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位受道教思想影响颇浓的诗人。司马承祯赞其“有仙风道骨”,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魏颢《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一诗,诗题迳以“谪仙子”称之,诗中又有“谪仙游梁园”之句。杜甫《饮中八仙歌》写其“自称臣是酒中仙”,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又写道:“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崔成甫《赠李十二》亦云:“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以上称李白为“诗仙”、“酒仙”、“谪仙人”等,这些称谓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将李白与“仙”联系起来。李白对他人给予自己的美誉深以为然,其《留别西河刘少府》诗云“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其《对酒忆贺监二首》也说“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不仅如此,他有时还直接以“谪仙人”自居,其《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即自诩为“青莲居士谪仙人。”他晚年所写《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亦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历代歌咏李白的诗篇亦往往将其与“仙”联系起来:殷文奎《经李翰林墓》云:“诗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飞上九天。”李俊民《李太白图》云:“谪在人间凡几年,诗中豪杰酒中仙!”刘秉忠《太白舟中醉卧图》云:“仙籍标名世不收,锦袍当在酒家楼。”李东阳《李太白》云:“醉别蓬莱定几年,被人呼是谪神仙。”屈大均《采石题李太白祠》其三云:“牛渚西江月色新,清光常见谪仙人。”
李白的一生,确曾访过道,寻过仙,炼过丹,采过药,受过道篆,并经常出入道观,研读道经,交结道士,玄谈道旨。在李白的诗集中,游仙步虚之篇、轻举飞升之词及赠答酬唱羽士仙翁的作品所在多见。与任侠、求仕一样,崇道也是李白终生为求其生活非同凡响而努力从事的一件重要事情。唯其如此,在《广列仙传》一书中,他竟被后人认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神仙。然而,李白侪辈及后人为其所作的序志碑传中对此记载语焉不详,兼之“公(李白)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①由于材料匮乏,我们迄今对李白的道教活动所知甚少,且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而这对我们评价其游仙思想及游仙诗歌又至关重要。李长之先生三十年代所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痛苦》一书第三节《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廓》,罗宗强先生《李白与道教》一文均对李白游仙访道的生活事迹有所考述,然于李白青年时期在蜀中早期求道活动及晚年隐居江南时期的炼丹生活论述较少,于其它阶段的道教活动亦有疏漏、失误。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李白的有关诗文及他人的零星记载,对其崇道活动以时间为序略作钩沉、评述,以此来理清其道教思想的嬗变轨迹。
(一) 蜀中时期
在蜀中,李白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也是在蜀中,他奠定了神仙道教信仰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他的自我仙人意识。这一切决非偶然,它除了与李白天资聪颖、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有关外,更与蜀地自古以来浓厚的崇道之风不无联系。蜀地是五斗米道的发源地,该派创始人张陵入蜀居鹤鸣山隐居,又曾自青城山传道,自古以来仙风道气颇浓,道教洞天福地遍布其间。李白《登峨眉山》云:“蜀国多仙山,蛾眉邈难匹。”峨眉山为道教圣地,有“第七洞天”之称,故李白将其称作蜀中难以匹敌的仙山。青城山亦为著名的道教圣地,传为张天师所治处,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载其为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五洞天,名宝仙九室之洞天。蜀中仙人道士亦多,早在晋代谯秀《蜀记》中便载有“蜀中八仙”,明代《历代神仙通鉴》中也有“岷山七圣”、“青城五隐”之说,清代李善济所撰一幅长联竟罗列当地道教人物三十人,据《四川省志》记载:四川有道教官观几十处,著名道士上百人之多。另外,四川还流行着许多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传说,如《列仙传》卷上载:“(葛由)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驴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李白对这一传说非常神往,其诗“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却恋峨眉去,弄景偶骑羊”②等句即化用此典。李白家乡绵州崇道之风亦浓,初唐曾出现过撰写《玄珠录》的著名道教理论家王玄览,紫云山也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卷25注云:“紫云山,在绵州彰明县西南四十里。……有道宫建其中,名崇仙观,观中有黄篆宝宫。”故李白写诗自豪地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③
