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其实,生命在于和谐。
每一生命体没有其内在的和谐,就没有生存的基础。《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从一切事物的本根上说,任何物都来之于道,道本混然,分化之后才有阴阳之“二”,而万物都带着由道派生过程中的全部基因,所以都内在地含有阴阳之“二”,由二者的交流即这里所说的冲气,才能达于和谐状态“和”。所以不和则无物,物虽生而很快失其“和”,则必定走向死亡。生命体岂能例外?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生命岂能例外?冲气以为和,才能与道相合,这是生命的形上根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他的每一刻,都在进行着同化与异化的过程,平衡、协调,是其生理生命的最原初的条件。人,不仅有生理意义上的生命活动,也有心理意义上的生命活动,是生理与心理的统一体,灵与肉,形与神,都是只有在处于和谐状态时才能正常运作,才能健康,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旦这种和谐状态被破坏,那么内在的紧张,平衡的破坏,必定发生病态,轻一点的也会成为亚健康状态;而和谐不能修复,那就意味着生命体逐步走向分解,日益近于终结。所以,珍惜生命,使生命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 ,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增强生命的和谐度。离开了“和”字,动亦失据,静亦不宜;若能调剂体内各种要素,使之和谐运作,那么动亦宜,静亦宜,相反致于相成。不考虑其和,营养太盛,大补反而伤身,减肥求瘦,大泻致于枯槁,若能使一时失和归于其正,那么补之泻之,都有利于健康。平时五味调匀,营养适度,合乎身体需要,起居有度,行止合宜,使形体各种藏器、各种功能相协调,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平衡,生命质量自然得以提高。
二、如何增加生命的和谐度?《道德经》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抱一。
第十章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就是讲形体与灵魂——当然包括整个精神——的统一。作为个体的生命,其和谐度的表现,首先是形体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和谐。“抟气致柔,能婴儿呼?”这是从内气的和顺来讲,希望能达到如婴儿般纯真的地步,而其要义,在于气之“柔”——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也就是因柔而保持生命的基础,因柔而保证生命的纯正。这里的两句话都以问话的形式出现,实即包含着正面的回答。身心和谐,形神俱妙,这种追求内在和谐的双重向度,奠定了后世道家、道教形神观的基础,也是修炼养生学说的基础。当年陶宏景撰《养性延命录》,书名就是将性与命,神与形,精神和内气,统一起来加以探讨,他只是一个代表,应当说,道教所有的养生功法和思想,都是在体会老子“冲气以为和”、“载营魄抱一”的基本思想中发挥、发展起来的。抱一,就是通过归根复命的修持,回复到大道那一本真的同时也是原初和谐的状态。
人们当然会经常发生身心失衡,内在的和谐一时转向紧张的情况,这种情形并不可怕,因为可以通过对抱一的认识和追求,修复之。可悲的是,人们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在于对外界事物过度的占有欲,对声名利禄的过份追求,以致于只偏于养形的一面,享乐的一面,或者自我满足的一面。对此,《道德经》也提出了救治之方: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生命的本真状态是什么?人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原初的面目究竟如何?说起来似乎很容易,然而实际上却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大的难题。依照本真的人生来生活,恐怕就更难。人不能没有自己的追求,但是如果全部集中于对外部世界中,那么其精神的家园因之萎顿。素,朴,都是指生命的本然,归于其本,才能保持其全。见素抱朴,与少私寡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欲望过旺,与“朴”难免距离拉大,私念太盛,同“素”易于相违愈远。也就是说,与抱一的状态发生疏离,生命趋于混乱无序。在当代社会里,物质生产在发展,人们的追求偏于物质财富与享受的一面,欲望盛,个人私利的满足置于一切之前,不说对于社会和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仅从对个体生命和谐度的影响看,负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个人的私利、私念、私欲,常常导致人们主观与客观落差扩大,从而常常使人处于内心的煎熬,造成身心的疲惫,要想健康,也难。试看相当一部分白领,拖着疲劳过度的身躯,或者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而且斩不断,理还乱,健康远离,生命质量下降;在商场上驰骋的弄潮儿,不少被已经取得的或者想去捞取的钱拖累,过度的享受反而淘空了身子,超出能力的目标成为精神与肉体折磨的缘由,都是眼前之鉴。当然,我们并不提倡完全的禁欲,《道德经》讲的是寡欲,少私寡欲,就是将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不至于伤生为度,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要抑制物欲的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养生、健康,都必需适当内敛,也就是说,主观的追求应当尽可能减少。减少对私、欲的追求,也就是形体的能量与精神支出的减少,老子讲的“啬”,即节约。这使得人们能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然生命,更多地注重于生命的和谐,提高生命的质量。
