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界于南北之间的武当山，不仅是传统的道教修真圣地，而且是各种道派的交流融会中心。宋元以来，受国家道教政治和正一道派的压抑，进入武当山的全真道派不得不走上本山化的道路，成长为武当全真道。历经长期的曲折发展，在明清之际借全真龙门派的“中兴”，终于居武当山道教的主导地位。武当山全真道积极向外传播发展，并结合新地域的地理人文因素而不断当地化，衍生出新的全真道派或新的道教思想。全真道在武当山以及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发展历程，深刻地反映出国家宗教政策、地理人文因素对全真道的强力作用与影响，而全真道为了生存、发展，不断地因时因地调适自身以应对外在压力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全真道 武当山 传播与发展 地域化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全真道在向南传播发展过程中，界于南北之间的传统道教胜地武当山成为重要之地。进入武当山的全真道，受国家宗教政治和武当山道教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走上了本山化的道路，形成武当山全真道。武当山全真道在向外传播发展中，又与传播地域的地理人文相结合，富于浓厚的地域特色，或衍化出新的全真道派、道教思想。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全真道在武当山以及武当山全真道在向外传播发展中的衍化、变异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认识武当山在全真道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全真道传播发展的轨迹与方式。
一
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上曰：“武当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岳，一名仙室，中岳佐命之山。应翼轸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地势雄伟，非玄武不足以当，因名之曰武当。”明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所引《图经》云：“武当，神仙窟宅，自黄老设教，神仙至人栖之者众。”传说早在西周，就有净乐国王子真武居武当修炼而得道。两汉有尹喜、尹轨、戴孟、马明生、阴长生等隐士在此炼丹。东汉后期道教诞生后，武当山又成为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晋代王韶《南雍州记》称，武当山“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两晋南朝有谢允、徐子平、刘虬等名道隐修于此。唐统治者以老子后裔自许，尊崇道教，武当山遂为道人热衷与朝廷青睐的“仙地”。贞观年间（627-649），姚简受诏令诣武当山设醮求雨而功成，挈家隐武当以证道。唐太宗因姚祷雨有功，命在山建五龙祠——此为武当山建道观之始。大历年间（766—779）又建太乙、延昌等庙，乾宁三年（896），又建神威武公庙。唐代“药王”孙思邈、“八仙之一”吕洞宾均曾常游武当山，住紫气峰修炼。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武当山为道教72福地之第9福地。
五代两宋，内丹修炼成为时代潮流。武当山名道辈出，陈抟、房长须、田蓑衣、谢天地、孙元政、邓安道、曹观妙、唐风仙等皆擅胜一时，他们中有不少是内丹名家。如陈抟曾于五代晚期隐居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炼气二十余年，所作《无极图》奠定了“顺则生人，逆则成仙”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的基础，奠定了武当内丹学的基础。唐五代时，玄武[1]崇拜相当盛行。玄武为“四象”神之一，是北方七宿的化身，在道教神灵中只是在天尊圣祖外出时充作仪仗的护法神，地位不高。宋统治者奉真武为“社稷家神”，将其塑造成为镇守北方、威武勇猛、法力无边的玄天上帝，敕封“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并在武当山设观堂，建五龙观、紫霄宫等观庙祀奉真武神，使武当道教地位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南宋以前，武当山道教并无明显的宗派区分。随着道教宗派活动的兴盛，武当山道教也纷纷各立门户，至南宋中后期已有正一、上清、神霄、清微等派别。这些派别分占武当山的大小宫观，形成较为强大的势力。元朝统一后，为了稳定统治和绥靖南方，有意识地实行崇重“正一”的道教政策。在正一道派与玄教的积极支持下，元朝诸帝把武当山作为皇家“告天祝寿”、“建醮祈雨”的重要道场而加以扶植，大倡真武信仰，修治武当道教建筑，使武当山道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庶几与正一道本山——龙虎山齐名。