如此浓厚的崇道之风,对青少年时期的李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唯其如此,早年的李白即开始追慕神仙方术,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所谓“六甲”当为道教术数一类的书籍, 《神仙传》卷8即载左慈“学道术,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道藏》中亦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一书,可见李白少年时即接触过道教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崇道热情逐渐增强。他在《凤笙篇》诗中说:“仙人十五爱吹笙,学得昆丘彩凤鸣。”其《感兴八首》 (之五)亦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欲逐黄鹤飞,相呼向蓬阙。”“炼金骨”,就是炼丹。由此看来,李白十五岁就有了较深的道教信仰。但有的学者据孙夷中《三洞修道仪》所叙十五岁方可正式人道的规定,认为李白“十五岁时曾受戒于三师,举行过最初的人道仪式。”④此则过于求实,不知李白诗举成数,况其言常有大而无当之处。
李白约二十岁的时候还从道士手中接受过长生的符篆,其《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二十岁)受长生。”道教的符篆是道士护身驱邪、治病救人的法宝,此所谓“长生篆”当是一种可以让人延年久视的符篆。
蜀中时期,李白访过不少道教名山,如峨眉山、戴天山、紫云山等,在峨眉山,他曾有过轻举飞升的遐想;在戴天山的大明寺,他曾发愤读过道经;在紫云山,他曾观斋醮。另外,此时他还结交了不少道友,如元林宗、元丹丘、戴天山道士、东严子及江油县尉。诗人早年的诗作《赠江油尉》:“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这位神仙县尉焚香读经的生活对李白肯定是有影响的。
李白又有《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及《江上寄元六林宗》两诗,前诗云:“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可见李白与元林宗二十岁左右即在蜀中结识,至写此诗时相交已约三十年。尤其是元丹丘,后来成了李白终生最要好的道友⑤,并数次邀请他到嵩山访道。东严于及其纵横家思想对李白影响也颇为深远,他曾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回忆自己与东严子的交游,“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据明代杨慎考证,这位东严子即著《长短经》的越蕤,是一位具有仙风道骨的术士。李白出蜀后,还曾寄诗《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来怀念他。
李白在蜀中所作诗文甚少,有关游仙访道的诗只有两首:即《登峨眉山》、《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两首诗分别描写峨眉山、戴天山美丽如画的自然景色,除前首诗结尾处“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透露出一些幻想白日飞升、轻举远游的仙道思想外,其它地方均属写景之笔。蜀中时期的李白毕竟是热血青年,对神仙道教尚染指不深。他的出入道观,交结道友多半为趋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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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诏长安前
开元十三年(725),二十五岁的李白离家远行,经巴渝,出三峡,抵江陵,与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相遇。这位年届八十的老道一见英风豪气的李白,便夸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⑥李白受到这位道教界权威人士的赞许,颇为欣喜,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文中以大鹏自许,以希有鸟比司马承祯,表示要与他神游八极。李白在出游襄、汉,南泛洞庭,东至金陵、扬州,更客汝、海后,于开元十五年重返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从此“酒隐安陆,蹉跎千年。”⑦李白在安陆最初隐居在离县城西北十里之遥的寿山,清王琦引前人《德安府记》注“寿山”云:“西揖白兆,峰峦秀出,其下有李白之庐,想见丹砂抚《青海》西凌八极。”在此期间,他不仅游仙访道,吞金服砂,而且据他自己说还颇有效果:“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⑧他在另一篇著名的《上安州李长史书》中,也提到过此事:“昨遇故人,饮以狂药,一酌一笑,陶然乐酣。”这狂药,就是丹药。’因为丹砂水银含有毒性,服之常日增躁渴,性情转为狂暴。后来李白还移居到离县城西三十里之遥的白兆山桃花岩,继续他的游仙生活。他在此期间有诗记录其生活:“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神仙。蓬壶虽冥绝,鸾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颠。”⑨他把白兆山比成了广东增城县的道教圣地罗浮山,并在此体验其神仙之趣。“云卧三十年”,是诗人从蜀中紫云山到寿山再到白兆山求仙访道、服丹饵食的生活总结。
