任过监院的，据记载民国以来先后有刘嗣授、江宗善、柴永仙等人。
【道教教育】道教教育具有特定的方式，在道教学识上讲求自修，在道教实践上讲求自悟。道教非常重视经诰宣教，诵经习诰是一个扫盲和增长知识的过程，一般是师徒授受，口耳相传，一般不记文字。道教丛林不收徒弟，只举行传戒活动。只有子孙庙和小庙收徒，满师后到大丛林受戒或挂单常住修习。武汉道教丛林所住道士大都来自各方，除在举行大的传戒活动期间，受戒弟子可受到较正式的道教教育，如讲经、阐教、习仪等外，一般没有规范的教育形式，也不组织学习。在香火稍淡的冬季，长春观和大道观有时也有部分道士集中学习斋醮经韵。 民国25年(1936年)，编撰过《长春观志》的李理安道长，曾在长春观讲授过教理教义、天文地理知识。武汉小观庙多是坤道，文化程度都不高，文盲比例较大，有的出家多年未曾接触经书。武汉正一派道士一般是父子相传，除唱念做打、仪式仪规等传教外，因上表书诰是其专务，故特别重视书写。武汉正一派道士大都能写一手好毛笔字，也能为群众代写书信或写楹作对，但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后，道教界注意到传统道教教育那种口传心受、“法不传六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道教发展。时子孙庙、小庙收徒减少，道教人材更为匮乏。1962年在北京白云观开办了道教历史上第一个道教徒培训班，武汉的曾宗恒参加了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道教协会继续举办培训班，武汉道教也先后于1982年、1984年、1987年选派7名人员参加了学习。特别是1988年的坤道学习班，也是道教史上第一次。武汉道教派出6名坤道参加。学习时间均为半年或1年。学习内容为时事政策、道教历史、人物仪范、教理教义等。1990年5月5日，道教的最高学府——中国道教学院在北京白云观开学，学制2年。结业后亦可继续进修，学习内容更为丰富，武汉道教派陈诚一参加学习。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道教事业的需要，为培养后继人才，武汉道教于1984年、1986年、1988年举办3期“道教知识培训班”，共有120人次参加学习。教学内容主要有宗教政策、时事形势及教理教义、经忏科仪、仪范规戒等道教基础知识，使中青年道教徒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增强了宗教感情，增长了道教知识，掌握了仪礼规范，提高了宫观管理能力和对外接待水平。从北京回观的学员和参加过武汉培训学习班的成员，多数在长春观不同岗位上工作，有的还在武汉市道教协会和长春观民主管理委员会中担负起一定职责。
【经济来源】武汉解放前，道教各宫观基本没有生产经营组织。地租、香火、捐资、经忏活动的收入，构成道教四大丛林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余小观庙仅靠香火和少量供养维持。道教的重要节日，各大小观庙的香油奉资多于平时。
地租收入。四大丛林中，以长春观拥有田地最多。在法泗洲处有田地600亩、耕牛6头，纸坊处有田地100亩、耕牛2头，卓刀泉处有田地200亩、耕牛2头，安家湾处有田100亩、耕牛2头。玄妙观在大生堂处有田100亩。其他丛林所属田地不多。各处田地均租给佃户耕种，庙观派员监管。收获后，缴交谷米或现金。
经忏收入。较大型的宗教活动是武汉道教丛林主要集资方式之一，经忏由武汉三镇富商名绅即“护法”者出资。一般内容为祈雨祈福，超度阵亡将士，超度某人亲属等。念一堂皇经，收资约二三千银元。念10多天至49天不定，除去人员开销，各方打点，香蜡纸草等费用300—500元，可余1 500—2 000元左右。一些小型道场焰口收入不多。汉口大道观的宗教活动收入要多于其他3座丛林。
募化收入。武汉各宫观一般自身没有经济能力维修道观，主要靠募化和官商信徒出资维修和添建殿堂。另一种形式是新道徒带庙出家或带钱出家修庙以示虔诚和功德，武汉道教一些小庙多属此。武汉的大丛林特别是长春观也靠这些小庙出功德资支持和联系香客信众。
至于以祈福度亡做道场为生计的正一道士，至武汉解放前大多只能维持坛门，几个正一道观在存在期间，也只能以少量的香火为主要经济来源。少数游方道士也有以行医、卖草药、卜相、算卦为生活来源的。
新中国建立后，大丛林所有土地在土改中分给了农民，同时经忏活动也大量减少，广大道教徒积极参加劳动生产，道教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 #p#分页标题#e#
1950年，武汉市道教联合筹委会倡议“凡武、阳、汉的道教徒均须按本人所住之庙观环境设置，以农业劳动生产以求自给，一改从前的募化为主的生活”，武汉各宫观积极响应。长春观、大道观、元妙观等庙观先后创办了医疗诊所、童装厂、玻璃厂和蘑菇生产组等13个生产组织。其中长春观洗把厂参加生产的道士近60人，是诸生产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在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活动外，凡有劳动能力的道士、道姑，均按个人意愿，分别从事宫观组织的手工业及各种服务业。