武当紫霄殿
金大定六年（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陕西咸阳人王喆创立全真道。教旨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种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故名全真。全真道的教派特色浓厚：一是大倡三教合一、融合儒道释，主张柔弱清静、净心遣欲、明心见性，特别推崇孝德；二是在成仙信仰和修炼理论上，否定旧道派肉身不死、即身成仙，追求“阳神”、“真性”不死，精神解脱；三是继承钟吕金丹派丹法，主内丹修炼，不尚符箓、章醮和科仪；四是在教制教规上，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清修，不许蓄妻室，并遵守各项清规戒律。全真道革新旧道教，与当时流行的正一、上清、清微、神霄、净明等符箓道派亦有明显的区别。全真道在金代的发展相当有限，至蒙元前期，以成吉思汗召见、宠遇丘处机为契机，在丘处机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兴旺发达，成为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自金朝以来，全真道已开始南下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元朝实现南北统一，更为全真道南传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处于南北交界处的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南传的前沿基地。
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人是陕西郃阳吉志通。志通师乔潜道、潘清容，为马钰再传弟子，在全真道中享有较高地位。大约于蒙古宪宗时（约当南宋理宗宝祐年间），志通弘教于武当山，略有影响。约20年后，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在武当山弘教，为全真道在武当山扎根打下基础[1]。据《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载：“汪真常，名思真，号寂然子。……生于安庆，嗣全真教法。入武当山，至元乙亥（1275），领徒众六人开复五龙，……兴建殿宇，改观为宫，四方师礼之，度徒众百余人，任本宫提点。”“鲁洞云，名大宥，号洞云子，随州应山人也。家世宦族，幼入武当学道，遍历南北，至元乙亥偕汪真常开复武当，住紫霄岩，年八十余，以道著远近。”受其影响，周边各地学全真者纷至沓来。长沙人张道贵，至元间（1264-1294）入武当山，礼汪真常为师。后又与叶云来、刘道明同拜清微派第10代宗师黄舜申为师，得清微道法之妙，授徒200余人。又据元程巨夫《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峡州宜都（今属宜昌）人张守清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武当山出家，拜鲁洞云为师。洞云死后，率领道士修道路，建宫观，开荒种地，颇多建树。后又从本山道士张道贵、叶云莱、刘道明等学黄舜申清微法，道名远著。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皇太后遣使命建金箓醮，并征至阙，赐所建真庆万寿宫。元仁宗皇庆初，京师干旱，诏命祷雨，屡有应验。延祐元年（1314），授“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奉旨还武当山，兼领教门公事，后退于清微妙化岩。张守清授徒众多，著名者有唐中一、刘中和、彭通微、单道安等。安成（今属江西吉安）人李明良大德年间（1297-1307）至武当山入道，拜龙岩子林道富为师。林是元代五龙观首任提点，为“开山祖师”的汪真常之徒，所以李成为五龙宫全真派第三代嫡传。李居易处俭，清心守一，常住华阳洞修行十数年。因其名望，朝廷任命其为五龙宫提点。李对五龙宫颇有修缮，晚年又精通《易经》，道德文章俱佳，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赐号“教门高士通玄灵应明德”，住持五龙宫。武当五龙宫遂成为江南全真派的最大的活动据点。
