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家经典中,《阴符经》是最为奇异的一部经文。全文不过三四百字,文辞简朴,言语诡谲,与《道德经》、《参同契》并列为道教内丹修炼的基本经典。经中充满贼盗相夺、杀机四伏的气息,正如宋人黄震所说:"经以符言,既异矣;符以阴言,愈异矣。……谓五行为五贼,谓三才为三盗。"(《黄氏日钞》卷五十八)贼盗思想贯穿全文,隐含着深远的立意,暗合着丰富的环境伦理观念,具有极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一、贼盗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容
《阴符经》中五贼三盗思想具有深刻的内容。篇首以观天道、执天行为全文的总观点。文中以五贼生克的物质基础为论据之一,从微观角度把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要素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诡称贼寇相夺,暗示着人与自然存在的紧张关系;以三盗损益的相互关系为论据之二,从宏观角度把天地、万物和人所形成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描绘为偷盗四起、恩仇相报的景象,说明了自然理性存在内在价值。篇末以维护生态平衡关系,保证资源持续利用,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三点主张总结全文。
《阴符经》开篇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生活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两项任务:一是观察、认识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和规律;二是掌握、执行这一法则和规律。一个"尽"字,不但说明人类认识并执行自然法则就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而且反映了只要遵循自然法则,人类生存问题就可以尽善尽美的得到解决。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生存实践问题,《阴符经》并非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看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而是站在自然理性的内在价值高度鸟瞰这一问题,因为人类作为自然本身一部分,从根本上讲,在整个大自然中所能做的除了认识和执行自然法则外,没有别的出路。全文关于五贼三盗理论的阐述过程充分论证了这一观点。
《阴符经》用传统的五行理论阐述自然法则。传统的五行理论是关于木、火、土、金、水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所谓相生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谓相克关系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观。《阴符经》把五行称作五贼是别有用意的,意在突出五行之间生克顺逆关系是自然的内在理性,其生自然而然,其克亦不知不觉,就像万物之间互相偷夺、互相掠取一样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夺取它物以为己生之同时亦被它物所贼害。但是,人们并不知晓世界的这一贼害性,人们以为对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无限占有,结果最终为物所累,被物所害。所以,人们只要懂得自然理性的贼意,发现其中内在价值的奥妙,就可以"见之者昌",为人必能内外沟通、自然和谐;为生必能用之有度、细水常流;为政必能下情上达、政通人和。
个人究竟如何认识五贼生克关系呢?《阴符经》说:"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五贼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要素,人是五贼的产物,人与万物同根同源,遵循共同规律,当然对五贼要素在自然界中的变化现象和反映过程息息相通,互相感应,人与自然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人们贼天地之元气,夺阴阳之造化如同信手拈来一样自然,明目畅情,调和心性,必能长生久视。反之,则人欲横流,贪得无厌,定会迷情乱性。正如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言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所以,《阴符经》曰:"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只要把好眼、口、耳三关,内外就能沟通平衡,邪气就不会侵害身心,这是把握和调节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也是理顺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
社会又该如何认识五贼生克关系呢?《阴符经》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这就告诉人们通过一些奇异现象能够感悟到世界将要发生的变化。经中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相互偷取、相互掠夺的关系诡称"杀机"突出了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紧张关系,说明生态失衡、环境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严重性和紧急性,体现了《阴符经》贼盗思想的用意。本来人与自然,人与万物都受自然理性支配,共同遵循客观规律,一切体现自然内在价值,社会就会和谐稳定,自然就能风调雨顺。但是,由于人们违背自然法则,肆意开发,横征暴敛,必然造成社会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万物内在价值的矛盾。森林砍伐过度,水土就会流失严重;空气湿度改变,气温就会变化不均;雨雪不调,旱涝不匀;水生动物就要出现异常反应,这是天灾,表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常,应该立即调整社会经济、政治政策,否则,社会紊乱,正气压不住邪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是非不清,人心思乱,这又是人祸。如果天灾人祸并起,那就救治不及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人类社会不能自觉改善天人关系,那么自然理性就通过天人合发的方式,将这一切悖逆紊乱的关系予以调整,使之回到自然平衡的轨道上来,重新开始演变发展。这个道理古人早已懂得。但是,人们没能改善环境状况,只好依靠自然理性、客观规律的力量调整危机状况。这就是《阴符经》:"天生天杀道之理"的意义所在。
《阴符经》在五贼生克的物质基础上,提出了"三才相盗"思想。经曰:"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即安。"《易传》把天、地、人称为三才,而《阴符经》把天地、万物、人称为三才,"三才"实际是自然整体。如果说"五贼"是从微观角度论述自然世界的物质基础,那么"三盗"就是从宏观角度阐明世界的损益关系。"盗"与"贼"意类似,具有悄悄偷取,暗中拿走的特点。天地由阴阳之气构成,阴阳二气相摩相荡化生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质,五种基质相生相克形成万物。这一过程是天地在不知不觉运动中化生了万物,所以叫做万物盗天地。万物由于受"五贼"矛盾特性的决定,昼夜更迭、四季交替,客观上为人类生存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和环境,提供了物质资源和能源,因此人又盗取了万物而生存。但是,人在盗取万物维持生命的同时,又在损耗着生命机体的功能和破坏着生存环境,这就是万物盗人。所以,天地、万物和人之间暗合着相互形成、相互生长与相互克服、相互侵夺的造化之机,《阴符经》称之为"盗机",这种"盗机"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抽象的自然理性和客观规律,反映着自然的内在价值。聪明的人掌握了它就能清心寡欲,适时而动,安身立命;愚蠢的人不懂得它,疯狂掠夺,贪得无厌,最后折身损命。因为天道无情无恩,以其雷鸣闪电、烈风暴雨的方式表达着自然的情绪。表面看来自然似乎十分愚蠢,实际上它变化多端、风云莫测,绝不会因人喜欢而多施雨露,也绝不会因人厌恶而少降霜雪,表现了"天之至私"的特性;但是,如果人们懂得"盗机",利用它的变化规律为人服务,带来利益,又表现了天道"用之至公"的特性。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至私"与"至公"的辩证统一。