三、人的生命的和谐,与社会的、环境的和谐处于互动之中。作为一个生命体,每时都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古代的养生家提倡起居行止与时消息即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相协调,又提倡修身养性当择境而处,即与空间的环境相协调,都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保持生命的和谐。人类生命体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不仅限于自然界,而且还在于有其社会的制度、人际的关系,共同构成其生活的环境。生命和谐度的提高,不能孤立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内省而实现,而依赖于环境,真正 “无待”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要想实现,恐怕很难。因此,就象社会和谐离不开生命一样,生命的和谐也无法离于与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和谐。要说清生命和谐与环境的关系,涉及到广泛的方面,环境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是否有利于生命和谐,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污染的环境,混乱的社会状态,失范的人群,假如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想和谐也难。不过,这是个太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只从个体生命出发来讨论,那么其中的要点,还在于生命主体对于环境的态度。而在一般正常的状况下,主要在于其能否能含弘与谦下。
正象《道德经》所说的那样:“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知道万物都要归根复命便是所谓“常”,而知其常才能包容,包容才能做到坦然大公,大公才能无所不周普,无所不周才能合乎天然,合乎天然,便能合于道,合于大道,才能长久,终身免于危险。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断,而其起点在于知常即明乎大道,明乎大道,获得大智慧,转而成为待人处世、应对环境的方法,则是从“容”开始走向回归大道的历程。因为能容,所以能大,对于外界的一切,包括得失、利害,别人对自己的态度,都采取如此的态度,那么,显然是大大降低了与环境中各种因素的摩擦的可能性,也减少了内心情绪的涨落,精神的折磨。在处理与社会环境、周围人群的关系时,这一点尤其显得重要。不能容的人,要做到“不殆”,恐怕很困难。《道德经》提倡上善若水,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所以近于道。水性柔,往低处流,与寻常人们总想往高处走不一样,但正因为它甘居于下,才能善利一切。这在伦理学说是一种美德,从养生学看,则是处理生命与环境相和谐的重要的原则。
前面提及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是从人自身的节制与思想境界的提高着眼,而这里讲的能容、谦下,是在面对外部环境时应具的心态。它们同样也是一种道德的境界。现代养生学中,健康的概念,包含着道德健康这一要素。道德的健康,是人们精神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使得身心相和、生命和谐度提升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当代养生学的理论与实践中,都需要从《道德经》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而其抱一的追求,显得尤其重要。这是养生而达于道的根本宗旨。如果真正做到了,不仅生命的质量提高,而且生命的价值也得到高扬。还应当指出,生命和谐度,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幸福的重要基础,同时又与社会和谐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乃在于全体人的幸福,当然包括一切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和应有价值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和谐是整个和谐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谐,也是创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个体生命的和谐度缺失,在没有很强的道德约束的情形与,易于引发个人对于社会,对于环境的非理性的冲击,常常会用忧郁的、病态乃至于仇视的眼光看待社会和周围的环境,对社会和环境作出不亲和的体验,表现在行为上,则会与社会和谐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增进生命和谐度,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和谐,还是个体生命的健康与价值,都是十分必要的。
[附:作者简况
刘仲宇,男,1946年生,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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