开元十八年,李白抱着莫大的希望初人长安,隐居终南山,以待征召。此时,他结识了玄宗之胞妹、著名女道士玉真公主,还有斛斯山人及好道的崔宗之,诗人登上太白峰,并写下了《登太白峰》一诗:“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李白字太白,太白峰为其本命山,故他登此山表现出了一种回老家似的亲切感。不过,这个时期他的游仙意识相当淡薄。他来长安,主要是为了求仕。所以,道友崔宗之劝他同隐嵩山,他婉言谢绝,其《酬崔五郎中》诗云:“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在长安,李白“历抵卿相”,以求仕位,可最终毫无结果,他满腔愤懑,写下了《蜀道难》、《行路难》等诗以抒其恨。开元二十一年,李白无颜回家,乃东游梁宋,访道嵩山,与蜀中道友元丹丘憩隐颖阳山居。
在此之前,元丹丘有约李白相隐嵩山,李白有《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以示同意。来到嵩山,李白对这个山青水秀的道教之地颇为满意,再加上元丹丘决非一般的道士,而是一个有神仙风姿的人物。同治十年《叶县志•人物志上》载:“元丹,字霞子,叶人,居石门山中,与李白结神仙交,白称为丹邱子。”李白现存酬赠元丹丘的诗有十多首,其中《元丹丘歌》说:“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颖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李白此时的游仙热情空前高涨。《嵩山采菖蒲者》表现汉武帝嵩山遇仙之故事及自己服药延年之遐想;《题元丹丘山居》、《题元丹丘颖阳山居》、《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写随道友游仙之感受;尤其是《赠嵩山焦炼师并序》一诗,记访著名女道士焦炼师的经过。《序》云:“嵩山有神人焦炼师者,不知何许妇人也。又云:生于齐、梁时,其年貌可称五六十。常胎息绝谷,居少室庐,游行若飞,倏忽万里。世或传其人东海,登蓬莱,竟莫能测其往也。”诗亦谓其“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李白希望成为她的弟子,可惜“尽登三十六峰”,终于未能谋面。钱起曾有诗赠她:“彩云不散烧丹灶,白鹿时藏种玉田。幸入桃源因去世,方期丹诀一延年。”⑩说明焦炼师是长于炼丹的。李白苦苦相寻,“洒翰遥寄”,自然也是出于炼丹求仙的目的。从其诗歌来看,李白与元丹丘此期曾有过炼丹之举,但并没有成功,故李白在《颖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中充满了悲凉的情绪,“所共重山岳,所得轻埃尘。精魄惭芜秽,衰老相凭因。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离别之前,李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炼丹的“锦囊诀”献给道友,并劝他“去为紫阳宾”,拜著名道士胡紫阳为老师。
此后不久,即开元二十三年(735)冬,元丹丘、元演来访李白,三人相随一起去随州拜胡紫阳为师,并有《题随州紫阳先生壁》、《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一诗一文记录其事。他在文中说:“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胡公身揭日月,心飞蓬莱,起餐霞之孤楼,练吸景之精气,延我数子,高谈混元,金书玉诀,尽在此矣。”叙述三人随胡紫阳学道的情形。对于李白来说,这是一次别开生面、意义重大的聚会。他不仅结识了诸多志同道合的道友,而且还从名师胡紫阳那儿学到了很多的道教知识。所以后来他还对这次聚会记忆犹新,其《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云:“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这位胡紫阳先生是唐朝著名的道士,师从李含光,为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从李白《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因遇诸真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密而修之”的记载可知,他是炼内丹的,属茅山上清派。李白在这里跟他学的也是内丹之术。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谓其“六十而隐化。”烟子元演欲隐仙城山,李白在餐霞楼上送别,并作文留念”⑾。后又与元丹前去拜访,并留下了《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一诗。天宝元年四月,李白从故御道登上泰山,写下了组诗《游泰山》(六首),表现了对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在泰山上,诗人登高望远,神思飞扬,“登山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其一)“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其三)“想象鸾凤舞,飘摇龙虎衣。”(其六)而且他还多次发生心理幻觉,仿佛自己遇见了“玉女”、“羽人”、“青童”、“众神”、“鹤上仙”及“仙人”。仙人虽可爱,仙境虽美好,可终究可望不可及,以致这位自我仙人意识颇浓的诗人在他们面前也不得不“稽首再拜”、“叹息”、“自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时对道教经典的学习也相当认真,“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这与他后来“我闭南楼著道书,幽帘清寂若仙居”⑿的虔诚态度并无二致。