《阴符经》在论证"盗机"的过程中强调了"道法自然"的思想。人只能站在自然的角度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也只有站在自然的立场利用自然为人所用。如果一切从人出发,以人的目的为中心,那么恐怕会和自然的内在价值悖离太远,最终危害了人的利益。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把人看作自然的一分子,并顺从自然之道,遵循万物变化之理,使人的利益符合自然的利益,人的价值适应自然的价值,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自然万物的损益关系,否则,绝不会创造和谐的生态关系和有利的环境条件。体现了道家道法自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一贯思想。《阴符经》用"贼盗"二字极为绝妙地概括了天地、万物、人类关系的实质,对人类中心主义不无讽刺之意。
二、贼盗思想与环境伦理观念
世界既然是五行构成相贼基础,三才形成相盗关系,人只能利用这一"贼盗"法则,而不能改变它。那么,人生于世究竟应该怎么做呢?《阴符经》对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三点主张作为全文的结论,引申和发挥了贼盗思想的意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环境伦理观念,对于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全人类有非常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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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阴符经》曰:"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这个观点意在说明人与自然必须维护一种恩害相抵的生态平衡关系。生态的贼盗性质是人们在充分利用自然有用的一面而又饱尝自然灾害的另一面之后而认识到的。《列子·天瑞篇》讲:"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这就是人们充分利用自然有利的一面,但是,人们往往因为受恩于自然而过分地掠夺自然万物,自然万物就要采取天发杀机,人发杀机,或者天人合发杀机的形式报复人类,使人类反受害于自然,这就是"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的道理。虽然古人没有我们今天对生态失衡、环境危机感受这样强烈,但是,道家智慧总是从一个更大的自然理性法整体出发看待人生世界,从更深的自然内在价值层面反观万物关系,理性的光辉早早透视出自然的贼盗实质。《孟子·离娄下》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所以"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如果"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细网)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早在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懂得了维护生态平衡的道理,晚出的《阴符经》更是对这一古老的智慧从哲学理论高度作了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因此,生态系统失衡并非现代的事,古代就已经存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人为活动对这些能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活动方式不当,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倒退甚至崩溃。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臭氧层变薄以及许多生物物种的消失等,都是人们活动造成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恶化。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并且是不可逆的。这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引起的一种负效应累积,人们耕种农田,开山采矿,建造运河、水库,发展交通运输系统,建设城市、工厂,所有这些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种活动是以向自然界单向索取为代价的,即贼盗了天地万物,然而天地万物又以无情的自然理性法则贼盗了人类社会本身。在渔猎文明时代,人类消灭了大量物种,导致地区性生态失衡,不得不以迁徙度过危机;在农业文明时代,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的土地危机,一些地方的人口长期外流;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失衡更为严重,变成全球性现象。自然界本身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即自净能力、再生能力、报复能力,也就是《阴符经》所说的"人,万物之盗"的贼盗功能,它是自然理性内在价值的表现,自然理性并非人格化的意识活动,而是非人格非意识的客观运动规律,正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论语·阳货》);内在价值并非人类目的的意志取向,而是客观事物的自身调节功能,正所谓"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同上)。
因此,生态危机的实质不是自然危机,而是人类危机。人类危机的认识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人虽为万物之灵,但并非万物之神,更不是万物中心;人虽有认识万物之理的能力,但并不能支配万物变化之理。人所能做的不过是遵循自然、借取自然而已,因为自然本身具有理性法则和内在价值,它不能为人所创造,也不能为人所消灭,自然物虽可为人所盗取,但绝不能过分过量,否则自然就要反盗于人。所以,不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新环境伦理不可能建立起来。人类仅仅知道自己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自觉的把自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积极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其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达到最佳效果,结构和功能保持良好状态。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自然观,建立一种全新的"大自然观",即不仅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理性,而且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也具有自身价值。