1956年前后，在合作化过程中，道教界创办的各种劳动生产组织，分别走上集体化道路，其固定资产均无偿转为社会上的集体(或国营)企业财产。如长春观、元妙观诊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计1.2万元)全部无偿交给卫生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劳动的道教徒，也随生产组织的转变，完全脱离了道教职业。一方面他(她)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他(她)们信奉道教，保留宗教生活习惯，参加道教的重大宗教活动。
1959年，国家对出租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市道教协会统一将武汉三镇(除武昌长春观、清修处、弘修道院，汉口宗三庙、老观音庵外)的86处庙产(建筑面积1.70万多平方米)交由市房地部门“包租经租”。每月包租费926.71元，用于市道教协会办公及一部分作为在宫观内的道人生活费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道教界受到冲击，教产被没收，房租租金和道教徒的生活费用被停发。
1981年，武汉市道教协会恢复工作。有关部门补发了道教职业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发的生活费。退还了一些查抄的教产。全部退清停付减付的包(经)租费19.42万元。1985年1月，市房地部门将原包租经租的房产1.75万平方米，退还给道教协会经管，退还的面积略多于上交时的面积。
由道协组建的道教协会房产经管处，于1985年成立，经营管理着武汉三镇的道教房产。现有集体所有制固定职工4人，临时维修工2人。管理上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房地、税收等部门实行减免税费政策。通过改建、兴建、房产开发等多种方式，至1990年，道教房产已达2万平方米，年租金从“包租经租”的1.11万元至1990年增至14.20万元。 长春观自1984年开放以来，逐年兴办了服务部、摄影部、素(菜)餐馆、制蜡组、缝纫组等服务事业，为武汉旅游业提供服务，同时增强了道教“自养”能力。长春观年收入1989年达到14.26万元。5年中服务部收入一项已达19万余元。香火和经忏收入已不再是长春观的主要经济来源。长春观开始用自有资金维修道观，至1990年，用于维修长春观的自有资金已达23.54万元。与此同时，观内道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服装、日常用品都大为丰富。财务管理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保证了长春观的合理开支和经济正常运行。
【团体】辛亥革命前，武汉道教不仅没有全市统一的团体，就是全真、正一两派内部，也没有全市性的组织。全真派各宫观、正一派的各坛门之间互不隶属，各行其事。民国初年，成立了湖北道教会。民国13年(1924年)，正一派在三镇分别成立“道教会”，但没有开展多少实质性的活动。武汉解放以后，道教才成立了包括全真、正一两派各宫观、坛门的全市性团体道联筹委会和道教协会。
湖北道教会 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道教会在北京成立，湖北省接着成立了湖北道教会，会长由长春观监院徐教广担任。
1933年1月，发起重新组织湖北全省道教会，经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核准，于1934年7月召开成立会，公推尹永慎为会长。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尹随政府西迁重庆，道教会遂告解散。
1946年2月，经湖北省社会处批准，恢复湖北全省道教会，成立道教会整理委员会，以尹永慎、王崇复、刘理忠、陈明崑、孙理元、裴至德、宋信银为整理委员(尹、王、刘为常务委员)，并派社会处视导秦智荣为整理指导员。经过近半年的整理，同年6月29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由秦智荣代表整理委员会提名，推举裴至德为会长，尹永慎、陈明崑为副会长，孙理元等12人为理事，王崇复等7人为监事。大会通过了《湖北省道教会章程》。章程规定道教会“以团结全省道教徒，整理教务，发扬老子道德，提倡和平，辅助国家社会为宗旨”，还规定：“本会会址设在武昌长春观”。实际会址在汉口大道观。 (表4—9) #p#分页标题#e#
正一道教会 民国13年(1924年)，三镇的正一道教徒先后成立“正一道教会”。汉口正一道教会会长为李明清，副会长熊宝均，会址设在广益桥木兰宫。汉阳正一道教会会长为陶海山，副会长殿会川，会址设在南长庵。武昌正一道教会负责人是汪大发、蔡梗诚，会址设在贡院新街68号。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均解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由余兰亭、赵善甫等７人发起恢复武昌正一道教会，未获当局批准。