宋元时期，南方各派道流云集武当山，并在正一道的旗号下逐渐统一起来，但组织仍较松散。全真道以其清新、严明的道法在武当山积极传播，吸引了包括正一道徒在内的众多学法者。然而，武当山正一道教毕竟根基深厚，加上元朝统一天下后又实行扶正一而抑全真的宗教政策，不少学全真道者又纷纷兼学武当山本来的道法。上述张守清先学全真、后事清微，既通经章符箓，清微雷法，又谙内炼丹道，主张三教合一，崇奉真武神，而以承传清微法为主。只能勉强称为“武当全真派”，以别于传统的全真道派[2]。尽管如此，宋元时期进入武当山的全真道形成了一定势力，挤占了不少正一道派的空间。武当山也成为元代全真道在南方发展传播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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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末，武当山惨遭兵燹，武当道教随之衰落。明朝建立后，武当道教重振并日趋鼎盛。这与明自立国以来强化真武信仰密切相关。据《明史·太祖本纪》载，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朱元璋征讨陈友谅，决战鄱阳湖，得真武“佑助”，取得重大胜利。朱即位伊始，便建庙以奉祀真武。《明经世文编》卷77《正祀典疏》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神阴佑为多。定鼎金陵，乃于鸡鸣山建庙，以崇祀事，载在祀典。”至永乐年间，以“靖难”名义夺取皇位的成祖朱棣，又制造了真武大帝显灵佑护的神话，钦定真武为皇室的保护神。朱棣尊“武当真武之神”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并御制《玄天上帝乐章》、《玄天上帝词曲》以崇重祀典，还命道士把真武前后显灵的事迹编成《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同时，在全国各地敕建真武庙，以奉玄天上帝。成祖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共营造武当宫观庙宇33处，石桥40多座，石磴道100多里，成就了武当山“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壮伟气势。永乐以后，历朝又多有增建，其中以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增建修缮规模最大。时武当山计有各类宫、观、庵、堂、岩、庙、祠、阁、亭400余处，20000多间；各大宫观都有道士数百人，全山道官、道士、军丁、工匠等则超万人。明朝诸帝虔诚奉祀“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先后加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玄岳太和山”、“治世玄岳”，地位高于五岳。历代都遣内臣和藩臣提督武当山事务，直接对皇室负责。朝廷还在全国钦选400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当山为道，又从中钦选23名德高望重的道士，授为正六品提点，具体管理各大宫观，并将武当道士作为皇室御用神职人员供养。武当山成为皇室家庙，天下高道汇聚、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圣山”，遂取代閤皂山，与龙虎山、茅山合称“三山新符箓”。
明代武当山道教的兴盛，与明廷钦重张三丰也有一定关系。张三丰是辽东懿州（今辽宁阜新）人，其生平和行迹多诡秘模糊。关于张三丰的师承，《明史》本传仅云：“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然皆不可考。”据张三丰的传说经历，最早吸引他入道的是懿州碧落宫张云庵，时在蒙古宪宗二年（1252）。当时，全真教势力已发展到关外，张云庵很可能是出自丘处机门下。但三丰尚年幼[4]，并不能专心向道，返家习儒。张三丰正式弃家从道，云游天下，是在至元二年（1265）之后，出自邱姓道士的劝化。但此两道士似乎都不足称三丰之师，直到延祐元年（1314）入终南山，遇到深受全真道思想熏陶的陈抟再传弟子火龙真人“传以大道”，似乎此时才归入全真道。又按《张三丰太极炼丹秘诀》卷二，首列《重阳祖师十论》，足见张三丰后世视其为全真道传人。张三丰主张理综三教，修己利人，其内丹功法基本上属于北宗与南宗结合的先性后命、性命双修一路。
