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与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展其奔腾澎湃之势,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国,且与魏、晋时期国内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学问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载于佛道两教典籍者,姑不具引。即在六朝笔记《世说新语》中,亦可知见一斑。国内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辈,都是深通中国文化如“三玄”等学,甚之,援道家名辞理念而入佛学,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实。初在庐山创建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原本修习道家,后来服膺佛教,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与道家的栖神、炼神方法,又极类同。西域来华名僧如鸠摩罗什,对于老、庄之学,尤其熟悉,故翻译佛经,引用“道”、“功德”、“居士”、“众生”等等名辞,如数家珍,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语,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两教教义的调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径。至于修炼的方法,佛教禅定之学,与道士修炼内丹之方,其基本形式与习静养神的根柢,完全形似。佛家出家观念,与道家避世高蹈的隐士观念,也极相同。佛家密咒、手印与道术的符箓法术,又多共通之处,于是融合禅定、瑜伽、丹道而为一的后世正统道家内丹修炼方法,便于此时深植种子。
从以上的引述,已可简略窥见魏、晋道家的风气,由汉末的演变,积极趋向形成道教为宗教的路线,约可归纳为两个原因:
(一)时衰世乱,政局不稳,战争频仍,地方势力的割据形势,与依附众望所归的士族集团以自保者,随处有人。高明之士,如许旌阳、慧远等人,有鉴于黄巾张角之流的行为,但取宗教的思想与方法,作为避地高蹈,保境安民的教化,自然而然形成为一共同信仰的力量。同时自张道陵、张鲁子孙所创的五斗米道,渐已成为具有历史性的组织,渐渐与各种道派合流,形成后来道教的具体力量,也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二)佛教思想的传入,使有识之士,对于神仙道士的超神入化之说,愈有信仰研究的兴趣。且鉴于佛教的教义与修证方法,具有系统而理论有据,于是谈玄与修炼丹法,也渐求洗炼而趋于有理论的根据,与有系统的途径,如葛洪对丹道的汇编而著《抱朴子》。他如嵇叔夜著《养生论》,为后世道士取为神仙可学的资料。慧远著《神不灭论》,后来影响南朝沈约之作《形神论》、《神不灭论》,亦为后世道家取为神仙理论的张本。
总之,中国文化,自上古而至周、秦时期,由儒、道本不分家开始。再由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分家,使道家与方士的众术脱颖而出。复由汉末、三国而至魏、晋时期神仙方士的蜕变,渐渐形成北魏时期扩张而成的道教,在政治地位上,正式与佛教互争宗教的教权。由于以上的简引略述,大致已可见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