武汉市道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武汉市道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于1950年2月16日在汉口利济路大道观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筹委会《组织章程》，确立“以团结武汉市道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从事劳动生产，参加建设事业为宗旨”。筹委会推举了领导成员。 (表4—10)
推举何理一任主任委员，李崇钦等3人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下设总务组及调查登记组。筹委会对全市道观及道教徒进行调查登记工作，掌握基本状况；组织成立武昌、汉阳、汉口3个学习小组，建立学习制度；组织参观土改展览，参加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帮助各宫观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办起生产服务事业，动员和组织道教徒参加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增加收入；组织道教信徒参加1954年武汉的防汛工作；协助政府宣传贯彻宗教政策，在粮油计划供应的条件下，根据道教徒的宗教生活特点，政府增加了食油供应量，宗教节日给予更多的照顾。1956年为了支持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协助政府认真做好吕祖阁的神像搬迁及道教徒的生活安置工作，既支援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也使宗教信仰活动得到妥善解决。
武汉市道教协会 武汉市道教协会是在原道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基础上建立的。它是全市包括全真、正一两派道教信徒在内的群众团体。道教协会的领导机构经过全市道教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中止活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重新恢复工作。历届代表会议的情况如下：
武汉市道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于1959年7月27日在武昌洪山省人委第一招待所召开。会议由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万昭虚作工作报告，副主任委员韩高超作《武汉市道教协会章程》草案的说明。会议选举产生市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万昭虚任会长，韩高超等2人任副会长。会议通过了《武汉市道教协会章程》，规定道协的宗旨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和联系全市道教徒，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参加爱护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大会还通过了《宗教管理制度》、《财经管理制度》和《爱国公约》，发出了“向毛主席致敬电”。道协会址设在武昌长春观。
武汉市道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于1962年10月5日至22日在武昌长春观召开。省委统战部谢威副部长到会作国内外形势报告，省宗教事务处叶云处长作宗教政策报告。万昭虚会长作了武汉市道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韩高超副会长传达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万昭虚任会长、韩高超等2人任副会长。
武汉市道教第三届代表会议于1981年11月24日至26日在长春观举行。这是道教协会停止活动15年后的第一次大会。副会长韩高超代表上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上次代表会议以来19年的工作情况，特别是1981年1月恢复工作以后，协会收回了长春观的6个主要殿堂，清理了长春观原有财产，提出维修长春观的初步方案；落实宗教政策，恢复道教徒原来的生活费标准，补发了扣发的生活费；按照党的政策，对冤假错案进行调查研究，给予平反和恢复名誉等。会议选举韩高超任会长、谢宗信等2人任副会长。这次会议还修改了《武汉市道教协会章程》，修改后的《章程》对宗旨作如下表述：“团结全市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的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动和开展道教研究工作，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武汉市道教第四届代表会议于1985年5月8日至10日在长春观来成楼举行。