是年秋天,李白二游会稽。《旧唐书•文苑列传》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吴筠此时是否到过剡中,学术界尚有争议⒀,但李白确曾来到这里,其《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云:“中年不相见,蹭蹬游吴越。何处我思君,天台绿罗月。”即可证明。从其留下的诗句看,李白在天台山亦有过采药、服丹的经历,“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一餐咽琼液,五内发金沙。举手何所待?青龙白虎车。”⒁炼金骨即炼丹,咽琼液即服丹。五内发金沙,即服丹后身体内部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我国早期炼丹专著《周易参同契》即云:“金沙人五内,雾散着风雨。”开元二十九年秋冬间,元丹丘奉诏入京,次年即天宝元年受到持盈法师(即玉真公主)赏识,被封为道门威仪,丹丘受李白之托荐之于玉真公主,然后玉真公主又荐之于其兄玄宗皇帝。故魏颢《李翰林集序》载:“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人翰林。”天宝元年秋,李白奉诏从天台山入朝,玄宗召见于金鸾殿,命待诏翰林。
考诸李白被诏长安前的游仙活动,我们发现他这段时间游仙思想较之蜀中时期有所深化,如访过道,炼过丹,采过药,读过道经,另外对内丹之术亦有所染指。但他对道教的信仰依旧停留在表层阶段,在道教实践上似乎很浮躁,很难潜心进去,因为此时的李白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未能免俗的情结,那就是对功名的执着追求。
(三) 赐金还山后
在长安,李白供奉翰林,游仙的愿望被从政的理想冲淡,此期他很少有崇道活动,只与杨山人、斛斯山人等有些交往。在《送杨山人归嵩山》诗中,李白多少表示了点出世之想:“我有万古宅,嵩山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岁晚或相访,青天骑白龙。”
天宝三载(744),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从政之梦趋于破灭。杜甫《赠李白》诗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李白自己亦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诗人以梁宋、任城为中心,进行人生第二次大漫游。他此期寄情山水、游仙方外、受篆人道、吞金服砂,以寻求精神上的超脱,麻醉痛苦不堪的灵魂。唐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早就指出:“(李白)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可谓入骨见髓。李白放逐之后,其游仙思想较之以前更为强烈、执着;其游仙诗歌无论是思想抑或艺术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诗人后来所写的《留别广陵诸公》一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从求仕从政到游仙出世的心路历程:“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
天宝四年,在李白的道教活动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这便是接受道篆,加人道士行列。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如贵天师授《道篆》于齐州紫极宫。”李白终于在齐州(济南)的道教寺院紫极宫被反剪双手,走上法坛,向神灵忏悔自己的罪过,从高天师手中接过朱笔写在白绢上的“道篆”,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道士。这位高天师在给李白授完道篆后,便归北海游仙去了。李白为答谢他,还特地写下了诗歌《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篆毕归北海》相送。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载,道篆的传授颇为严格,其中有十八个等级,各个不同的等级传授不同的经篆,授予不同的称号,依次渐进,不得有误,授了道篆,才算正式人道。李白前此授过道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高天师很可能是仰慕李白的诗名,了解他的“十五游神仙”,“结发受长生”的资历,才给他授下这个级别较高的道篆的⒂。人了道,李白颇为自豪,他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中说:“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此后不久,李白访道北上,到达德州安陵,请盖寰道士为他书写真篆,这在道教徒看来是一件大事,故李白写诗纪念:“学道北海仙,传书蕊珠宫。丹田了玉阙,白日思云空。为我草真篆,天人惭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辉星虹。”⒃这可能是一个级别更高的道篆,有没有举行过授篆仪式,我们亦不得而知。