据明任自垣《大岳太和志》卷6记，张三丰“洪武初来入武当，拜玄帝于天柱峰”，进行修炼。此时张年约120岁。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下诏征张入朝，不赴。遂敕张弟子沈万三、丘玄清访求张，未获。后又命第43代天师张宇初访求，不获。明成祖对张三丰更景仰慕求，自言：“朕久仰真仙，竭思亲承仪范”，乃至“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5]。永乐五年（1407）遣给事中胡濙偕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往访，然“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6]。永乐十年（1412），敕命张三丰弟子孙碧云于武当山建宫住持，以迎候其师。敕云：“朕闻武当遇真（宫）……真仙老师（张三丰）鹤驭所游之处，不可不以加敬，今欲创建道场以伸景仰钦慕之诚。”[7]十四年（1416），敕命安车迎请张三丰，又不得。朝廷多次征召迎请，张三丰终未趋附，这使他愈隐愈显，声价倍高。终明一世，张累受朝廷钦崇褒奖。英宗天顺三年（1459）封“通微显化大真人”。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封“韬光尚志真仙”。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封“清虚元妙真君”。直到天启三年（1623）据称因张降坛示以鸾语，熹宗又封“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然而，明廷对张三丰的重视，并不意味着是对武当山全真道教褒扬。从永乐十一年（1413）八月始，成祖命张宇清从各地荐举道官，充实武当宫观。张氏所荐绝大多数是正一、上清、清微等精于符箓斋醮的南方道士，置武当山有名的全真道士于度外。张氏所为与明初统治者重正一抑全真的宗教政策是一致的。武当山作为明皇室家庙，需要大量符箓道士的服务，作为他们盟主的正一天师与明皇室又非常合作。正一天师实际上成了武当道教的主持者。因此，永乐后，来自正一的道士、道官逐渐成了武当山道教教团的主体。武当全真派道士基本没有机会参与由正一天师主持的皇家斋醮，只好退避三舍，唯求自修自炼，对明皇室采取不积极合作的态度，故大多默默无闻，显贵著名者极少。
另一方面，明帝奉祀武当山玄天上帝、钦慕张三丰，大修武当山宫观和弘扬武当山道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武当山全真道士的潜心修炼和全真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如成祖于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颁布圣旨：“大岳太和山地各宫观有修炼之士，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间，顷刻无间。一应往来浮浪之人，慕蹑玄关，思超凡质，实心参真问道者，不在禁例。”[8]此时的武当山全真道士也确实具有该派创立初期的纯朴之机，不慕荣华，即使身居高位，并受到统治者的优待，也能洁身自好。据《大岳太和志》等史书载，当时隐栖苦修，炼养的全真道士相当多。张三丰弟子，人称太和四仙的卢秋云、周真得、刘古泉、杨善澄，得其师清静守中之秘，同时静炼，四人皆证果。其他如周自然、王宗道、单道安等，修道也颇有成绩[9]。
《明史·张三丰传》载，洪武初张三丰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于兵，三丰与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张三丰在武当山培育出杰出弟子有邱玄清、孙碧云。陕西富平丘玄清（1327-1393），自幼从黄德祯学全真道。从名字看，当属龙门派第四代。洪武四年（1371）至武当，礼张三丰为师，任五龙宫住持。因张三丰之盛名，被荐为五龙宫住持，有司又以贤才荐为御史，后转太常卿，为明代全真道士中官位最高者。丘玄清掌武当教事十年，为武当山道教鼎盛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冯翊（陕西大荔）孙碧云（1345-1417），初入华山学陈抟之内丹术，后又从张三丰学道。永乐十年（1412），成祖召孙到京，赐诗，并请他帮助寻找张三丰。又令他察看武当山紫霄、南岩、五龙、遇真等宫观建筑规模。同年授道录右正一，又授南岩宫住持，成为武当榔梅派的开山祖师。另外，“太和四仙”也是张三丰在武当山传授的著名弟子。据《大岳太和山志》载，卢秋云，湖北光化人，原出家终南山大重阳万寿宫，拜高道为师学全真道之理法。后随师云游,曾入江西龙虎山谒张天师于上清宫，佩领教符。复归武当道门，任五龙宫住持多年。刘古泉，河南人；杨善澄，太行西山人，张命二人住此紫霄。周真德，洪武间，从张游，张卜地建遇真宫、会仙馆，语之曰：“尔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时来，非在子也，至嘱至嘱。”又据《三丰全集·道派》，张弟子还有沈万三、余十舍、陆德厚，此三人似以黄白术而与道教有联系。另有淮安人王宗道者，从张学道，永乐三年（1405）与胡濙赴召，给全真度牒，命寻访张而不遇，封为“圆德真人”。又有明武宗朝人李性之，据称于正德间（1506-1521）入武当山遇张而得诀，当为附会。张三丰居武当山修道、授徒，形成了以其师徒为中心的新武当山全真道派。该道派崇祀“真武大帝”，强调三教合一，以“道”为源，以道德仁义忠孝为本，重视修炼内丹而特别强调性功。