会议听取了谢宗信代表上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胡照洲到会作了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报告。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提出，全市道教徒要更好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爱国爱教，爱国守法，安定团结，积极参加四化建设。本着道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精神，为实现四化建设，为台湾回归祖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作出新的贡献。会议选举韩高超任会长、谢宗信等2人任副会长。 #p#分页标题#e#
武汉市道教第五届代表会议于1989年10月25日至27日在武昌长春观召开。会议听取了韩高超的工作报告，回顾了1985年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积极参加“两个文明”的建设；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各项宗教政策，本着尊重历史、注重现实，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灵活方法，较好地解决了道教房产的政策落实；制定了《武汉市道教协会宫观管理暂行办法》、《长春观招收新道徒试行办法》；协助对长春观进行了维修；培养道教接班人，开展道教文史工作；加强内外交流、交往活动；组织全市道友慰问年老体弱老道长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范守方局长到会作宗教政策报告，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江水生副部长到会讲话。经过代表们酝酿讨论，修改了协会章程，选举了协会新的领导成员，韩高超当选为会长，何至发等3人为副会长。 (表4—11)
【公益事业】武汉道教所办的慈善事业，是以丛林为基地，以名绅、富商为依托，为社会需要开展起来的。
赈灾救济民国20年(1931年)，武汉遭受大水灾，百姓流离失所。汉口市政府难民救济委员会以长春观为第二粥棚，对灾民施粥。同时长春观也开展了义诊和施药活动。这一年，发放救急水2万瓶，为难民义诊2.8万人次，诊费支出计法币3 3588元。1935年天门水灾，长春观监院侯永德被武汉各慈善团体公推赴天门进行赈灾活动。
开办寿木局民国35年(1946年)几个道教丛林开办寿木局。长春观同善寿木局主持人陈明、经理韩高超，大道观同德寿木局主持人裴至德，汉阳元妙观同善寿木局主持人李崇钦。这些寿木局以销售寿木为丧户服务，对贫困者则予施舍。1953年3处合并为长春观同善寿木局，有职工53人，股金人民币30万元(旧币)。1956年合作化中，全部财产并入武昌区木器行业。
兴办学校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绅董汤某等向汉镇巨商大贾募集巨资，在汉阳东门外玉皇阁内添置房舍，开办蒙养学堂，招收学生60名。贫家子弟入学，各项应用器物由学堂发给；有能力自备资费的，每月收1 000文，概不多收。长春观于民国16年(1927年)在大东门外也办起了贫民小学，武汉解放后，由政府接着承办，即现在的大东门小学。
【友好往来】武汉道教的国际交往甚少，与港澳台也因历史原因极少联系和交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武汉道教打破封闭，迎来一批批道友客人，增进了道谊和文化交流。
随着外事交往活动的增加，武汉市道教协会成立以道协主要负责人分管的外事接待专班。截至1989年底，共接待来访参观交流的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及东南亚地区人士3 067人次。同时，还接待港澳台人士或信徒1.3万人次。举行正式道教学术交流会谈23次。
1982年，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率团访问长春观，使长春观的道教地位在日本道教学术研究中得到重视。
1987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峰屋邦夫教授等来访长春观，并与武汉学者及道教人士座谈交流。此举载入其《中国道教之现状》一书。
1988年，曾参与法国总统竞选的法籍华裔成之凡女士，偕先生贝尔谈来长春观访问，写下“吾一身三栖，一栖神州大陆，二栖宝岛台湾，三栖法国兰波叶，吾诚心诚意为母子团圆世界和平而搭桥开道”的题辞。
同年，武汉市道教谢宗信道长和北京闵智亭道长，应加拿大多伦多市道家太极拳社、蓬莱阁道观的邀请，赴加主讲道教哲学和道教丹功健身法，当地电视台和报纸多次予以报道。 这是中国道教史上道教徒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出访，加深了加拿大华人华裔对祖国的了解，增进了东西方道教信徒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