李白被诏长安前就曾服药,赐金放还后更是一心服药。在唐代,药有两种,一是草药(如灵芝、菖蒲),一是丹药(金丹)。李白于这两种药都有所尝试,不过,放逐后,人了道,似乎更倾心于丹药。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多次提到过炼丹的事,如“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⒄等。丹以硫化汞(HgS)为基础,搀杂别的矿石粉末,用火化炼出来的药物。HgS呈红色,故称“丹砂”;经过火化后,只剩下水银,呈白色,叫“金丹”。李白此期炼丹最重要的地方应是曹南(今山东济阳县)。去曹南的时候,李白已是满身道家气。其挚友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云:“是日也,东出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箧。”到了曹南,诗人炼丹的态度颇为虔诚,其《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诗云:“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仙人借彩凤,志在穷遐荒。”“豁落图”全称“豁落七元真篆”,“七元”即日、月与五星。李白将宝剑抛在一边,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不惜财力,大炼金丹,道士形象,俨然在目。唐时炼丹,派别极多,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经书,而且经书上所记之配方与冶炼方法多用隐语,师徒之间靠口口相传。李白属何种派别,我们无从知晓,但从他自己所说“素受秘诀”,“我有锦囊术”看来,他是受过高师名道面授的。李白还有一首完整的炼丹诗,描写大炼还丹的情形,这便是《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云:“相煎成苦老,销铄凝津液。仿佛周窗尘,死灰同至寂。铸冶入赤色,十二周律历。赫然称大还,与道本无隔。白日可抚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 “大还”即“大还丹”,《广弘明集》卷9:“炼成水银,还水银成丹,故曰还丹。”从诗中所描写铅(河车)、水银(姹女)、丹砂(朱鸟)及@石(白虎)等矿物质在烧炼过程中的化学反应(张炎威,守本宅,-凝津液)来看,李白的确深谙炼丹之道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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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落江南时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南奔寓浔阳(今江西九江),其《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诗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李白在庐山,当然免不了炼丹服饵,所谓“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是也。还丹相传为黄帝九鼎神丹之四,由水银、雄黄等物质配制炼成。至于“琴心三叠”当指《黄庭内景经》所载“三叠琴心化胎仙”,是说血脉和平之极,圣胎结出,便可成仙。这似是一种内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白续娶的那位好道的宗夫人也南奔至此。宗氏崇道,李白在前此所写的《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中即已表明:“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宗夫人乃武后、中宗时期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她在庐山与奸相李林甫人道的女儿李腾空颇有交往,常去探看。李白曾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相送,其一云:“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据《庐山志》载:李腾空曾“学三洞法,以丹药、符篆救人疾苦。”诗中的云母,即为炼丹药物之一,庐山盛产,以水碓捣炼,舂成细末可服用。李腾空隐于庐山屏风叠之北,与李白为近邻。故从李腾空的炼丹学仙生活,可窥见李白在庐山炼丹服砂的大致情形⒆。李白此期道教活动又一个集中的地方便是皖南,如敬亭山、秋浦、清溪、大楼山等地。他在敬亭山的炼丹活动,可从《秋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一文中得知:“羡君此行’,抚鹤长啸,恨丹液未就,白龙来迟。”文中说不能陪侄子李耑游庐山是因丹液未炼成,放不下手。诗人在秋浦停留良久,并有《忆秋浦桃花旧游》一诗记录其道教活动:“不知旧行径,初发几枝蕨?三载夜郎还,于此炼金骨。”炼丹必需一些药物,为此,诗人不辞辛苦,到处采集,《古风》其四、《宿虾湖》二诗便反映了他采集仙药的情况。如前一首诗云:“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飚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未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大楼山在池州府(今安徽贵池县)城南七十里,青溪即清溪,流经池州府门外,从清溪口入长江。诗人攀山越岭,采铅的目的是烧炼紫河车。元萧士簧《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注“紫河车”云:“道家蓬莱修炼法:河车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铛中,以火炎之令沸,致圣石九两其中,初成姹女,次谓之玉液。后成紫色,谓之紫河车。”从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活动中,可知诗人李白晚年沉溺于道教已是很深的了。