这与传统的全真道教义及宗风都有所不同，实质上已是武当山化的全真道派。个中原因，张三丰及其弟子受统治者宗教政治和正一道强势的压制，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不得不因时因地制宜，大力吸收武当山的传统道教，加强与正一道派的交融。与同时期的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武当山乃是全真道活跃之地，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这其中张三丰及其弟子功不可没。此外，由郝大通所创的郝祖岔派，也在明代于武当山开基弘道。全真道为武当山道教的兴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明中后期以来，正一道派的衰朽，全真道开始重振。以丘处机为祖师的“龙门律宗”（龙门派），势力更是不断张大。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均州，焚毁镇守武当山的太监提督府，武当道教沦落。这对于龙门派在武当山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龙门派传入武当山的时间不详，但至迟于明代后期本山已有该派传承。明末清初，龙门派在武当山逐渐盛行。据光绪《续辑均州志》卷11载：“白玄福，号柱峰，西秦金明延川人。以明经擢职，官未几，去入太和山七真洞。后为诸当事强起，修复武当宫观庵桥梁，嗣修明真庵，为聚徒讲道之所。”乾隆《太岳太和山纪略》卷4《仙真部》载：“又于康熙元年（1662），抚治王公倡行，修复太子坡复真观，白元（因避康熙讳，改玄作元）福主其事”。白元福是全真龙门派第四代徒裔，在住山道士杨常炫的帮助下，通过聚徒讲道，培养出一批龙门派道士，人称“白榜元”。“康熙十三年（1674），襄阳总兵扬来嘉、勋阳副将洪福叛应吴三桂，数年间往来于武当山区。位于官道上的太子坡复真观，复坏于兵。白元福与徒张静明誓守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总镇蔡公倡导，捐资修成。张静明、张真源、王常文、王常安、蔡太智守之。”[10]全真龙门派第七代教主王常月得到清政权的大力扶持，龙门势力大张。王常月积极向南方传播全真道教，武当山成为其关注之地。王常月何时至武当山传戒，史无明载。方家推断在“康熙十一年左右”[11]。清陈鼎《留溪外传》之《谭守诚传》记谭守诚遇王常月，“相见如故，遂偕往武当山中，传秘密精义”[12]。龙起潜《初真戒律序》云：“今朝谒武当，幸遇师（王常月）传戒于玉虚宫中，遂发心皈命而受持戒律。”[13]在白玄福和王常月二人的相继推动下，武当山龙门派组织迅速壮大，学道者百余人。张静明、张真源、齐守山、王常文、王常安、詹太林、蔡太智、佘太源、谢清忠，陈清觉等皆为一时俊秀，使全真龙门派在武当呈现兴盛景象。康熙二十年（1681）、二十九年（1690），武当山八宫二观中之元和观与复真观开辟为龙门派“十方丛林”，成为全真龙门派在武当的早期据点。此后本山各大宫观皆有全真龙门派道士，并成为武当道教的主体。
由于道教发展总体上处于衰势，包括全真道在内的武当道教也如全国其他地区的道教一样日渐衰落。特别是咸丰六年（1856），高二先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以武当山为主战场，紫霄宫、南岩宫、朝天宫、太和宫等，受到严重破坏，紫霄宫几无道士。但武当山毕竟道教基础浓厚，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各地信士到武当山进香活动仍十分兴盛。同治（1862-1874）初，杨来旺来武当，拜龙门道士何阳春为师，立志修复诸宫，经荐为紫霄宫道首。他率领门徒王复渺、苗复清、徐本善、程合星等，经十余年的努力，修复了被破坏的一些宫观及桥梁、道路，使武当山道教出现了振兴的局面。杨来旺又在紫霄宫、南岩宫、净乐宫等处积极发展门徒，自收徒弟50余人。于是继元和、复真二观之后，紫霄、南岩、复真、迎恩、净乐等宫，又成为龙门派的道场，龙门派上升为武当山的主导力量。清末民初，全真道的华山派、遇仙派等也在武当山传道。总之，值其它道派衰落，全真龙门派努力经营，使武当山的道教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全真道派取代正一道派而居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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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南宋末武当山传入全真道以来，武当山不仅成为全真道人修真圣地，也成为向外特别是向南方传播全真道的重地。这一方面是武当山全真道本身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武当全真道素受统治者和正一道派压抑，不得不努力向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结果。因武当山全真道向外传播的区域广阔，笔者仅能择其要者概略述之。