第二、《阴符经》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这是说明要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道理。因为天地、万物与人存在一种"贼盗"关系,人在盗取万物以为己生的同时,已经埋下了死亡祸根,因为万物也在贼害着人的机体,消耗着人的生命。所以人们要一方面保持节制,减少损害;另一方面适度开发,持续利用。经中"日月有数,大小有定。""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认为自然有定数,生物有时机,"定数""时机"概念就是典型的持续利用资源观念。天地、万物、人之间不仅存在一种贼盗关系,而且在种类和数量上也有定数,就一定的范围、一定的个体而言事物都是有限的,正如我们的世界中不论是矿物,还是生物;不论是水源,还是空气都有极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物质能量的转化和守衡也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的,并非任何条件任何时候都能转化。古代的人们从"竭泽而渔"的事例中就懂得持续利用资源的道理,河湖中保持一定数量的鱼类生物,不仅可以长期供应某一地区人们食鱼之需要,而且有利于发展其它水禽事业,所以古人禁止使用细网捕捞鱼类,一方面保证水产的持续利用,另一方面保持肥沃的水源有利于农业灌溉,从而使粮食、鱼肉、蛋奶的生产和供应保持均衡不断。《阴符经》从有限的生活实践范围内深刻地洞察出人与环境、社会与自然的持续利用关系的道理,完全是由于作者基于尊重自然规律的基本态度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高屋建瓴而得出的精辟结论。
实际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必然伴随着正负两种效应,这种效应随着人类发展的增长,特别是社会生产以自然生产无法比拟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就不能不打断自然生产的过程而造成资源不能持续利用的恶果。尤其是工业社会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对资源无限掠夺,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生态价值,只重视生产的正效应而轻视它的负效应,更不懂得二者之间的贼盗关系。人们以为生产只是把极小一部分资源转化为产品,而绝大部分资源又以废物的形式排放出去,殊不知就是这些排放出去的绝大部分资源成为自然贼盗人类社会的代价,因为这一部分资源绝大部分不能转入自然再生产的过程中去,从而减少了自然界中的有效资源数量,当这个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起其它物质资源的畸变或灾变,甚至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很有可能全面恶化,进而彻底崩溃。比如森林砍伐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大规模水土流失,旱涝不均,洪水泛滥,土地沙化,这时粮食连年歉收,遍地饥荒,人口锐减,原有的繁荣萧条了,高度的文明衰落了。古代许多文明地区的衰落和消失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能持续利用资源造成的,例如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今日都是一片沙海和荒漠;而古希腊文明却是荒山秃岭。这些文明都是在森林砍伐殆尽、水土资源枯竭后而毁灭和衰落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是至今存在下来的两大古文明,但是也有大片干旱土地和沙漠,如果不及早改变这一状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绝不能把自然看作是人外在的东西,自然与人的价值是对立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不改变,就不会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改变以往所形成的狭隘的生产方式,丰富、扩大和深化社会生产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生产观",全面调整社会生产和自然生产的关系,使社会生产的速度与自然生产的速度保持一致,人的增长与自然的增长保持一致,社会需求与自然循环保持一致,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阴符经》曰:"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说明作者注重时事变化,强调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反映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社会能否实现稳定发展,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环节,实现人生在世最终目标的关键,所以,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要注意社情民风,人心向背,随时从一些微小的事件中发现百姓的好恶,及时调整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其既成为正确引导社会生产的绿灯,又成为恰当调节社会生产和自然生产关系的杠杆,使政策能够顺天时,尽地利,遂民情,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作者从道家传统的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把人生目的的实现过程看作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社会方面就表现为稳定发展,而社会的稳定则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经济利益的获取渠道,生产部门的关系协调以及人群意识、地域差异、民族观念、政治意向等等层面,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对全系统产生影响,特别是某一极端现象出现,会导致系统的失衡和紊乱。
因此,明哲的人,特别是明君一定要留心时事,观察民情,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情况,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努力了解社会发展脉搏,洞察时代精神趋向。及时调整政策,使社会各方面关系顺遂畅达,既要考虑生产的效率,又要兼顾社会的公平;既强调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保持社会形势的稳定,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上凡是短命的王朝或衰落的文明,都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种关系,调整好这一政策而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公平,不但贫富悬殊严重,而且下情不能上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腐败盛行,世风日下,最后必然是衰败而来,灭亡即至。所以,道家居安思危、慎终追远,把万物有序、社会稳定看作理想社会。为此,人类必须改变原有的思想认识和生产方式,及其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全新的"大社会观",即建立一种从根本上适合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建立一种人类能够自觉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贼盗"关系的根本观念。
总之,《阴符经》这本奇异的道家经典,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环境伦理观念,对于走入新世纪的人类无疑是一思想宝藏,值得我们认真挖掘。