综上所述,李白终生崇道,但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心理态势。蜀中及被诏长安前,其崇道主要是为了求得声名,得到皇帝赏识、诏见。因胸中尚荡漾着强烈的功名欲望,故崇道活动既不深入,又不持久,对道教的认识亦较肤浅。赐金放还及流落江南时,其崇道主要是为了排遣精神痛苦及追求长生久视,故对道教的认识有所加深,对道教的态度更加虔诚,并正式加入了道士的行列。有人在未对李白道教活动作全面考察的情况下,仅举出个别诗句,如“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⒇等,便否定李白的道教信仰,或说李白晚年已从道教迷信中清醒过来,摘句批评,以偏概全,这是极不严谨的做法。须知李白晚年亦写过“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的诗句[21]。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李白不是真心的学道,像他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竟然会甘愿反绑双手,数天数夜不吃不喝,环绕坛边,鱼贯而行,口中不断地念念有词,向神灵祷告?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李白不是醉心慕道,在漂泊潦倒、沉沦不遇、生活尚无着落的情况下,竟然会倾其家产去烧丹炼汞、吞金服砂?诚如李白也否定过功名一样,他在神仙道教面前也曾徘徊过,怀疑过,但就其主流而言,李白一生崇道还是很深的,在唐代众多文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唐代奉道教为国教,“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22]排遣仕途失意后的精神苦闷,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与延年久视及强烈的自我仙人意识,这些都是李白崇道的思想契机。[23]
(1991年初稿于合肥,1996年修改于常德,1999年定稿于湘潭)
注:
(1) 李阳冰(草堂集序)
(2)二诗分别见(登峨眉山》、《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引文以中华书局1977年校点本(李太白全集》为准,下同。
(3)《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4)参见罗宗强(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李白诗文系年》、郁贤皓《李白丛书•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均以为元林宗与元丹丘为一人,可备一说。
(6)《大鹏赋并序》。
(7)(秋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8)(代寿山答比例孟少府移文书》。
(9)《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待御绾》。
(10)钱起《题嵩阳焦炼师石壁》,见《全唐诗》卷239。
(11)《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12)(早秋单父楼酬窦公衡》。
(13)参见郁贤皓《吴筠荐李白说辩疑),(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李生龙(李白与吴筠究竟有无交往》,(祁连学刊)1989年3期(李白研究专号)。
(14)二诗分别见《天台晓望》及《早望海霞边》。
(15)参罗宗强《李白与道教》,《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
(16)《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篆)临别留赠》。
(17)三诗分别见《留别广陵诸公》、《书怀示息秀才》及{避地司空原言怀》
(18)按罗宗强《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一文认为李白此诗所叙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之意,当写其修炼内丹的情形。
(19)参见毛水清《李白炼丹地点考》,《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0)三诗分别见《拟古》(其三)、《月下独酌》(其二、其四)
(21)《下途归石门旧居》。
(22)《题雍邱崔明府丹灶》
(23)参见拙文《李白游仙访道的思想契机》,《吉首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作者为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