据道教内部文献《太平山道谱》载，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武宁县顺义乡人章哲自武当山学全真道归来，托称遇吕祖点化，并受“武当纯阳大道”，辟荒结庵修练于太平山，招收弟子，创立玄门广惠派。这是江西境内创立的最早的全真道派。不过，据上述武当山全真道的发展历史，广慧派显然并不源于北方传入武当山的全真道，而当是源于全真道南宗。所以这很难算得上是武当山全真道向外传播的开始。不过，武当山全真道向外传播，在元代前期全真道传入武当山后不久即展开。武当山地属湖北，武当全真道在湖北境内自然得到广泛的传播。自元至元十一年（1275）鲁大宥与汪真常在武当山传全真道法后不久，武汉即有全真道活动。相传鲁大宥的弟子发愿来到武汉黄鹄山麓建造了武当山的行院，由此而得名武当宫，成为武汉道教四大丛林唯一冠以“宫”名的道教圣地。元代李德囦，原为陕西重阳万寿宫全真道士，后师事武当山紫霄宫曾仁智学清微雷法，为湘王所重，请住荆州府长春观。
元代武当山全真道揭开了向外传播发展的序幕，以明初张三丰为代表的全真道人则把武当山全真道向外传播的活动推向一个高潮。据北京白云观抄《诸真宗派总簿》所列奉张三丰为祖师的道派有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日新派、蓬莱派等17支，这些道派分布南北各地，是为张三丰全真道的分支或衍化。张三丰本人在武当山开法后，因自身的隐逸性格及不满明初的道教政策，隐匿而游历天下，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或真或假的踪迹。巴蜀与武当山相接，又偏处西南一隅而受官方抑制全真道发展的政治影响较小，张三丰至四川传全真道是自然之势。《明史·张三丰传》载，张三丰为避朝廷征召，“乃游四川，见蜀献王（朱椿）”。张遍游巴山蜀水、修法不已：在道教发源地鹤鸣山追思张道陵；至太和山玉虚庵，结庐独居修法；后又在洪雅瓦屋山修炼，创立“屋山派”。时明廷为达到征辟张三丰的目的，将瓦屋山诬为“妖山”，逼其出山。此外，张还与峨眉山、成都等地的佛、道人士密切交往。《峨眉山志》卷8记：张三丰与夔府开元寺僧广海友善，临别留诗云：“深入浮屠断世情，达摩他行恰相应。天花隐隐呈微瑞，风叶琅琅咏大乘。”留草鞋一双、沉香三片而去。后广海献其诗与遗物于朝廷，永乐帝以一玉环千佛袈裟答之。又张三丰《留青羊宫四题》曰：“炼黍米须要有法财两件，心腹事须要托二三为伴，怎得个张环卫共谈玄，马半州同修炼。薛道光曾把俗还，王重阳曾遇良缘，伯端翁访友在扶风县，达磨祖了道在丽春院。终晓得花街柳巷，也正好参禅。”表明其性命双修的全真思想。张三丰在蜀地的活动，虽受政治的限制乃至打击，传播的全真思想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尊其为祖师的隐仙派自此在蜀地或明或暗地活动，影响悠长。清嘉庆咸丰年间，四川乐山李西月自称曾遇张三丰，从事三丰派丹法，编订《张三丰全集》，创立道教内丹修炼的“西派”。
贵州平越福泉山道场之所以著名，也与张三丰在此修炼分不开。据《张三丰先生全集》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张三丰践约到云南看望弟子沈万山，翌年在回武当山途中，见福泉山林木葱郁，山形奇绝，气灵境幽，是修道炼丹的好地方，遂在福泉山高贞观后空地结茅为庐，建礼斗亭，朝拜北斗，候诏飞升。建文元年（1399）丹成功就，与完璞子离开平越回武当山。张三丰在福泉山曾作自画像，永乐中，平越士绅将自画像刻成画像碑，名《张三丰真人自愿像石刻碑》置于新建小礼斗亭中，供人们瞻仰朝拜。张三丰遗有手制异形扇、书法楹联给高贞观中道士，为镇观之物保持到明末清初。另外，他还在福泉山作《打坐歌》等悟道修炼诗词数十首。因有张三丰在福泉山修炼过，福泉山名声大振，明初就成为西南地区的十大道场之一。
齐云山古称白岳，位于安徽南部休宁县城西15公里处，素为道教之地。相传张三丰在洪武年间来到齐云山传道，栖居于半山上一小屋中，后仙逝于此。他的徒弟将其肉身藏于一个岩洞之中，尊称“肉身洞”，洞前筑通灵殿。张三丰是否至齐云山及齐云山为其仙势处尚有疑问，但这一说法无疑抬高了齐云山在道教中的地位。明永乐十八年（1420）辟真武观，宣德四年（1429）建三清殿，正德十五年（1515）建玉虚宫。一切宫殿建筑，悉仿武当山。齐云山道徒频频往来武当山取经学习而全真道教渐具规范，形成武当全真道下之一大门派。齐云山因此号称“江南小武当”。明嘉靖年间，江西龙虎山正一教真人奏令道众诣齐云山为明世宗朱厚熜建醮祈嗣，据说果获灵应，龙颜大悦，赐建玄天太素宫于齐云岩，天师道正一派遂得以立足于齐云山。齐云山遂又成为全真、正一两派道教交流、融合之处。
自明初张三丰在武当山开创武当山全真道以来，湖南境内也多有武当山全真道的继承和传播者。境内各地较大的宫观多建有“祖师殿”，供奉真武大帝神像。著名的有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慈利五雷山、岳阳大云山、张家界朝天观等。上海地区也有武当全真弟子进入。《松江府志》及王逢《梧溪集》载，河南汝阳彭通微（1307-1394）元末游武当，师紫霄宫张真人，得炼气栖神之旨。洪武十四年（1381）赴细林山，结茅而居。曾蒙明太祖召见，赐号明真子。
甘肃全真道教的发展与武当山相关。明太祖洪武年间，封十四子朱瑛为肃庄王，镇守甘肃。朱瑛笃信道教，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在兰州西郊宋代九阳观旧址基础上重修改建为金天观，并延请武当山玉虚宫真人孙碧云为金天观主持。孙氏主持金天观后，由他手中形成的全真道榔梅派随之传入甘肃。全真派在甘肃广泛传播发展，道士多出家修炼，建丛林，住道观，道家风气为之一变。由于全真道的传播和丛林的广泛建立，道观在明朝大规模增加。除规模宏大的金天观为西北的重要宫观外，陇右地区各地都建有道观，计30余所。另外，清前期全真道著名道士李涵虚由武当太子坡西行，云游至陇西马龙山（即莲峰山），开创马龙山道教各庙观，成为马龙山开山祖师。
清朝前期，在武当山成长起来的全真道龙门派人，相继去河南、山西、四川、陕西等地，使龙门派传播更广。其中，四川地区又成为武当全真道的发扬光大的重要之地。据《龙门正宗碧洞堂上支谱》载，湖北武昌人陈清觉（1606-1705），至武当山太子坡拜龙门第9代詹太林为师，为龙门派第10代弟子。康熙八年（1669）入川，至青城山天师洞，修葺殿宇，潜心修道。二十六年（1687），将教务交道友张清湖经理，去成都青羊宫养静。三十四年（1695），臬宪赵良壁遇之，事以师礼，领受微言。发心于青羊宫旁捐修二仙庵，置买良田500余亩，请陈住持，开堂接众，大阐真风。越次年，赵升任两广，进京时将陈之事奏闻，蒙恩召见。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赐封“碧洞真人”号，并钦赐“碧洞丹台”匾额、“赤龙黑虎”诗章、珊瑚树、金杯等。陈传有弟子多人，多为蜀中各宫观的主持人。协助陈清觉传教创派的有其师兄弟张清湖、张清云、张清仕等人。清湖曾接替陈清觉任青城山天师洞住持；清云曾往三台县云台观任住持；清仕曾任青城山文昌宫住持。他们亦各传有弟子多人。这些弟子再递相传授，逐渐形成一个拥有众多道徒的龙门支派。该派尊陈清觉为祖师，以其“碧洞真人”号之“碧洞”名宗。碧洞宗仍据龙门派所订“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谱系进行传代。其开宗祖陈清觉为第十代，传至嘉庆、道光间，大约至第十六、十七代。碧洞宗以成都二仙庵、青城山天师洞为传播中心，逐渐发展，后来四川许多州县的宫观都有该宗道士住持，势力遍布四川全境，影响所及几达整个西南地区。
从明代开始，西南著名的道教基地云南巍宝山所传主要是全真道，有大理的“青衣道士”，四川的王旻、陈广玄等全真道士先后住在巍山的玄珠观等道教宫观中修炼和弘法。据现存青霞观内清嘉庆十五年立的《重修巍山霞观碑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来自武当山的全真道人沈妙章等在巍宝山募建青霞观，正式开辟为道教的十方丛林，使巍宝山全真道教盛极一时。随后相继又有四川青城山、贵州丹霞山等道教名山的道士来巍山修炼，弘传全真道。全真道龙门派清朝中期全面进入巍宝山，很快从前山发展到后山。每年农历正月十九为邱处机祖师的圣诞，巍宝山道教丛林组织和民间信教群众团体，在文昌宫做会，纪念丘祖。巍山境内除巍宝山发展为全真道丛林外，其他道教丛林还有太极顶、降龙寺，东山玄珠观、延真观等多处。云南的全真道传播发展，除武当山道士的直接弘扬外，也有四川、贵州等地全真的道士，而这些道士往往多渊源于武当山全真道。
总之，元明清时期，武当山全真道积极向外传播，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足以认定武当山是中国全真道传播发展的重心和基地。值得注意的是，武当山全真道在向外传播过程中，又往往与传播地域的地理人文相结合，发展出新的全真道派或道教思想。这自是对传统全真道的再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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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当山界于南北之间，又是传统的道教圣地，在宋元明清时期成为北方全真道向南发展传播的首选之地。全真道传入武当山的路径不一，有不同的全真道源、道派。因此武当山不仅是南北正一道、全真道融汇之地，也是全真道各派融汇之地。
在全真道传入之前，武当山是传统正一道的基地，正一道派势力根深蒂固。全真道之所以能比较迅速地在武当山拓展势力，一是武当山内丹思想较为浓厚，对全真道有较强的共融性。吕洞宾、陈抟就是武当山内丹家的杰出代表。二是全真道的道法清新，戒律精严，比传统的正一道派有若干进步。三是道教各派之间尽管不乏矛盾、冲撞、排斥，但总的说来相互之间还是多交流、学习、融合。四是全真道采取了武当山化的生存发展策略。全真道原本并不大重视真武信仰，但在武当山，真武信仰却成为其主要信仰之一。武当山历来就是诸多道派共存之地，居主导地位的长期是正一道。全真道不得不与当地的正一道发生联系，学习其道法仪轨，甚至以正一弟子的身份进行活动。这虽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全真道的性格特征，但也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了全真道的生存、发展。
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广泛，范围涉及以南方为主的南北诸多省区。可以说，南方各省区的全真道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几乎都与武当山全真道相关，武当山实是南方全真道传播的大本营。武当山全真道教之所能比较顺利地向各地传播，形成较大的影响，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武当山全真道在武当山上已与南方的正一道教有良好交流、碰撞、融合，带有武当山道教融合诸派的特色。武当全真道传播中，进入的又是正一道传统势力的区域，为了生存与发展，又不得不根据新地域的地理人文，进一步与正一道派相联系，发展出新的全真道派或新的道教思想。这一方面当然使全真道原本思想、道法发生很大变化，与正一道在表现形式上差别已不甚明显，形成了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新“全真”道教。倘若说全真道在武当山进行了第一次改造，那么从武当山传出的全真道，又在新传入地域进行了第二次改造。这是全真道地域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元明清时期武当山全真道传播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因素虽然是影响道教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地域人文因素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明代为例，全真道在明代沉寂不振，其主要的外因就在于明廷对全真道的压制。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遂使全真道在明代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然武当山道教底蕴深厚，极大地包容了全真道，统治者也不得不对其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值全国很多地方的全真道受政府排斥和打击而转入沉寂时，武当山全真道仍能相对活跃。武当山成为全真教得以栖身和继续流传的一个难得的据点。
全真道在武当山及武当山全真道向外的发展传播，面对的是传统势力强大的正一道和国家宗教政治的严重影响，不得不自我调适以求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全真道教。武当山作为南方全真教自我发展和向外传播的重要基地，对于全真道基本内核的保全及发扬光大，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地位。
注释：
[1]北宋真宗年间，为避真宗祖父赵玄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
[2]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3]关于“武当全真派”的论述，请参阅卿希泰《武当清微派与武当全真道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6期。
[4]据清人李西月《三丰全集·芦汀夜话》，张三丰自称生于蒙古定宗三年，即公元1248年。
[5]《藏外道书》第32册，第827页。
[6]《明史》卷299《张三丰传》。
[7]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
[8]上“圣旨”刻于武当山紫霄宫大殿壁上；亦见《道藏》第19册，第632-633页。
[9]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10]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11]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12]《藏外道书》第31册，第134页。
[13]《藏外道书》第12册，第14页。
[14]（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陈金凤，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